卷五百六十二

○国史部　疏缪不实，非才疏缪。

《广记》备言国史之职也。章，往考来，《春秋》之义也。夫《司记》言「动糸由绎，编简为一代之典，流千秋之训，固宜书法不隐，叙事可观，研思覃精，间不容洌。岂有脱落时事，采述异端，体芜舛而不伦，文混漫而难辨。否臧非允，论次乖方，物议既喧，讼牒斯集，固知述作之际，宜图任于良士焉。

晋王沈初仕魏为侍中，与荀ダ、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

郭颁撰《魏、晋世语》，蹇乏全无宫商，最为鄙劣。以时有异事，故颇行于世。干宝、孙盛等多采其言，以为《晋书》。王隐为著作郎，后黜归于家。撰《晋书》成，诣阙上之。隐虽好著述，而文辞鄙拙，芜舛不伦。其书次第可观者，皆其父所撰。文体混漫，义不可解者，隐之作也。

后魏邓渊为尚书吏部郎，道武诏渊撰国记，渊造十馀卷，唯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

李彪为秘书丞，奏著作事，自文成帝已来，至于太和，崔浩、高允著作国书，编年序录，为《春秋》之体，遗落时事，三无一存。

崔鸿为散骑常侍、齐州刺史，撰《十六国春秋鸿》，经综既广，多有违谬。至如太祖天兴二年，姚兴改号鸿始，而鸿以为改在元年。太宗永兴二年，慕容超擒于广固，鸿又以为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败于长安，而鸿亦以为灭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山伟为秘书监，迁侍中、中书令，皆领著作。国史自邓渊、崔琛、崔浩、高允、李彪、崔光以还，诸人相继撰录纂集及伟等言，舀说上党王天穆及尔朱世隆，以为国书正应代人修缉，不宜委之馀人，是以綦伟等更主大籍，守旧而已，初无述著，故自崔鸿死后，迄终伟身，二十许载，时事荡然，万不记一，后人执笔无凭，致史之遗阙，伟之由也。

北齐魏收为中书令，兼著作郎，诏撰《魏史》。既成，时论言收著史不平，前后投诉百有馀人。文宣重收才，不欲加罪。然犹以群口沸腾，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陈牒。于是众口言宣，然号为「秽史」。

杨休之为中书监，魏收之卒也，文宣命休之裁正其所撰《魏书》。休之收叙其家事稍美，且寡才学，浅延岁时，竟不措手，唯削去嫡庶一百馀人。

宋孝王为北平王文学，求入文林馆不遂，因非毁朝士，撰《别录》二十卷。会周平齐，改为《关东风俗传》，更广见闻，勒成三十卷以上之。事多妄缪，篇第冗杂，无著述体。

隋王邵为著作郎，累迁秘书少监。在著作将二十年，专典国史，撰《隋书》八十卷。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烈将善恶之迹，湮没无闻。初撰齐志为编年体二十卷，复为《齐书》纪传一百卷，及《平贼记》三卷。或文词鄙野，或不轨不物，骇人视听，大为有识所嗤鄙。

唐吴兢为左庶子、史馆修书，撰《唐书》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未就。开元十七年，玄宗令中使就取，得五十馀卷，其记事疏略，不堪行用又云：兢居史职凡三十年，叙事简要，人用称之，末年伤于太简。出为荆州司马，累迁尝王传。尝以《五代史》繁杂，及别撰《梁》、《齐》、《周史》各十卷，《陈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又伤疏略。兢虽老耄，犹希史职，而行步伛偻。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卒后，其子进兢所撰《唐书》八十馀卷，事多纰缪，终不逮于壮年。

令狐亘为左庶子、史馆修撰。在史馆，修《玄宗实录》百卷，撰《代宗实录》四十卷。虽勤苦，然多遗漏，不称良史。至元和二年，其子丕为太仆寺丞，进亘所撰《代宗实录》四十卷，诏付史馆，赠亘工部尚书。叙事用舍咸不当，而又多于漏略名臣如房、硬、涣、⒋直疏如颜真卿，略而不载。

