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公四年

○正义曰：《谱》云：「杞，姒姓，夏禹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后，得东楼公而封之於杞，今陈留雍丘县是也。九世及成公，迁缘陵，文公居淳于。成公始见《春秋》。湣公六年，获麟之岁也。湣公弟哀公三年，《春秋》之传终矣。哀公十年卒。自哀公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灭杞。」检杞於此岁己见於经，桓二年有「杞侯来朝」，庄二十七年有「杞伯来朝」，於传并无号谥，又不书其卒。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其谥乃见於传。未知此年杞国定是何君，当是成公之父祖耳。牟娄，杞邑，莒伐取之。自是以后，常为莒邑。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娄来奔」是也。文三年秦人伐晋，传称取王官及郊；襄二十三年齐侯伐晋，传称取朝歌：并书伐不书取。此伐、取两书者，彼告伐不告取，此伐、取并告故也。昭元年伐莒取郓，书「取」不书「伐」；昭十年伐莒取郠，书「伐」不书「取」者：元年兵未加莒而郓逆服，故书取不书伐；十年晋以取郠讨公，故书伐不书取。其伐国围邑，书围以否，亦从告也。

○正义曰：襄十三年传例曰：「凡书取，言易也。」知此书取亦言易也。《地理志》云：「陈留郡县，故杞国，武王封禹之后东楼公。」是杞本都陈留雍丘县也。《志》又云：「北海郡淳于县。」应劭曰：「《春秋》州公如曹，《左氏传》曰：淳于公如曹。」臣瓒案：「州，国名，淳于，国之所都。」此淳于县於汉属北海郡，晋时属东莞郡。故《释例·土地名》云：「州国都於东莞淳于县。」以雍丘、淳于虽郡别而竟连也。桓五年传称：「淳于公如曹，度其国危，遂不复。」六年春「实来」，虽知其国必灭，不知何国取之。襄二十九年晋帅诸侯「城杞」。昭元年祁午数赵文子之功云「城淳于」。是知淳于即杞国之都也。僖十四年「诸侯城缘陵而迁杞」，不知从何而迁，故云「淳于公亡国，疑似并之」，而迁居其地。僖十四年又从淳于而迁於缘陵。襄二十九年又从缘陵而迁於淳于。以无明文，疑不敢质，故言「推寻事迹」，似当然也。若然淳于为杞所并，定似不虚，而迁都淳于未有事迹。自雍丘而迁缘陵，亦可知矣。而且必言迁都淳于。又从淳于迁缘陵者，以桓六年淳于公亡国，襄二十九年又杞都淳于，则淳于始末是杞之所有，又杞之所都，故疑未都缘陵之前，亦都淳于也。取国易者则直言「取」，若取邿、取鄟之类是也，故不须加「伐」於上。若其伐国取邑，其邑既小，不得名通，若不加「伐」於上，不知得何国之邑，是以虽易亦加「伐」，文则「伐杞取牟娄」、「伐邾取须句」之类是也。成二年「取汶阳田」，乞师盟主，兴兵伐齐，得邑既难，而亦书「取」者，因其伐齐，晋使还汶阳之田，鲁不加兵，故书「取」，从易也。刘君或疑此意，遂云「上言伐，下言取者，非易」，以规杜氏，非也。

