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序

正义曰：此序题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传序」，或云「春秋经传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传序」。案晋宋古本及今定本并云「春秋左氏传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释例序」，后人移之于此，且有题曰「春秋释例序」，置之《释例》之端。今所不用。晋太尉刘寔与杜同时人也，宋太学博士贺道养去杜亦近，俱为此序作注，题并不言「释例序」，明非「释例序」也。又晋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晋世言五经音训，为此序作音。且此序称「分年相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是言为《集解》作序也。「又别集诸例，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异同之说，《释例》详之」。是其据《集解》而指《释例》，安得为「释例序」也？序与叙，音义同。《尔雅·释诂》云：「叙，绪也。」然则举其纲要，若茧之抽绪。孔子为《书》作《序》，为《易》作《序卦》，子夏为《诗》作《序》，故杜亦称《序》，序《春秋》名义、经传体例及已为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名义以「春秋」是此书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至「所记之名也」，明史官记事之书、名曰「春秋」之义。自「周礼有史官」至「其实一也」。明天子诸侯皆有史官、必须记事之义。自「韩宣子适鲁」至「旧典礼经也」。言周史记事、褒贬得失、本有大法之意。自「周德既衰」至「从而明之」，言典礼废缺、善恶无章，故仲尼所以修此经之意。自「左丘明受经于仲尼」至「所修之要故也」，言丘明作传，务在解经，而有无传之意。自「身为国史」至「然后为得也」，言经旨之表不应，须传有通经之意。自「其发凡以言例」至「非例也」，言丘明传有三等之体。自「故发传之体有三」至「三叛人名之类是也」，言仲尼修经有五种之例。自「推此五体」至「人伦之纪备矣」，总言圣贤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说经、传理毕，故以此言结之。自「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至「《释例》详之也」，言已异于先儒，自明作《集解》、《释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尽「亦无取焉」，大明《春秋》之早晚、始隐终麟、先儒错缪之意。○贾逵《大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云：「鲁君子左丘明作传。」据刘向《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此经既遭焚书而亦废灭。及鲁共王坏孔子旧宅，于壁中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馀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汉武帝时，河间献《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议立《左氏》学，公羊之徒上书讼《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学不立。成帝时，刘歆校秘书，见府中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释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二弟子后，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问向，向不能非也。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儒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于太常博士，责让之。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及歆创通大义奏上，《左氏》始得立学，遂行于世。至章帝时，贾逵上《春秋大义》四十条，以抵《公羊》、《谷梁》，帝赐布五百匹。又与《左氏》作《长义》。至郑康成，箴《左氏膏肓》，发《公羊墨守》，起《谷梁废疾》。自此以后，二传遂微，《左氏》学显矣。

人臣奉主，品目不同。掌事曰司，掌书曰史。史官记事，为书立名，以「春秋」二字为记事之书名也。 ○正义曰：从此以下至「所记之名也」，明史官记事之书名曰「春秋」之意。「春秋」之名，经无所见，唯传记有之。昭二年，韩起聘鲁，称见《鲁春秋》外传《晋语·司马侯对晋悼公》云「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礼·坊记》云：「《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又《经解》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诸文所说，皆在孔子之前，则知未修之时旧有「春秋」之目。其名起远，亦难得而详。《礼记·内则》称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应记事，但未必名为「春秋」耳。据周世法则，每国有史记，当同名「春秋」，独言「鲁史记」者，仲尼修鲁史所记，以为《春秋》，止解仲尼所修《春秋》，故止言鲁史，言修鲁史《春秋》以为褒贬之法也。