○国史部　不实：

《传》曰：「书法不隐」。又曰：「不刊之书，盖圣人垂世立法，惩恶劝善者也。若乃因嫌而沮善，渎货以隐恶，或畏威而曲加文饰，或徇时而蔑纪，勋伐，恣笔端而溢美，擅胸臆以厚诬，宜当秽史之名，岂曰传信之实垂于后也，不其恧欤！

后汉灵帝时，长水校尉刘琛等撰。《东观汉记》云：「中常侍孙程，北新城人卫康叔之胄孙，林父之后，自程已下十九人与程同功者，皆叙其所承本系」。盖当时史官惧程等威权，故曲为文饰。

晋陈寿，武帝时为著作郎。撰《三国志》。初，寿父为蜀将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亮子瞻又轻寿，故寿为亮立传。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一说寿尝为瞻吏，为瞻所辱，故云宦官。黄皓窃弄权柄，而瞻将护，无能矫正也。又《魏志》云：曹公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时公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裴松之以为魏武初起，兵已有众五千，自后百战百胜，败者二十三而已矣。但一破黄巾，受降卒三十馀万，所吞并不可悉纪，虽征战损伤，未应如此之少也。夫结营相守，异于摧锋决战。《本纪》云：绍众十馀万，屯营东西数十里。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出世，安有数千之兵不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诸书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糸专，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将记述者，欲以见奇，非实录也」。案《锺繇传》云：「公与绍相持，繇为司隶，送马二千馀匹以给军」。《本纪》及《世语》并云，公时有骑六百馀匹，繇马为安在哉？

王沉，武帝时为侍中典著作，与荀ダ、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

梁沈约初仕南齐，及武帝为太子家令，撰《宋书》，多载孝武、明帝诸鄙渎事。帝遣左右谓约曰：「孝武事迹不容顿称。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多所省除。

吴均，天监中，为奉朝请，表求撰《齐》《春秋》之书，成奏之。高祖以其书不实，使中书舍人刘之遴诘问数条，竟支离无对，敕付省焚之，坐免职。

萧韶，太清初为舍人。城舀奉诏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寻觅，令韶说城内事，韶不能人人为说，乃疏一卷，客问者便示之。湘东王闻而取看，谓曰：「昔王韶之为《隆安纪》十卷，说晋末之乱离，今之萧韶，亦可为《太清纪》十卷矣」。韶乃更为《太清记，其诸议论，多谢昊为之。韶既承旨撰著，多非实录。

北齐魏收天保中，为中书令，兼著作郎。诏撰魏史，引史官并非史才，修史诸人，祖宗姻戚，多被书录，饰以美言。收颇性急，不甚能平，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占？举言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初，收在神武时为太常少卿，修国史，得杨休之助，因谢休之曰：「无以谢德，当为卿作佳传」。休之父固，魏世为北平太守，以贪虐为中尉李平所弹获罪，载在魏起居注。收书云：「固为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又云：「李平深相敬重。尔朱荣于魏为贼，收以高祖出自尔朱，且纳荣子金，故减其恶而增其善。论云：「若修德义之风，则韩、彭、伊、霍，夫何足数」。史既成时，论言收著史不平。文宣诏收于尚书省与诸家子孙共议论讨，前后投诉百有馀人，云遗其家世职位，或云其家不见记录。或云妄有非毁，收皆随状。阒、范阳卢、裴父同附出族祖元传下，顿丘李庶家传，称其本是梁国家人。裴庶讥议，云「史书不直」。收性急，不胜其愤，启诬其罪，欲加屠害。帝大怒，亲自诘责。裴裴曰：「臣父仕魏，位至仪同，功业显著，名闻天下，与收无亲，遂不立传。博陵崔绰，位止本郡功曹，更无事迹，是收外亲，乃为传首」。收曰：「绰虽无位，名义可嘉，所以合传」。帝曰：「卿何由知其好人？」收曰：「高允曾为绰赞，称有道德」。帝曰：「司空才士，为人作赞，正应称扬，亦如卿为人作文章，道其好者，岂能皆实」。收无以对战，心栗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时太原王松年亦谤史，及裴庶并获罪，各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卢思道亦抵罪。然犹以群口沸腾，敕魏史且勿施行，令群臣博议，听有家事者入署，不实者陈牒。于是众口喧然，号为「秽史」，投牒者相次无以抗之。时左仆射杨视移蜕，涓叩抡二人，势倾朝野，与收皆亲。收遂为其家并作传。二人不欲言史不实，抑塞诉辞，终文宣世更不重论。又以尚书陆操尝谓试唬何菏瘴菏榭，晌讲┪锖，瓴庞写蠊于魏室。其后群臣多言魏史不实，武成复敕更审，收又回换，遂为卢仝立传，崔绰反更附出。杨蚀本云「有魏以来，一门而已，至是改此八字。又先云「弘农华阴人」，乃改「自云弘农」以配王惠龙自云太原人，此其失也。收为左仆射，武平三年卒。既缘史笔，多憾于人。齐亡之岁，收冢被发，弃其骨于外。

