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五十九

钦定四库全书

《皇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九乐考五

律吕制度二。

乾隆十年，

御制律吕正义后编成。

律吕正义后编乐问含少篇曰：问有以三寸九分为黄锺者，是耶非耶？曰：此乃含少非黄锺也。此说始于吕氏春秋，而长孙无忌之《隋志、刘恕之《外纪述之。至明李文利则树其一家之说，黄积庆、王邦直、李廷机之说与文利同曰，然则从九寸而不从三寸九分者何也？曰：此其义有四：端初九，律之首，初六吕之首，参天两地之义也，于三寸九分何取焉？一也。河图天数，九黄钟九寸，是得河图之天数也。洛书之数四十五，倍之为九十黄锺九寸是得洛书之倍数也。于三寸九分又何取焉？二也。黄锺之宫属土土重浊而下凝，若以三寸九分为之，是土反轻清而上浮也，可乎三也。九以纯阳为元声，管长声浊，故为十一律之本。若三寸九分之管，则极短极清，其能藴有众音乎？四也。黄锺制器，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若以三寸九分易之，则分之无一黍之广而度不成矣。龠无千二百黍之积而量不成矣，积无十二铢之重，而权衡不成矣。出纳鲜平，农桑失业，皆自此始，其可乎？曰：然，则其声为黄锺之宫者何也？曰：黄锺之半律不与黄锺应，而应黄锺者为太簇之半律。半太簇长四寸，其掣音之分比黄锺㣲低再短一分，则恰与黄锺合。故三寸九分之管，其声适中黄锺之宫。此乃声音应合自然之理，而非谓三寸九分即为黄锺也。且吕氏季夏纪又曰：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去其一分以下生。其法固与史记、汉书》同，而黄锺之宫仍实起于九寸也。是吕氏固亦未尝以是为黄锺也。汉书用吕氏说，而犹削去长三寸九分一语，盖亦有所不取矣。