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记事之法。系者，以下缀上、以末连本之辞。言于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系日；月统日，故以日系月；时统月，故以月系时；年统时，故以时系年：所以纪理年月远近，分别事之同异也。若「隐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类，是事之所系年时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记，皆应具文，而《春秋》之经文多不具，或时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系月、月而无时者。史之所记，日必系月，月必系时，《春秋》三百四十二年之间，有日无月者十四，有月无时者二，或史文先阙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备文而后人脱误。四时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无夏；昭十年十二月，无冬：二者皆有月而无时。既得其月，时则可知，仲尼不应故阙其时，独书其月，当是仲尼之后写者脱漏。其日不系于月，或是史先阙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无月，而有壬申、丁丑，计一时之间再有此日，虽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无以复知，当是本文自阙，不得不因其阙文，使有日而无月。如此之类，盖是史文先阙，未必后人脱误。其时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详略，何则？案经朝聘、侵伐、执杀大夫、土功之属，或时或月未有书日者；其要盟、战败、崩薨、卒葬之属，虽不尽书日，而书日者多，是其本有详略也。计记事之初日月应备，但国史总集其事，书之于策，简其精粗，合其同异，量事而制法，率意以约文，史非一人，辞无定式，故日月参差，不可齐等。及仲尼修改，因鲁史成文，史有详略，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案经传书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书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书日者四百三十二。计年数略同，而日数向倍，此则久远遗落，不与近同；且他国之告有详有略，若告不以日，鲁史无由得其日而书之，如是，则当时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当时已自不具，仲尼从后修之，旧典参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尽得知其日月皆使齐同？去其日月，则或害事之先后；备其日月，则古史有所不载，自然须旧有日者因而详之，旧无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详略，不可以为褒贬，故《春秋》诸事皆不以日月为例。其以日月为义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隐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师卒」。传曰「公不与小敛，故不书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日，官失之也」。丘明发传，唯此二条。明二条以外，皆无义例。既不以日为例，独于此二条见义者，君之卿佐，是谓股肱，股肱或亏，何痛如之！病则亲问，敛则亲与。卿佐之丧，公不与小敛，则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贬人君。君自不临臣丧，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于后，无辞可以寄文；而人臣轻贱，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见义也。日食者，天之变。甲乙者，历之纪。朔是日月之会，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书日食必记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须书朔日。日与不日，唯此而已。月与不月，传本无义。《公羊》、《谷梁》之书，道听涂说之学，或日或月，妄生褒贬。先儒溺于二传，横为《左氏》造日月褒贬之例，故杜于大夫卒例备详说之。仲尼刊定日无褒贬，而此序言史官记事必系日月时年者，自言记事之体须有所系，不言系之具否皆有义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阳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刘熙《释名》曰：「日，实也，光明盛实。」是说日之义也。日之在天，随天转运，出则为昼，入则为夜，故每一出谓之一日。日之先后，无所分别，故圣人作甲乙以纪之。《世本》云：「容成造历，大桡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黄帝史官也。」《感精符》曰：「月者，阴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积阴之寒气久者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刘熙《释名》曰：「月，阙也，满而阙。」是说月之义也。月之行天，其疾于日十三倍有馀，积二十九日过半而行及日与月相会。张衡《灵宪》曰：「日譬火，月譬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明尽。」然则以明一尽谓之一月，所以总纪诸月也。三月乃为一时，四时乃为一年，故递相统摄，纪理庶事。「纪远近」者，前年远于后年，后月近于前月，异其年月，则远近明也。别同异者，共在月下，则同月之事；各系其月，则异月之事：观其月则异同别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则知是春，四月五月则知是夏，不须以月系时，足明远近同异。必须以月系时者，但以日月时年各有统属，史官记事，唯须顺叙，时既管月，不得不以月系时。案经未有重书月者，日则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会郑伯，盟于武父。丙戌，卫侯晋卒」。一日再书者，史本异文，仲尼从而不改，故杜云：「重书丙戌，非义例，因史成文也。」