刁柔，天保中为国子博士。时魏收撰《魏史》，启柔等与同其事。柔性颇专固，自是所闻，收尝所嫌惮，在史馆未久，逢勒成之际，志存偏党。《魏书》中与其内外通亲者，并虚美过实，深为时论所讥。

唐许敬宗，显庆中为太子少师，仍东西台三品，依旧修国史。先是，国子祭酒令狐德┮兰痛之体，撰成《国史》八十卷，其后敬宗续修，增为一百卷。敬宗自掌知国史，记事不直，论者尤之。初，虞世基与敬宗父善心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时为国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谓人曰：「世基被戮，世南匍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敬宗闻而衔之。及为德彝立传，盛加其罪恶。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皇家之隶也，敬宗与之结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其功绩。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多得赂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悉为隐诸过咎。太宗作《威凤赋》以赐长孙无忌，敬宗改云赐敬德。白州人庞孝泰，蛮酋七品，率兵从征高丽，贼知其懦，袭破之。敬宗又纳其宝货，称孝泰频破贼徒，斩获数万。汉将骁彳建者，唯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虚美隐恶如此。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已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

韩愈，宪宗元和中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顺宗实录》五卷，至太和五年，敕宰臣监修国史路隋等重加刊正。隋等奏曰：「臣自奉宣旨，寻取史本，欲加笔削。近伏见卫尉卿周君巢、谏议大夫王彦威、给事中李固言及史官苏景裔等各上草疏，具陈刊改非宜，又闻班行以此议论颇众。臣伏以史策之作，劝诫所存，事有当书，理宜归实。匹夫美恶，尚不可诬，人君得失，无容虚载。圣恩以前《实录》记贞元末数事，稍非摭实，盖出传闻，审知差舛，便使刊正。顷因日屡形圣言，通计前后至于数四。臣及宗闵、僧孺，亦以永贞已来，岁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难详知。陛下所言，皆是接于耳目。既闻乖谬，因述古今，引前史直不疑盗嫂之言，及第五伦挝妇公之说，固多此比，难尽信书。所冀睿鉴详于听言，深宫慎于行事，持此比类，上开聪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谬。由是近垂宣命，令有改修。臣等伏以贞观已来，累朝实录，有经重撰，不敢固辞，但欲粗删深误，亦固尽存诸说。宗闵、僧孺相与崃吭荡耸，槌伸逗愈。今史官李汉、蒋系皆愈之子婿，若遣参撰，或致私嫌。以臣既职监修，盍令详正，及经奏请，事遂施行。今者寮庶竞言，不知本起，表章交奏，似有他疑。臣虽至昧，容非自请。既进群议，辄冒上闻，纵臣果获修成，必惧终为时累。且韩所书，亦出非已，元和之后，已是相循，纵其密亲，岂害公理，使归本职，实谓正名。其实录状，伏望条示旧记最错者，宜付史官，委之修定。则冀圣祖垂休，永无惭于传信。下臣非据，获减戾于侵官。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义。流议自弭，时论攸宜」。诏曰：「其录中所书德宗、顺宗朝禁中事，寻访根抵，盖其谬传，谅非信史。宜令史官详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馀依奏」。开元二年二月，文宗御紫宸殿，又谓宰臣郑覃、李固言李石曰：「顺宗实录似未详实，史官韩愈不是当时屈人否？」石曰：「韩愈，贞元末间为四门博士」。帝曰：「司马迁与任安书，全是怨望，所以汉武本纪，事多不实」。覃曰：「汉武中年后，大发戎马，拓土开边，生人耗竭，粮食襄不给。本纪所述，亦非过言」。石曰：「史笔不直，率多无后。郑覃所陈，志在讥谏。欲陛下究竟盛德，故言汉武不屈」。帝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诚可为戒」。