又乐问朱载堉新说篇曰：问明郑世子载堉律吕精义，不宗黄锺九寸不用，三分损益不拘隔八，相生不取，围径皆同，何也？曰：此载堉之臆说也。淮南子曰：黄锺之律九寸而宫音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黄锺之数立焉，所以必九。其九者以宫数为八十一，而后宫、商角、徵羽各得整分无竒零也。载堉舍其九寸之说而执宫数之八十一，以为纵黍之长，此其为臆说者一也。律书生钟分，曰子一分丑三分，二十二律子母之分甚明。载堉强以子一分为一尺，又引汉志算法用竹径一分象黄锺之一为一尺之眀证。夫汉志所云算法用竹者，即后世之算筹也。径一分长六寸其数也。象黄锺之一者，即黄锺之一分象林锺之长者，即林锺之长数也。如以黄锺子一分为一尺，则林锺丑三分二已非六寸，顾以径一分象黄锺之一者为一尺，则长六寸，象林锺之长者又何说耶？此其为臆说者二也。律书又曰，置一而九三之以为法，实如法，得长一寸，凡得九寸，命曰黄锺之宫。汉志曰以成之数忖该之积，如法为一寸，则黄锺之长夫所谓成者酉也，即置一而九三之之数也。所谓该者亥也，即置一而十一三之之数也。其理其法信而有徵。载堉乃概以刘歆、班固为伪辞，而谬指史迁之一分为横黍一尺之柄据。此其为臆说者三也。三寸九分为含少载，堉谓于一百二十之中减三十九，得八十一夫一百二十数。既不合于图书，而说又不见于经传，此其为臆说者四也。管子曰：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锺小素之首。三之而四开云者，乃三倍全分之数四，分之而取其一之谓，是指弦音宫分为下徵四分之三而言载堉，乃以三之为三寸，又四之为十二寸，开以合九九为黄锺之长八十一，夫四与开既不得拆为二义，十二寸，又不得指为一百二十，是强为之解，而其义益不可通也。此其为臆说者五也。汉儒言律实倚易数而起载堉，既舍先儒而不之信，任其私智，创为新法，乃曰盖黄帝云然。此其为臆说者六也。律吕之用三分损益也，取诸声而后验诸数。载堉亦谓律由声制，非由度出，而乃自立差分之法，使第十三率为第一率之一半，则是律由度出而非由声制矣。此其为臆说者七也。律吕之隔八相生也，亦由十二律之既定，而推其损益之序适符乎位，次之自然，非人之所能为也。载堉既以己意立为差分之法，则连类而生也可隔一，亦可隔二，亦可以至隔三隔四隔五隔六隔，七顺生逆生亦无不可，是则人之所为矣。乃以此为循环无端之妙，用其何堪识者之一噱耶？此其为臆说者八也。律吕之围径同而长短异，故声之清浊髙下，于是乎生，汉志所谓厚窍均者是也。如以意为递减，则正律之于倍律，半律之于正律，或命为斜之方，或命为周之径，或命为三角之中垂，自二之一以至百之二，极形变态无所不可，而究于律吕之清浊髙下无当也。此其为臆说者九也。且律之为数，合纵长、面幂积实计之，无往非九，而声适中。黄锺之宫，三分损益，终于十二，此声音理数之所以妙合也。载堉以黄锺为一尺外径五分，而面幂积实无一合者。徒执差分周而复始之法，以自鸣其算术之精，此术士之曲艺，而于声音数理毫无所取也。此其为臆说者十也。曰载堉所定，十二律之率，皆以倍应锺之率累。除而得之，终而复始，可不谓精于算乎？曰：所贵乎算术者，皆出于数理之自然。故黄锺为律本，而十一律皆由之而生至顺也。如以倍应锺之率累除而得之，不已逆乎？曰：载堉之宻律，出于㮚氏为量，内方尺而圆其外，句股求弦岂絶无义理欤？曰：非有义理也，特假借句股之名以欺人耳。夫以黄锺为度法，东西为句，南北为股，倍𬎼宾为弦，其名已无当矣，至于句乘𬎼宾开平方而得南，吕以句股乘南，吕开立方而得应锺，又将何以名之乎？且其自为之说曰：造率始于黄锺，必先求蕤宾者，犹冬夏二至，次求夹锺、南，吕犹春秋二分，然其率并无次求夹锺之法，则是惟务文饰其词而并不顾，其显谬也，又宁可以义理求耶？曰：然则其率果何法乎？曰：差分法也，亦开诸乘方法也。其术先定黄锺正律为一尺倍，黄锺为二尺，其间十一律，皆欲作为连比例，率使累次乘除而得之，故以倍应锺之率，除倍应锺得黄锺之一尺，即以倍应锺之率，除倍无射，得倍应锺，是则倍应锺之率为方根，而倍无射之率，即方根自乘之数也。倍南吕之率，即方根再索之数也。由是递推，至于倍黄锺之率，即方根十一乘之数也。夫十一乘方之积，其为自乘者二，再乘者一，故以倍黄锺之率为实，开平方得数，又开平方得数，又开立方，即得倍应锺之率也。其所以一开平方而得倍𬎼宾，再开平方而得倍南吕者，凡数以某数乘几次之数相乘，即与以某数乘几，次等开诸乘方之法，固然与勾股弦冬夏至春秋分诸名义，了无干涉，而乃饰其词以自文，假其名以欺世，不亦惑之甚耶。曰开方之法，方边以十寸为尺，平方以百寸为尺，立方以千寸为尺，故载堉以二百为实，开平方得倍蕤宾。以十寸乘之，开平方得倍南吕，又以十寸再乘开立，方始得倍应锺。今谓以倍黄锺之率，二尺为实，或开平方或开立方，则寸分以下位数之不齐，其将何以命之乎？曰：凡命位以单位为主，彼其以黄锺之率为一尺，倍黄锺之率为二尺，其十一律之率，皆在一尺二尺之间，虽累次乘除，其位不改，故第以尺为单位，而寸分以下之竒零皆由尺。次第命之，自不虞其紊也。此命位之精义，固非载堉所及知也。曰三分损益，止于一法，载堉不拘隔，八则相生，乃有四法，可不谓善变者乎？曰：非善变也，止一比例术耳。且使十二律果可以比例相求，则又变之不胜变，岂止四法已哉？如载堉第一法，黄锺生林锺，林锺生太蔟，下生五亿乘，上生十亿乘，皆以七亿四千九百一十五万有竒除之，是固近乎乎？三分损益者矣，而其实有不然者。彼以黄锺生林锺，林锺生太蔟，犹仲吕之再生黄锺，故其所为七亿四千九百一十五万有竒者，即其仲吕之率也。下生犹正生半，故以五亿乘上生，犹半生正，故以十亿乘，则犹是比例术也。第二法黄锺逆生仲吕，仲吕逆生无射，犹林锺之逆生黄锺，故其所为六亿六千七百四十一万有奇者，即其林锺之率也。上生下生同第一法，则亦犹是比例术也。第三法是以应锺生半黄锺为比例也。第四法是以大吕生黄锺为比例也。夫十二律既皆为连比例率，则顺逆错综，无所不可与，其以仲吕再生黄锺为比例，何如以黄锺下生林锺为比例与？其以林锺逆生黄锺为比例，何如以黄锺转生倍仲吕为比例，与其以应锺顺生、半黄锺、大吕逆生黄锺为比例何如以黄锺顺生大吕逆生倍应锺为比例变除用乘法良简易载堉何未之知耶？曰：载堉所定围径之数十二律虽不同，然半黄锺适为倍黄锺之一半，亦以定率累除而得之，是又用何术欤？曰二十三乘连比例率也，彼求十二律之长，以正黄锺为倍黄锺之半，中间十一律，故为十一乘连比例，率其求围径，则以半黄锺为倍黄锺之一半，中间二十三律，故为二十三乘。连比例，率夫二十三乘方之，积其为自乘者三，再乘者一较之十一，乘方之积又多一，自乘而倍半之比例等，故即以倍应锺之率为实，开平方即得求围径之比例率也。曰其黄锺之外，径适为内径方之斜，又与倍黄锺之内径等，此亦岂私意之所得为欤？曰：此其比例之巧合者也。盖以半黄锺之率为一分，则黄锺之率为第十二乘，若以黄锺为一分，则倍黄锺之率亦为第十二乘，故倍黄锺之率与黄锺自乘之数等，以倍黄锺之率二尺为实，开平方得一四一四二一三五为黄锺之率，而两率相为比，即同于斜与方之比。其数恰合，非有出于比例之外也。曰载堉以比例率求围径，又以比例率求面幂积实，何以皆尽合乎。曰此同一比例也。凡物以类相比边，以线面以自乘，体以再乘线面，体虽不同，而比例则一载堉求面幂之率，即求长之率也，亦即径率自乘之数也。求积实之率，即长率再乘幂率之数也。夫以其径率自乘而求面，幂又以其长率再乘而求积实，初无彼此之别，又安得不尽合耶？曰：载堉引淮南子及晋、宋书所载十二律吕之数，谓亦不用三分损益，与其新法颇同。其说然欤？曰不然，是载堉之臆断也。按淮南子晋书𬎼宾之数五十七，宋书作五十六，夷则之数五十一，宋书作五十，当以淮南晋书为是，而宋书为非应锺之数四十二，宋书作四十三，夹锺之数六十八，宋书作六十七，当以淮南、晋书》为非，而宋书为是。盖即三分损益之数，过半分者进一数，不足则弃之，犹算家之所为强弱也。载堉自执己见，以夹锺之数为六十八则，与其所谓上生一千乘下生五百乘，总以七百四十九除者相合，遂以淮南晋书》为断。夫所谓七百四十九者，即其仲吕之率而去其奇零耳，不可以为据也。曰其所谓别法，用一千乘五百乘而用七五除者，又何说耶？曰：即三分损益之法也。以七百五十为三分，则二百五十为一分，故一千为四分，即三分益一也。五百为二分，即三分损一也。载堉以三分损益为旧法，而又必以一千乘五百乘、七百五十除者为别法，则其好为新奇可知矣。