将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说记事，主记当时之事。事有先后，须显有事之年。表，显也。首，始也。事系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记必先显其年，以为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时，不可遍举四字以为书号，故交错互举，取「春秋」二字，以为所记之名也。春先于夏，秋先于冬，举先可以及后，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见冬，故举二字以包四时也。「春秋」二字是此书之总名，虽举「春秋」二字，其实包冬夏四时之义。四时之内，一切万物生植孕育尽在其中。《春秋》之书，无物不包，无事不记，与四时义同，故谓此书为《春秋》。《孝经》云：「《春秋》祭祀，以时思之。」《诗·鲁颂》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郑笺云：「春秋，犹言四时也」。是举春秋足包四时之义。年、岁、载、祀，异代殊名，而其实一也。《尔雅·释天》云：「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李巡曰：「夏岁，商祀，周年，唐虞载，各自纪事，尧舜三代示不相袭也」。孙炎曰：「载，始也，取物终更始也。岁，取岁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时祭祀一讫也。年，取年谷一熟也。」是其名别而实同也。此四者，虽代有所尚，而名兴自远，非夏代始有岁名，周时始有年称。何则？《尧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禹贡》作十有三载，乃同。是于唐虞之世，巳有年岁之言。记事者，则各从所尚，常语者，则通以为言，故虞亦称年，周亦称岁。周诗《唐风》称「百岁之后」，是周之称岁也。四时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时物为之号也。《礼记·乡饮酒义》曰：「春之为言蠢也，夏之为言假也，秋之为言揪也。冬之为言中也。中者藏也。」《汉书·律历志》云：「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大也。秋，𩏷即由反也，物𩏷敛也。冬，终也，物终藏之也。」是解四时异名之义也。史之记事，一月无事不空举月，一时无事必空举时者，盖以四时不具，不成为岁，故时虽无事，必虚录首月，其或不录，皆是史之阙文。隐六年空书「秋，七月」，注云：「虽无事而书首月，具四时以成岁。」桓四年不书秋冬，注云：「国史之记，必书年以集此公之事，书首时以成此年之岁，故《春秋》有空时而无事者。今不书秋冬首月，史阙文。」是其说也。然一时无事则书首月，庄二十二年书「夏，五月」者，杜虽于彼无注，《释例》以为阙谬。「春秋」之名，错举而已，后代儒者，妄为华叶。贾逵云「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贺道养云「春贵阳之始，秋取阴之初」。计「春秋」之名，理包三统，据周以建子为正言之，则春非阳中，秋非阴中；据夏以建寅为正言之，则春非阳始，秋非阴初，乃是窍混沌而画蛇足，必将夭性命而失卮酒。

既解名曰「春秋」之意，又显记事之人。春官宗伯之属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内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虽复各有所职，俱是掌书之官。○正义曰：《周礼·春官·小史职》曰：「掌邦国之志。」《内史职》曰：「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外史职》曰：「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于四方。」今杜氏序云「掌邦国四方之事」者，「掌邦国」取《小史职》文，「四方之事」取《内史职》文，杜总括两史，共成此语。诸侯官属虽难备知，要传记每说诸侯之史，知诸侯亦各有国史也。《周礼》言「邦国」者，乃谓畿外诸侯之国也。国在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者，谓四方有书来告，内史读以白王也。告王之后，则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国之志」。内史虽云读四方之事书，其实国内史策，皆内史所掌，故其职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则内史、小史，既主国内，又主四方来告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国史承告而书」是也。杜此序又云「达四方之志」，取《外史职》文。案《外史职》云「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四方」，今移「达」字于「四方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达此国内之志，以告四方，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同盟然后告名，赴者之礼」是也。然则「掌邦国四方之事」者，据此承受他国之赴也；「达四方之志」者，据已国有事赴告他国也。《春秋》既有内外二种，故杜翦撮天子之史，取外史、内史两文。《周礼》诸史虽皆掌书，仍不知所记《春秋》定是何史。盖天子则内史主之，外史佐之，诸侯盖亦不异。但春秋之时不能依礼，诸侯史官多有废阙，或不置内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则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刘炫以为《尚书》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诰》，其经曰「大史友，内史友」。如彼言之，似诸侯有大史、内史矣。但遍检记传，诸侯无内史之文。何则？《周礼·内史职》曰「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僖二十八年传说襄王使「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是天子命臣，内史掌之。襄三十年传称郑「使大史命伯石为卿」，是诸侯命臣，大史掌之。诸侯大史当天子内史之职，以诸侯兼官无内史故也。郑公孙黑强与薰隧之盟，使大史书其名，齐大史书崔杼弑其君，晋大史书赵盾弑其君，是知诸侯大史主记事也。南史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当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传称「季孙召外史掌恶臣」，言外史，则似有内史矣。必言诸侯无内史者，闵二年传称史华龙滑与礼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传称鲁有「大史克」，哀十四年传称齐有「大史子馀」，诸国皆言大史，安得有内史也？季孙召外史者，盖史官身居在外，季孙从内召之，故曰外史，犹史居在南，谓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虽左右所记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礼》无左右之名，得称左右者，直是时君之意，处之左右，则史掌之事因为立名，故传有「左史倚相」。掌记左事，谓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阳道，阳气施生，故令之记动。右是阴道，阴气安静，故使之记言。《艺文志》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误耳。上言「鲁史记」，则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诸侯各有国史者，方说诸侯各有《春秋》，重详其文也。