李绰，会昌中为平章事，监修国史。武宗遣绅与修撰郑亚重修《宪宗实录》，绅亚取行状谥议，将相之间，过为增食。希至宣宗中，大中二年十一月敕：「《宪宗实录》宜施行旧本，其新本委州府长史察访，如录得者，并送史馆，不得辄留」。

周贾纬，初仕汉，为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判馆事。乾讨惺苴，与王仲、窦俨修晋高祖、少帝、汉高祖三朝实录，纬以笔削为己任，然而褒贬任情，记注不实。晋宰相桑维翰执政日，薄纬之为人，不甚见《礼》，纬深衔之。及《叙维翰传》，称维翰身没之后，有白金八千挺，他物称是。翰林学士徐台符，纬邑人也，与纬相善，谓纬曰：「窃闻吾友书桑魏公白金之数，不亦多乎？但以十目所睹，不可厚诬」。纬不得已，改为白金数十挺。

○国史部　非才

夫史氏之职，掌四方之志，善恶不隐，言动必书，固宜妙选良材，图任明职，广示惩劝之义，备孟曷灾体，成大典于一代，垂信辞于千祀。若乃司载笔之官，昧叙事之方，徒淹岁时，空索编简，或糸由绎之靡就，或颁次之无文，昧进旷官，盖可惩也。

后魏李谐为长史兼中书侍郎崔光引为著作郎。谐在史职，无所历意。

孙惠蔚为黄门郎，代崔光为著作。首尾五载，无所撰著，自披其传注数行而已。

刘仁之为著作郎，兼中书令，既非其才，在史未尝执笔。

李琰之为著作郎、黄门郎，皆修国史，每自夸文章，从姨兄常景笑而不许。前后再居史职，无所编缉。

谷纂为著作郎，监国史，不能有所缉缀。

宋钦初，仕沮渠蒙逊为中书郎，入国，拜著作郎。钦在河西，撰《蒙逊记》，无足可称。

游雅为秘书监，委以国史之任，不勤著述，竟无所成。北齐魏收为中书令，兼著作郎，诏撰魏史，引史官恐其凌逼，惟取学流，先相依附者。其房延绦、猎植、睦仲让虽夙涉朝位，并非史才。刁柔、裴昂之以儒业见，知全不堪，缉高季灰，宰蟮狼蠼。

唐李融为寿安丞。开元中，侍中、弘文馆学士裴光庭引融并拾遗张琪、著作郎司马利宾等直弘文馆，撰《续春秋经传》，上表，请以经为御撰。而光庭等相依左氏之体，为之作传，玄宗又手制褒赏之。光庭笔削于李融，书竟不就。

柳比为吏部侍郎，昭宗诏修宣宗、懿宗、僖宗实录》。始，丞相、监修国史杜让能以《三朝实录》未修，乃奏，比及右补阙裴庭裕、左拾遗孙泰、驾部员外郎李胤、太常博士郑光庭等十五人分修之。逾年，竟不能编录一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