又乐问往而不返，篇曰：问律吕之数，往而不返，何也？曰：仲吕三分益一以上生得七寸一分九厘一毫八丝七忽九㣲，二纎有竒，比之黄锺七寸二分，九厘之数不足九厘八毫一丝二忽零七纎有竒，所谓不返也易有之，穷则变，变则通，天下未有穷而不变者，即未有不穷而能变者。律至仲吕而穷，即以不返而变变而后十二律之道通也。夫十二律，犹十二时也，十二月也，厯十二时而成日而亥，尽交子之时，非即昨日之子，厯十二月而成岁，而正月朔旦，非即立春，积岁而为章，积章而为㑹，积㑹而为统，即至十一月朔旦子时冬至，五星如运珠，日月如合璧，而其所㑹之度，必不同于太初之度，其义一也。今欲仲吕生黄锺，是犹岁岁必以元日立春也，乌乎可哉？然仲吕三分益一，虽不足黄锺九寸之数，而较之大吕已为有馀，宁得不谓之返于黄锺耶？犹夫癸亥岁十二月，既尽甲子元日，虽非立春，宁得不谓之返于甲子耶？朱载堉以算术，取巧，必欲其返，而十二律之本数皆舛，是犹回回，以春分为岁首，十二月为一岁，天竺以黒月白月纪时，一岁二十四月，是二法者皆可舍气盈朔虚而气盈朔虚在其内，然此可以为敬授人时之宪典欤？

又《乐问中声篇》曰：「问宫最浊，商次浊角，居中徵，次清羽，最清」。然则角乃中声，乐不以角为君，而以宫为君，何也？曰沈括曰浊，为宫，稍清为商、最清为角，清浊不常为徵羽。斯言最是夫音，大则浊，小则清，自宫以下，清至于羽而止，自羽以上，浊至于宫而止羽之下，不容复有声，必转而之乎宫之上乃可。然则宫乃中声正声君声而不可以紊欤？沈括斯言，正足以证律吕应倍不应半之义也。