既言尊卑皆有史官，又论所记简策之异。《释器》云「简谓之毕」，郭璞云「今简札也」。许慎《说文》曰：「简，牒也。牍，书版也。」蔡邕《独断》曰：「策者，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郑玄注《中庸》亦云「策，简也」。由此言之，则简、札、牒、毕，同物而异名。单执一札谓之为简，连编诸简乃名为策，故于文「策」或作「册」，象其编简之形。以其编简为策，故言策者简也。郑玄注《论语序》以《钩命决》云「《春秋》二尺四寸书之，《孝经》一尺二寸书之」，故知六经之策皆称长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谓汉世天子策书所用，故与六经异也。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乃方版，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为书，字有多有少，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乃尽者，书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于策。《聘礼记》曰：「若有故则加书将命，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郑玄云：「名，书文也，今谓之字。策，简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则书简，字多则书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谓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谓君举告庙及邻国赴告，经之所书皆是也。小事者，谓物不为灾及言语文辞，传之所载皆是也。大事后虽在策，其初亦记于简。何则？弑君大事，南史欲书崔杼，执简而往，董狐既书赵盾，以示于朝，是执简而示之，非举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书于简，后乃定之于策也。其有小事，文辞或多，如吕相绝秦，声子说楚，字过数百，非一牍一简所能容者，则于众简牍以次存录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隐十一年传例云「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明是大事来告，载之策书也。策书不载，丘明得之，明是小事传闻，记于简牍也。以此知仲尼修经皆约策书成文，丘明作传皆博采简牍众记。故隐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辞，史乃书之于策。若所传闻行言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而已，不得记于典策。此盖周礼之旧制」也。又庄二十六年经皆无传，传不解经，注云「此年经、传各自言其事者，或策书虽存，而简牍散落，不究其本末，故传不复申解」。是言经据策书，传冯简牍，经之所言其事大，传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简，大事在策也。

既言简、策之异，又说诸国别名。孟子，姓孟，名轲，字子舆，邹邑人也。当六国之时，师事孔子之孙子思，修儒术之道，著书七篇。其第四《离娄》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鲁谓之『春秋』，一也。」其言与此小异，是杜足「其实」二字，使成文也。彼赵岐注云：「『乘』者，兴于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梼杌』者，嚚凶之类，兴于记恶之戒，因以为名。『春秋』，以二始举四时，记万事之名。」是三者立名虽异，记事则同，故云「其实一也」。序发首云「『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故引此以为证。且明诸侯之国各有史记，故鲁有《春秋》，仲尼得因而修之也。案《外传》：申叔时、司马侯乃是晋、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与「梼杌」。然则「春秋」是其大名，晋、楚私立别号，鲁无别号，故守其本名。贾逵云「周礼尽在鲁矣，史法最备，故史记与周礼同名」。然则晋、楚岂当自知不备，故别立恶名？

既言诸国有书，欲明鲁最兼备，故云此。 ○正义曰：此昭二年传文也。宣子，晋卿，名起，食邑于韩，因以为氏。谥曰宣子者，有德之称。为昭公新立，身新为政，故来聘鲁，因观书于大史氏，见此书而发言。杜注彼以为《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经之《象》辞也，《鲁春秋》谓鲁史记之策书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礼尽在鲁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见《春秋》知周公之德，见《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圣德，圣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观其书，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处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属之。人异，故文异。传言观书大史，则所观非一，而独言《易·象》、《鲁春秋》者，韩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鲁无增改，故不言「鲁易象」。《春秋》虽是周法所记，乃是鲁事，故言「鲁春秋」也。《春秋》、《易·象》，晋应有之，韩子至鲁方乃发叹者，味其义，善其人，以其旧所未悟，故云今始知，示其叹美之深，非是素不见也。《易·下系辞》云《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当文王与纣之事。则谓《易·象》，爻彖之辞也。郑玄案据此文，以为《易》是文王所作。郑众、贾逵、虞翻、陆绩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东邻杀牛」，皆以为《易》之爻辞周公所作。杜虽无明解，似同郑说。