○正义曰：宣四年传例曰：「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注云：「称君，谓唯书君名。而称国以弑，言众所共绝也。称臣者，谓书弑者之名，以示来世，终为不义。」然则此称州吁之名，称臣弑君，是臣之罪也。言完非无道，而州吁为贼也。州吁实公子，而不称公子者，传文更无褒贬，直是告辞不同，史有详略耳。公子虽复非族，而文当族处，《春秋》书族以否，大有乖异，故杜备言之。《释例》曰：「寻案《春秋》诸氏於之称，甚多参差，而先儒皆以为例。欲讬之於外赴，则患有人身自来者，例不可合，因以辟陋未赐族为说。弑君不书族者四事。州吁、无知，不称公子、公孙，贾氏以为弑君取国，故以国言之。案公子商人亦弑君取国，而独称公子宋督，贾氏以为督有无君之心，故去氏。案传自以先书弑君见义，不在於氏也。宋万，贾氏以为未赐族。案传称南宫长万，则为已氏南宫，不得为未赐族也。执杀大夫不书族者二事，楚杀得臣与宜申，贾氏皆以为陋。案楚杀大夫公子侧、大夫成熊之等六七人，皆称氏族，无为独於此二人陋也。欲以为通例，则有若此之错。欲以为无义例，则传曰『嘉之，故不名』、『书曰仲孙，嘉之』、『书曰崔氏，非其罪』、『翚、溺帅师，皆曰疾之』、『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尊晋罪己』之文，炳然著明。以此推之，知亦非仲尼所遗也。斯盖非史策旧法，故无凡例。当时诸国，以意而赴，其或自来聘使者，辞有详略。仲尼脩《春秋》，因采以示义。义之所起，则刊而定之；不者即因而示之，不皆刊正也。故蔡人嘉赴，而经从称季。传曰：蔡人嘉之，书崔氏。传亦曰：且告以族，明皆从其本也。书司马华孙来盟，亦无他比，知非大例也。然则总而推之，《春秋》之义，诸侯之卿，当以名氏备书於经。其加贬损，则直称人。若有褒异，则或称官，或称氏。若内卿有贬，则特称名，文不直言鲁人，故异於外也。若无褒无贬，传所不发者，则皆就旧文，或未赐族，或时有详略也。推寻经文，自庄公以上，诸弑君者皆不书氏，闵公以下皆书氏，亦足明时史之异同，非仲尼所皆刊也。」是杜解州吁不称公子之意。杜知然者，正以经之所书无常比例。褒则或书官，或书氏；贬则或称人，或去族。既无定例，明非旧典。仲尼有所起发，则刊正旧史，无所褒贬，则因循故策。仲尼改者，传辨其由。传所不言，则知无义。正是史官自有详略故耳。戊申在癸未之后二十五日，更盈一周，则八十五日。往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则此年二月不得有戊申。虽承二月之下，未必是二月之日。故《长历》推此年二月癸亥朔，十日壬申，二十二日甲申，不得有戊申也。三月壬辰朔，则十七日有戊申也。此经上有二月，下有夏，得在三月之内，不是字误，故云有日而无月。僖二十八年冬下无月，而经有「壬申公朝于王所」，有日而无月，经有比类，故知此亦同之。凡如此者有十四事。

○正义曰：《曲礼下》云：「诸侯未及期相见曰遇，相见於郤地曰会。」然则会者豫谋间地，克期聚集，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示威於众，各重其礼。虽特会一国，若二国以上，皆称会也。遇者或未及会期，或暂须相见，各简其礼，若道路相逢遇然。此时宋、鲁特会，欲寻旧盟，未及会期。卫来告乱，故二国相遇。若三国简礼亦曰遇。故庄四年「齐侯、陈侯、郑伯遇于垂」是也。《曲礼》称「未及期而相见」，指此类也。《周礼》「冬见曰遇」，则与此别。刘贾以遇者用冬遇之礼，故杜难之。《释例》曰：「遇者，仓卒简仪，若道路相逢遇者耳。《周礼》『诸侯冬见天子曰遇』，刘氏因此名以说《春秋》，自与传违。案《礼》『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觐，冬曰遇』，此四时之名。今者《春秋》不皆同之於《礼》。冬见天子，当是百官备物之时，而云遇礼简易；经书『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此妇呼夫共朝，岂当复用见天子之礼？於理皆违。」是言《春秋》之遇与《周礼》冬遇异也。草次，犹造次。造次，仓卒，皆迫促不暇之意。