又乐问四倍律篇曰：「问古以十二正律不足于用，必加以四清声而后成乐。今乃不用半黄锺、半太簇、半大吕、半夹锺而用倍夷则、倍无射、倍南吕、倍应锺、黄锺为元首之象，与其加倍律于上，何如加半律于下欤？曰：黄钟者应乎气之始，而实应乎声之中中，则必有始。今不始之求而于末续之，以中为始，则中失其中，而黄锺于是乎非黄锺，而以太簇、夹锺、姑洗之间当黄锺矣。夫黄锺之声，中之中也，中之中即正中也，故曰正声。从此中正之声以执其两端，而数乃由以起，则此中正之声乃元声也。然而此声必有上必有下上之固，至于无射应锺矣，下之非加四倍律，则黄锺不得为中之中，四倍律者，乃自然而然，而毫非人力之所能为也。然世以黄锺为始律，故第一声必黄锺，于是宫立于姑洗焉，又舛其度。于是或在太蔟、夹、锺之间，或在夹锺、姑洗之间，是以不用半声，不能成乐，此数千年之袭谬至

圣祖仁皇帝而重开者也。朱子亦曰：「黄锺为中之中，犹夫子时初四刻，属前日正四刻，属后日两日之间中。

之中也，正与今之用倍律不用半律者同义，而特未尝著为定论，以黜用四清声之非。假使朱子而在今日得左右。

圣祖仁皇帝以成一代定乐之功，不且千古之一快也哉！又《乐问变律篇》曰：「问京房六十律，蔡元定六变律。

今皆不用，何也？曰：圣人制律必实，有是音而后有是器，六吕之与六律同一声，字而髙半音，故谓之六同，又谓之六间。若执始而下，比之正律，只差分厘愈短，则差愈少，不能自成一音，又安得自为一器乎？新书用六变律，即执始去灭时，息结躬变虞迟内，不用其名而用其实，谓为还宫用声之纲领，今弦则取之，而管则不取，以仲吕之管为宫，则其五声二变之音已具八管之内六正吕二倍吕，不须另制变律也。曰：新书有云：乐之和在于三分损益，乐之辨，在于上下相生，今以仲吕之管为宫，其馀七管，皆非仲吕上下损益之所生，宜其不和不辨，而谓五声二变之音已具，八管之内又何也？曰十一律皆由黄锺上下，损益而生，则是十二律之音固已和矣辨矣，安得仲吕为宫遂不和不辨乎？且由仲吕而再生六变律，不能与六正律另为一音，安得与变律和而辨，与正律不和而不辨乎？无庸，更求变律，而七声之用自足，故曰已具也。曰国语曰大不逾宫，细不逾羽，所谓不相陵犯也。今管无半律，则商角征羽不嫌其大于宫乎？曰国语所云者，乃五音之定分宫数，不及八十一则为君陵。臣商数大于七十二则为臣犯君，五音各得其分而不失之少，则不下陵矣，各得其分而不失之，多则不上犯矣。至于还宫之法，则或倍或半，各随其用，管子征羽之数大于宫是也。盖调有髙低，音有升降，髙调自下而上，上极则转而之低低，调自上而下，下极则转而之髙，中调则周旋于髙低之间，乃声音自然之理，又乌有大于宫之患哉？曰：黄锺不为他律役者，以有变黄锺也。今无变律，则黄锺为他律役矣，其可乎？曰：黄锺之不为他律役，乃弦度之自然，后人因以至尊之义傅之耳。锺律止于十六，若非黄锺将焉用之？且即以役而论，林锺止为黄锺役，太蔟不为姑洗，南吕役南吕不为姑洗役。臣为君事役而不为民物役，犹可说也。事不为臣役，物不为民役，亦有说乎？故以声气之元而论，则十一律皆黄锺，统体一太极也。而以还相为宫而论，则黄锺亦一律各具一太极也。使能大而不能小，能尊而不能卑，则黄锺转成无用之物，而于义为亢矣。况律以和声倡和清浊迭相为经，所以成乐也，而拘文牵义，岂律吕之本哉？曰：明郑世子载堉六变律可废之说与今同乎？曰否。郑世子谓仲吕复生黄锺，而半律与全律应，故七音皆用正律，失还宫之实，而蹈商大于宫之弊，则又不如用变律之犹自有条理也。乌可与今之精义而利用者同日语哉？

又乐问律吕分均篇曰：问一均之内，律吕互用，由来旧矣。今钟磬排箫，以六律加二倍，律为阳均，六吕加二倍，吕为阴均，阳纯用律阴，纯用吕，果可为万世法乎？曰：音之有七也，以第八音与首音同，然在弦则半分与全分，应自首音至第八音，计得六分，五声各得一分，二变各得半分，在管则半律不与全律应，而下律之半乃与本律应，自首音至第八音，计得七分五声二变各得一分，故黄锺为宫则徵声不与林锺应，而与夷则应羽声不与南吕应，而与无射应变宫不与应锺应，而与半黄锺应至半太簇，乃复为清宫而与黄锺应比，则秦、汉以下乐书沦亡，后人疑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断。自圣祖仁皇帝精其数，制其器，审其音，确然定之而无疑，而亦为有耳所共晓，是直与黄帝造律先后，同揆而万。