序言史官所书，旧有成法，故引韩子之事，以此言结之。韩子所见《鲁春秋》者，盖是周之旧日正典、礼之大经也。韩子之言，并叹《易·象》，此之所见，唯谓《春秋》者，指说《春秋》，不须《易·象》故也。知是旧典礼经者，传于隐七年「书名」例云「谓之礼经」，十一年「不告」例云「不书于策」，明书于策必有常礼。未修之前，旧有此法。韩子所见而说之，即是周之旧典，以无正文，故言「盖」为疑辞也。制礼作乐，周公所为，明策书礼经亦周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公，正谓五十发凡是周公旧制也。必知史官所记，有周公旧制者，以圣人所为，动皆有法，以能立官纪事，岂得全无宪章？定四年传称备物典策以赐伯禽，典策则史官记事之法也。若其所记无法，何足以赐诸侯？诸侯得之，何足以为光荣而子鱼称为美谈也？且仲尼修此《春秋》以为一经，若周公无法，史官妄说，仲尼何所可冯，斯文何足为典，得与诸《书》、《礼》、《乐》、《诗》、《易》并称经哉？以此知周公旧有定制，韩子所见是也。

正义曰：此明仲尼修《春秋》之由，先论史策失宜之意。计周公之垂法典策具存，岂假仲尼更加笔削？但为官失其守，褒贬失中，赴告策书，多违旧典，是故仲尼修成此法，垂示后昆。襄三十一年传称卿大夫「能守其官职」，昭二十年传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为官，各有所守。周德既衰，邦国无法，群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虽广言众官失职，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三十一年传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春秋》昭明。」注云：「上之人谓在位者也。」彼谓贤德之人在天子诸侯之位，能使《春秋》褒贬劝戒昭明。周德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贤圣，故不能使《春秋》褒贬劝戒昭明。致令赴告记注多违旧章也。文十四年传曰「崩薨不赴，祸福不告」，然则邻国相命，凶事谓之赴，他事谓之告，对文则别，散文则通。昭七年传「卫齐恶告丧于周」，则是凶亦称告也。赴告之中违旧章者，若隐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桓五年，陈侯鲍卒，再赴以甲戌己丑；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类是也。策书记注多违旧章者，仲尼既巳修改，不可复知。正以仲尼修之，故知其多违也。

此明仲尼所因并制作之意。所修之经，以鲁为主，是因鲁史策书成定之旧文也。「考」谓校勘，「志」谓记识。考其真伪，真者因之，伪者改之。志其典礼，合典法者褒之，违礼度者贬之。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使旧典更兴；下以明将来之法，令后世有则，以此故修《春秋》也。前代后代，事终一揆，所赏所罚，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国之法，文之所褒，是可赏之徒；文之所贬，是可罚之类。后代人主，诚能观《春秋》之文，揆当代之事，辟所恶而行所善，顺褒贬而施赏罚，则法必明，而国必治，故云「下以明将来之法」也。不教当时而为将来制法者，孔子之时，道不见用，既知被屈，冀范将来。将来之与今时，其法亦何以异，但为时不见用，故指之将来，其实亦以教当代也。

此说仲尼改旧史之意。教之所存，谓名教善恶，义存于此事。若文无褒贬，无以惩劝，则是文之害教。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阳」，传云：「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杜以晋文之意本欲尊周，将率诸侯共朝天子，自嫌强大，不敢至周，喻王出狩，得尽臣礼。寻其踪绪，心是迹非。又昭十九年，「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传云：「许悼公疟。五月，戊辰，饮大子止之药，卒。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许止进药，不由于医，其父饮之，因兹而卒。名教善恶须存于此者也。不罪许止，不没晋文，无以息篡逆之端，劝事君之礼，故隐其召王之名，显称弑君之恶。如此之例，皆是文之害教，则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后人，使闻善而知劝，见恶而自戒。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