○正义曰：案「郑伯使宛来归祊，庚寅我入祊」，及「齐侯伐我北鄙」，及「我师败绩」，然鲁事皆得称「我」，则已之卿佐被贬，亦可称「我人」，所以不然者，凡云「我」者皆上有他国之辞，故对他称我；鲁人出会他国，上未有他国之文，不可发首言「我人」故也。

○正义曰：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赏罚之柄，不在天子。弑君取国，为罪虽大，若已列於诸侯会者，则不复讨也。其有臣子杀之，即与弑君无异。未必礼法当然，要其时俗如是。宣公杀恶取国，纳赂於齐以请会，传曰：「会于平州以定公位。」杜云：「篡立者，诸侯既与之会，则不得复讨，臣子杀之，与弑君同，故公与齐会而位定。」是其义也。《释例》又云：「诸侯篡立，虽以会诸侯为正，此列国之制也。至於国内，策名委质，即君臣之分定，故诸杀不成君者，亦与成君同义。」然杜前注云：「篡立者，诸侯既与之会，臣子杀之，与弑君同。」则若未会诸侯，臣子杀之，不与弑君同。似与《释例》违者。《释例》所云「诸弑不成君，亦成君同义」者，即庄九年齐人杀无知，及此年卫人杀州吁，以其未会诸侯，故不书爵，犹不从两下相杀之例，故云亦与成君同义。若既会诸侯，则臣弑称爵，则文十八年「齐人弑其君商人」是也。曹伯负刍杀其大子而自立，成十五年诸侯「同盟于戚」。曹伯既列於会，然后晋人执之。十六年传称「曹人请于晋曰，若有罪，则君列诸会矣」，是列会即成君矣。此州吁未列於会，故不称君，曹人之辞，即是成例，故云例在成十六年。杀之於濮，谓死於水旁也。《释例·土地名》此濮下注云「阙」。哀二十七年传濮下注云：「濮自陈留酸枣县受河，东北经济阴，至高平钜野县入济。」彼濮与此名同实异，故杜於此不言阙，直云「濮，陈地，水名」。

○正义曰：成十八年传例曰：「凡去其国，国逆而立之曰入。」此公子晋去卫居邢，卫人迎而立之，於法正当书「入」，宜与齐小白同文。传言书曰：「卫人立晋，众也。」是仲尼善其得众，故改常例，变文以示义也。

○正义曰：二年伐卫见经，故以属之，未必往前更无怨也。《卫世家》称，桓公十六年，乃为州吁所弑。则隐之二年，当桓之世。服虔以先君为庄公，非也。何则？宣公烝夷姜生急子，公纳急子之妻生寿及朔，朔能构兄，寿能代死，则是年皆长矣。宣公以此年即位，桓十二年卒，终始二十矣。虽寿之死，未知何岁。急子之娶，当在宣初。若隐之二年，庄公犹在，岂於父在之时已得烝父妾生急子也？《史记》虽多谬误，此当信然。

○正义曰：《蔡国侯爵谱》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后也。武王封之於汝南上蔡，为蔡侯，作乱，见诛。其子蔡仲，成王复封之於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宣侯二十八年，鲁隐公之元年也。昭侯子成侯十年，获麟之岁也。成侯子声侯四年，《春秋》之传终矣。声侯十四年卒。自声侯以下，二世，二十八年，而楚灭蔡。」《地理志》云：「汝南上蔡县，故蔡国，周武王弟叔度所封。」

○正义曰：阻恃诸国之兵以求胜，而征伐不已。安忍，行虐事，刑杀过度也。

○正义曰：案元年传：「邾人、郑人盟于翼。公子豫请往，公不许，遂行。」彼则不书，又不加贬责；此公子翚之行，公亦不许，而书於经，又加贬责者；公子豫，公不许，私窃而行；翚师强梁，固请公，事不获已，令其出会，故以君命而书，又加贬责。

○正义曰：於王处行觐礼，此事是为可也。

○正义曰：贼讨乃立，自继前君，故不待逾年也。书曰「卫人立晋」，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