世莫能易者也，夫律管也，其不可与弦，同日而语，理之自然者也。使律吕而可相杂，则周礼何不直云十二律又何不？浑言之曰律吕，而必条分缕晰。曰：六律六同，阳声阴声云尔哉！且周礼大司乐之用六乐也。倘律吕之可杂用，何不于所奏者而一参之于吕，或于所歌者而一错之以律乎？是其奏与歌有相合而无相混也。国语于律吕也，既分别次第而数之，又各自连类而数之，未尝曰一黄锺，二大吕，三太簇，四夹锺云云也。管子以弦音五声之分而言而数止于五，未尝及十二律吕也。凡此虽未析言管弦之不同，而要各不相混，夫既不相混，则亦无庸析言之矣。至淮南子乃取管子五声之分，而衍之以至于十二，然虽用十二律之名，而犹是弦音之度，未即以弦为管也。史记律数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乃弦音之度自为一叚，黄锺八寸十分一以下乃律管之度别为一叚，是虽用十二管之分数，而亦未即以管为弦也。逮后汉志则直曰京房受学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黄锺为宫，林锺为徵云云。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始以律准弦，而后又以弦准律，于是管弦混淆，而度数遂不可辨矣。梁制四通，亦犹夫是。然房曰竹音不可以度调，则犹疑律与弦之不合。自房以后，则又皆祖房之失，而并所谓竹音之不可度调者，亦不可考。孟子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谓竹不可以度调。岂待智者而后知其谬哉？明郑世子载堉谓八音当以竹为首，竹以律为首，黄锺半律不与黄锺应而半。大吕近之，是亦实有考据而具卓识者，然未能密考算数，多截律管而得半，太簇之与黄锺合，依然局于袭误而莫之能辨，此则所谓后人疑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断者也。曰：今之所定，固为有耳所共闻，而自东汉以来，何以独无一人闻而知之者耶？曰：朱子有言，十二律皆在，只起黄锺之宫，不得所以起，不得者，只是尺不定。又曰：自汉以来，未得黄锺之正声与黄锺之真度，则所谓黄锺者非黄锺，而各律各吕皆非其律吕。唐宋以来之乐，大率比古髙三律。

圣祖仁皇帝始得黄锺声气之元，故五声之分际，阴阳正半，乃皦然眀白，汉、晋而后，人未尝闻今日之元声。

则当日之失，宜其不能辨也。

又乐问黄锺不为商篇曰：问古法阴阳，二均互用，故能五音，十二律各得其序，今阳为阳均，阴为阴均，则其序俱舛，毋乃违于古而非所谓自然者欤？曰：黄锺得其真，则清浊自不可以混。夫黄锺为商，谓之君居臣位，依古所忌，盖君臣一体，而天地两位必不可以混，故黄锺必不可为商，若民与事物，皆君之所有事，所谓尽己之性，以尽人之性，尽人之性，以尽物之性、尽物之性，以赞天地之化育者也。若臣也者，与君同斯事，而不得干其位，故黄锺可为角徵，羽于民事，物无所嫌，今若阴阳迭用，则无射为宫，黄锺必为商矣，毋乃不可乎？若阴阳分用，则六阳均内，总无黄锺为商者，惟倍无射立宫，则黄锺为商，倍无射者，黄锺均变宫为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所不用，而黄锺为商，则立宫者，又必黄锺之变，宫理与数符如此，此则真所谓自然而非人力所能为者也。

又乐问三大祀篇曰：问常朝之乐，还相为宫，而各坛庙又不用还相为宫，何也？曰：义各有取也。帝王御宇，法天以出治，必当按月生律，还相为宫，先儒有定论矣。至于坛庙之乐，则乌可同日语哉？周礼：凡乐，圜锺为宫，黄锺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冬日至奏之圜丘，则天神可得而礼矣。凡乐，函锺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夏日至奏之方泽，则地示可得而礼矣。凡乐，黄锺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锺为羽，奏之宗庙之中，则人鬼可得而礼矣。此周礼之文，虽难施于用，然亦以见坛庙用乐，宜各以其宫矣。曰今祀。

圜丘何以不仿《周礼》，用圜锺而用黄锺？祀太庙何以不仿《周礼》用黄锺而用太簇？祀方泽仿周礼用林锺矣，而律吕次第又与《周礼》互异。何欤？曰：汉《律厯志》言之矣。黄锺为天统，林锺为地统太。