此说仲尼不改旧史之意，「其馀」，谓新意之外皆即用旧史也。始隐终麟，二百馀载，史官迁代，其数甚多，人心不同，属辞必异，自然史官有文有质，致使其辞有详有略，既无所害，故不必改也。「史有文质」，谓居官之人。「辞有详略」，谓书策之文。史文则辞华，史质则辞直，华则多详，直则多略，故《春秋》之文详略不等也。螟螽蜚蜮，皆害物之虫，蜚蜮言有，螟螽不言有；诸侯反国，或言自某归，或言归自某；晋伐鲜虞，吴入郢，直举国名，不言将帅；及郊与川郊皆无所发；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乖异，是其史旧有详略，义例不存于此，故不必皆改也。

上传，昭三十一年，言《春秋》之书其是善志记也。下传，成十四年，言若非圣人，谁能修《春秋》，使成五例也。下传既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之辞，止又其传，非又其年也。

既以「盖」为疑辞，而知事必然者，案传，君子论《春秋》之美而云「善志」。《春秋》既是旧名，明称旧记为善，故知上传之言盖，言周公之志也。修者，治旧之名。传善圣人而言修旧，明修前圣之道，故知下传之言盖，仲尼之明周公也。上已言「盖周之旧典礼经」，此复重云「盖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记事之法旧史之遵周公也，此明仲尼因旧史之文还修周公之法，故重言盖。叙此以上论经，以下论传。

正义曰：丘明为经作传，故言受经于仲尼，未必面亲授受使之作传也。此说作传解经而传文不同之意丘明以为经者，圣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书也。非传所能乱之。假使传有先后，不畏经因错乱，故传或先经为文以始后经之事，或后经为文以终前经之义，或依经之言以辨此经之理，或错经为文以合此经之异，皆随义所在而为之发。传期于释尽经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大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论史记，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各有妄其意，失其真，故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沈氏云：《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艺文志》云：「左丘明，鲁史也。」是言丘明为传，以其姓左，故号为《左氏传》也。先经者，若隐公不书即位，先发仲子归于我；卫州吁弑其君完，先发庄公娶于齐。如此之类，是先经以始事也。后经者，昭二十二年，王室乱，定八年，乃言刘子伐盂以定王室；哀二年，晋纳蒯聩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聩自戚入卫。如此之类，是后经以终义也。依经者，经有其事，传辩其由。隐公不书即位，而求好于邾，故为蔑之盟。案其经文，明其归趣，如此之类，是依经以辩理也。错经者，若地有两名，经传互举，及经「侵」传「伐」，经「伐」传「侵」，于文虽异，于理则合。如此之类，是错经以合异也。传文虽多，不出四体，故以此四句明之也。

此说有经无传之意。例之所重者，若桓元年，「秋，大水」，传云「凡平原出水为大水」。庄七年，「秋，大水」。此则例之所重，皆是旧史遗馀策书之文。丘明略之，不复发传，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言遗者，旧史已没，策书遗留，故曰遗文。

此说无经有传之意。 ○正义曰：《说文》云「籍，簿书也」。张衡《东京赋》曰「多识前世之载」，载亦书也。躬览载籍，所见者博，以义有所取，必广记而备言之。非直解经，故其文缓。遥明圣意，故其旨远。将令学者本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终，寻其枝叶，尽其根本，则圣人之趣虽远，其赜可得而见。是故经无其事，而传亦言之，为此也。原始要终及其旨，远并《易·下系辞》文也。寻其枝叶，以树木喻也。究亦穷也，言穷尽其所穷之处也。

此又申说无经之传有利益之意。「优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礼·子张问入官》学之篇有此文也。其「餍而饫之」，则未知所出。优、柔，俱训为安，宽舒之意也。餍、饫，俱训为饱，饶裕之意也。谓丘明富博其文，优游学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高意精华；其大义饱足学者之好，使自奔趋其深致；言其广记备言，欲令使乐玩不倦也。江海以水深之故，所浸者远；膏泽以雨多之故，所润者博。以喻传之广记备言，亦欲浸润经文，使义理通洽。如是而求之，然后涣然解散，如春冰之释，怡然心说，而众理皆顺，然后为得其所也。江海，水之大者，故举以为喻。脂之泽者为膏，言雨之为润若脂膏然，故称膏泽也。