簇为人统，故祀天用黄锺。黄锺子天正也。祀地用林锺，林锺未之冲丑，地正也。祀宗庙用太簇。太簇，寅人正也。唐祖孝孙遵用其说，最为近古可法也。至于律吕次第，与周礼互异者，朱子曰：周礼所称是降神之乐，自是四乐各举其一者言之，注家之说非也。隋音乐志：牛宏、姚察、许善心、刘臻、虞世基等，亦言后周之时，以四声降神，虽采周礼，而年代深逺，其法乆絶，不可依用。先儒解释，既莫知适从。且此四声非直无商，又律吕乖次，以之为乐，无克谐之理，今古事异，不可行也。明何瑭乐律管见曰：周礼圜锺为宫之说，或有别法，今无所考阙疑可也。然则周礼之不可附㑹，亦古之人言之详矣。今师其意，不必泥其文可也。曰：然则何以不用月律也？曰：若以月律言则。

圜丘之祭以建子之月，其用黄锺，不待言矣。方泽之祭，以建午之月，于法当用蕤宾，地阴也，而用阳律，非其质矣。况林锺固蕤宾之吕，坤位在未又万古。

不可易者也。

太庙之祭，大祫于建丑之月，于法当用大吕时享以四孟之月，于法当用太族、仲吕、夷则、应锺，若与朝㑹同。

义则十二，律吕阙其七。人神同制，已非所以尊神。况乂阙也，故惟太簇一均。寅为人，正人本乎祖，为宜用之」。

宗庙也，义至精，当与常朝之乐，以月律还相为宫，并行不倍可也。

又《乐问》

宗庙不用。吕篇》曰：问天秉阳地，秉阴阳，用律，阴用。吕、黄，锺律也。林，锺吕也，固宜至于。

宗庙用太簇，虽符三始之义，而太簇是律非吕，得无与阴阳之大义，犹有舛乎？曰：肖形天地与天地参者惟。

人子产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眀。由是观之，神固阳也。凡人皆然，况乎立万民之上而为帝，在帝左右而为神乎？若夫神而克配，彼天则阳中之阳矣，且于穆清庙，帝后并焉，帝固宜用阳律矣，后亦不得用吕也。后从帝也，后之生后也，后而陟降在天，则亦神也，神不得谓之阴，惟后亦不得谓之阴而用吕而后神人不得同均之义，眀正阴阳之大义也。且帝配天，则亦同用黄锺矣，迨乎配地，则亦同用林锺矣。配神而阳，配祇而阴生，而为人没而为神为祇，固宜然也。至于在宗庙之中，则用太簇者人之始，人本乎祖君者，亿兆之本也，则君之祖，尤本中之本也。本中之本即天也，虽与天同体，而降黄锺，以用太簇示，不敢拟乎？天义之尽也。且天之乐用黄锺矣。太簇者，黄锺之商、商，为臣眀乎天，工人代之义也。夫自百姓称之，则曰天子自，天子自称于天地，则同乎臣，黄锺生林锺，林锺生太簇于相生之序，有宗子之义焉。于宫商之序，有君臣之义焉，而其用之宗庙，又以昭继天出，治本支百世之义焉，诚莫善焉者也。

又《乐问》：

社稷以下用《月律篇》曰：

社稷坛

文庙

歴代帝王庙，春秋二祭之用。夹锺，南吕也，谓以二仲月行祀事也然。

歴代帝王庙，每以三月九日祭，而不用姑洗，无射，若先农坛，毎以三月祭，则又用姑洗、太岁，又用太簇，其义安在？曰：三代而下，礼乐散亡，与其因残袭缺而不概于人心，无宁于近代典制中，择其合理者从之，犹可以寡过也。近代典制，惟唐太宗时祖孝孙所定为最优，故今朝贺之以还相为宫。

圜丘

方泽

宗庙之以三始，皆从孝孙之说也。至社稷坛等祀，《唐史阙焉。但云五郊朝贺宴享，则随日用律为宫而已。五郊今无其制，而

社稷

文庙等祀，在二月八月，则用夹锺。南吕犹是随月，用律为宫之义也若夫。

歴代帝王庙之春以三月，秋以九月也，则以二月、八月祀事，孔殷次第举行，至于诹日，每在清明后霜降前，故有三月、九月致祭者，然固应亦以二月、八月也，便定为姑洗无射，则后人必转以二月、八月为不当用，失其本意。且清眀后霜降前以月建言，则为三月、九月，以日躔言，则犹是二月、八月，与其过而用姑洗无射也，无宁过而用夹锺、南吕也。若夫先农坛之用姑洗者，虽耕耤毎在三月，而非因三月而用姑洗。盖耕耤之礼，旧用卯，月亥日未时，取亥卯未木徳之盛，今之用三月者，以京都在燕地气寒，多二月上亥，尚未解冻，故用下亥而每入于三月，然日躔仍是卯月之次也。夫黄锺为宫，则姑洗为角，角为木，既有取于木徳之盛，而姑洗云者为万物去枯而就鲜，木气荣长，农夫所望故也。若夫太岁坛之祀，固随月用律为宫可矣，然而人神异制，不得随月用律为宫也。十二律皆可用，则当用首律矣，而让于天，又不敢用黄锺，是以用太簇也。又今之所行者，夏时建寅为岁首，则亦当用太簇也。是二者虽小变乎祖孝孙之说，然五帝殊时不相沿乐，其义亦有托焉。

又《乐问》：

朝日用太蔟篇曰：问夕月之用南吕也。月以秋分为极盛，斗建在酉律中，南吕固已以月例日应用夹锺，且朝日时固春分矣，而又不用春分之律，乃用太簇。且唐祖孝孙之议群祀皆以其月之律为宫，今于朝日独不然，其义安在？曰：朝日之用太蔟也，亦犹夕月之用南吕也。月极盛于酉而日则非极盛于卯。日之在天照临下土，常以照九覆三为日长，至照三覆九为日短，至照九覆三日出于寅，则日之极盛也。且夫日者，人之心，日之所至，群生遂焉，是天地之心也。天地无心，以生物为心，天地人物本同一心，物之生皆日之所为之也，人为万物之灵，举人以该万物，故曰：日者人之心也。人生于寅，日实生人，以人统祀日，又所以昭显著明日之为功大也。况日阳而月，阴阳用律，阴用吕，二月朝日如用夹锺，岂不曰阳应用律而误用吕乎？今用太簇、太簇者，固是夹锺、吕之律也。夫月固不敢与日对也，月之光即日之光，其体一而曷能为对？待哉？则祀月以南，吕而祀，日以夹锺，是为两大，而敌尊其义未至，故不从祖孝孙之议也。

又乐问工尺字谱篇曰：「问工，尺字谱，虽宋燕乐志有之，然犹是说以为郊庙朝廷乐谱，无乃非乎？曰不然也。事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君子犹将变古以从今，况宜于今而适，以合乎古，又非古之所无，虽用之郊庙，朝廷何不可之与有？且今之四上尺，即古之黄林太也，本无分于黑白，徒强加以雌黄，何其不惮烦哉？曰：汉书律厯志》云：黄，中色也。锺，种也。吕，旅也。太簇以下各有精义，今之四上尺工，复何义哉？曰：子何以其义为哉？其便于用，斯用之而已矣，必求其义以实之，则凿矣。且《史记》、《汉书》所载黄锺、大吕等名义，所以诂训月律，以明是月，中是律是吕之由，非若四上、尺等字之所以纪音声也。况工尺之说在屈原时已有之，亦非不典也。曰若然，则今锺虡所县十六锺并可以上尺工为号，而必仍黄林太之名。其于锺谱，仍以黄林《太纪，其节奏得无言之自相矛盾耶？曰：黄林太者乃锺名也，吹管而应何锺，则以何锺之名名其管管之，以黄林太名本假借也，度弦而协何？律则又以何锺之名名，其弦之分位弦之以黄林太名，又假借中之假借也，固不若状声之字所为上尺工者，谱之之为便也。若夫锺则黄、林太等其本名也，安得弃而从上尺工欤？况上尺工者，即七音也，流转于黄林太之间者也，而乃欲以为锺名，过矣。

又乐问候气飞灰篇曰：问列管候气自然之应也，以此定律，岂尚不足据欤？曰：无是理也，二气之迭运也，阳动而阴静，阳辟而阴翕，阳伸而阴屈，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则阳气氤氲而为发育，天气上升，地气下降，则阴气凝固而为闭藏，此天地之一呼一吸也，谓冬至一阳伏于地，中㣲阳初动管灰从之为可候，验则自是厥后阳气畅逹，递长递盛，至于鱼上，冰虫启户勾者毕出，萌者尽逹气之向伏地中者，今且布濩于地上矣，犹然埋管于地以候之，不亦左乎？矧阳生于子，渐进至已而极，阴生于午，渐进至亥而穷若候气于穷上反下之㑹，时就敛啬，灰何由飞？且以坤舆之大东西朔南，暨讫绵邈候气者，祗验试于一室之内。夫东室之西，即西室之东，咫尺之地相距，曽几而期气之动，某某管是必气为有知，择管而入管，亦有觉迎气以动而后可也。律吕新书朱子序其书，独于候气置而不论，既又谓季通律书甚分眀，但未细考，大抵指此类耳。曰：吕览繋乐于夏纪、后汉书言候气于二至安在阳极阴生之㑹，不可以候验耶？曰：雷出地奋，阳气郁阏，初逹豫之取象于作乐者，縁乐由阳来，以卦气言之，其时犹属仲春。司马光所谓春分之候雷出地以动万物，万物悦豫而从之者是也。惟冬至子半，一阳萌动，于卦为复，古或以为于此时可以候气，而馀月则否。彼纪乐于夏傅㑹豫象而溺其㫖，至夏至亦可候气之说，则于所谓阳复地中之义又自相戾矣。曰然则礼记备载十二月令有律中太簇姑洗云云，则又何说曰，蔡邕月令章句不云乎，谓圣人铸金作锺，以正十二月之声，乃截竹为管，其声之清浊与锺相应，故曰律中太簇。盖以按月奏乐言耳，则均非専主郑康成候气吹灰之说也。候气之说，盖昉于京房诸人，而流衍于东汉䜟纬之书，递相祖述，漫无据依。况候之之法又各不同，歴代纷纭，迄无定说，故昔人目候气为诐术，直等之吹律生黍吹律，知均置之存而不论之。列就诸说较之，则惟冬至黄锺一管可以候气，犹为彼善于此，然而皆非其实也。曰一阳始生，于卦为复，潜龙勿用，阳在于下，飞灰应管，与易相为表里，或缇室之制未合乎古，或客土之剂未得其数，是以灰不能飞，则有之矣。今谓为无是理，岂一阳来复之义，亦未可信欤？曰：飞灰之说之妄，正考于易而知之也。易曰：象也者像也。是故凡易之训，皆取象以示人，俾悟其理，若泥象以求之，无异刻舟以求剑，一阳来复阳在下者，累六爻以为象，则初九一爻，其象在下，故又曰雷在地中，盖地五阴也。雷一阳也，一阳在五阴之下也，抑地坤也。雷震也，震在坤之下也，后人以复为十一月卦十一月律中黄锺，而谓此十一月一阳之气在地中，置管加灰以验其飞，正所谓泥象，以求无异刻舟求剑者也。夫天包地外，地处天中，人戴天而履地，自人目所见则顶，以上为天足，以下为地，其实纵之，横之无往，而非上天下地也。地球此面为吾双足之所履矣，仰而望之，天之苍苍也，地球之彼面，必亦有人焉，履地而戴天，其视天仍上也，其视地仍下也，地球之体固如是也。然则所谓一阳在下，固于何寄顿耶？以吾目之所见，天光之所及，曰此客土也，未及一阳之所居，掊去其客土，而天光又及焉，则又客土也。愈掊愈下，而客者仍为客，是固终不可得，主土能居此一阳者，以飞吾锺管之灰也。夫阳无可絶之理，一阳生则天之下，地之上，左右前后莫不一阳生也。二阳生，则天之下，地之上，左右前后莫不二阳生也，乃斤斤焉求之地中，以冀阳气之飞灰亦惑矣。且一阳之生，生于何所？其必生自地心也。地面周围七万二千里，上应周天三百六十度，以围三径一计之全径为二万四千里，则自心至面半径为一万二千里。如谓小雪阳尽于上而始生于地心，歴冬至一阳大寒二阳至雨水三阳而后上腾于地面，则冬至之时，阳气自地心始。上升四千里，距地面尚有八千里，不得入地九寸，即遇阳气而灰飞也。如谓小雪阳始生于地心，冬至一阳即上腾于地面，则一月之间，阳气已升一万二千里，一日当升四百里，不在区区尺寸之间。黄锺之管长九寸，太簇之管长八寸，其相差止一寸九寸之管，冬至而灰飞，则八寸之管不得迟至雨水而后飞也，使不拘何律之管，冬至皆能飞灰，则又何取乎以飞灰验律矣。即或以水之冰地之冻验之，谓十月地气下降阳在地中，距地面不过数尺，冬至阳气渐升距地面九寸，故黄锺管应雨水阳气距地面八寸，故太簇管应。然冬至距雨水，六十日而阳气止上一寸，以天地之寥廓，而验其气于一寸之间，以为冬春之别，亦迂阔之甚也。且小满仲吕管应犹在地面下六寸馀，是阳气终未至地上也，益知其无是理也。夫时之春秋冬夏日为之也，日行北陆则冬，西陆则春，南陆则夏，东陆则秋，以其逺近而为寒暖，以其寒暖之分际而为阴阳之消长，八风，于是行乎其中，而十二律应焉，皆天之下地之上事也。今乃欲求之于地中，以为律管之验，夫亦未逹于雷在地中之㫖欤？圣祖仁皇帝依古法遍试之，皆不验。夫天不变，道亦不变，所以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未有验于古而不验于。

今者殆昔之人主忽视律数一事，而以付之有司，未尝亲加试验，史亦仍其旧文以相传，而不知其误也。如或偶有一验，而非古今之常，则事属渺茫，而益不足以为据矣。

皇朝文献通考》巻一百五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