正义曰：自此至「非例也」，辩说传之三体。此一段说旧发例也，言发凡五十皆是周公旧法。先儒之说《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传，说仲尼之经，凡与不凡无新旧之例。杜所以知发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书旧章者，以诸所发凡皆是国之大典，非独经文之例。隐七年，始发凡例，特云「谓之礼经」；十一年，又云「不书于策」。建此二句于诸例之端，明书于策者，皆是经国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书自制此礼也。何则？「夫灾，无牲」，「卒哭」，「作主」，「诸侯薨于朝会，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寝，则不致」，岂是仲尼加造此言也？公行告庙，侯伯分灾，二「凡」之末，皆云「礼也」，岂是丘明自制礼乎？又公女嫁之送人尊卑，哭诸侯之亲疏等级，王丧之称「小童」，分至之书「云物」，皆经无其事，传亦发凡。若丘明以意作传，主说仲尼之经，此既无经，何须发传？以是故知发凡言例，皆是周公垂法、史书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也。国之有史，在于前代，非独周公立法，史始有章。而指言周公垂法者，以三代异物，节文不同，周公必因其常文而作，以正其变者，非是尽变其常也。但以一世大典，周公所定，故《春秋》之义，史必主于常法，而以周公正之。然凡是周公之礼经，今案《周礼》竟无凡例，为当礼外别自有凡，为当凡在礼内。今者所据，礼内有凡。知者，案《周礼·大宰职》于「八法」之内有「官成」、「官法」，郑众注云「官成者，谓官府之有成事品式。官法者，谓职所主之法度」。然则此凡者是史官之策书成事法式也。《释例·终篇》云：「称凡者五十，其别四十有九」，盖以母、弟二凡，其义不异故也。计周公垂典，应每事设法，而据经有例，于传无凡多矣，《释例》四十部，无凡者十五。然则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盖作传之时已有遗落，丘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虽旧例，亦非全语，丘明采合而用之耳。《终篇》云诸凡虽是周公之旧典，丘明撮其体义，约以为言，非纯写故典之文也。盖据古文覆逆而见之，此丘明会意之微致，是其说也。然丘明撮凡为言，体例不一，于一凡之内，事义不同，亦有因经所有，连释经之所无，如「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也。亦有略其经之所无，直释经之所有，如「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不言礿祀，以经无故也，如此之类是也。所以然者，盖以旧凡语少，经虽无事，则亦连文引之，所以兼引「王曰小童」。若旧凡语多，经无者则略之，经有者则载之，所以略其礿祀独举郊雩。故庄十一年「王师败绩于某」，杜注云「事列于经，则不得不因申其义」。是旧凡多者，唯举经文也。发凡之体，凡有二条：一是特为策书；一是兼载国事。特为策书者，凡告以名则书之类是也。兼载国事者，凡嫁女于敌国之类是也。虽为国事，但他书有者，亦不在凡例，如天子七月而葬，既于礼文备有，故丘明作传不在凡例也。此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其言非独为鲁故。哭诸侯之条，既发凡例，乃云故鲁为诸姬，明知正凡所言，非止鲁事。且送女例云「于天子，则诸卿皆行」，鲁无嫁女于天子之理。祭祀例云「启蛰而郊」，自非鲁国不得有郊天之事，明是采合故典、裁约为文也。

此下尽「曲而畅之」，说新意也。「微显阐幽」，《易·下系辞》文也。微谓纤隐，阐谓著明。旧说云「下云『经无义例』，此释经有义例」。谓孔子修经，微其显事，阐其幽理，裁节经之上下，以成义之般类。其善事显者，若秦穆悔过，贬四国大夫，以例称「人」，观文与常文无异。恶事显者，若诸侯城缘陵，叔孙豹违命，城缘陵依例称诸侯，与无罪文同，叔孙豹去氏，与未赐族者文同，皆是微其显事。阐幽者，谓阐其幽理，使之宣著。若晋赵盾、郑归生、楚比陈乞及许大子止，皆非亲弑其君，是其罪幽隐，孔子修经加「弑」，使罪状宣露，是阐幽也。诸《春秋》褒贬之例并是也。盖以为皆据旧例而发义。以下论丘明之传微显阐幽乃是经事，故贺沈诸儒皆悉同此。刘炫以微显阐幽皆说作传之意。经文显者，作传本其纤微；经文幽者，作传阐使明著。显者，若「天王狩于河阳」，观经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猎，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传发「晋侯召王」，是其微显也。幽者，若「郑伯克段于鄢」，观经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称克，故传发「武姜爱段」，是阐其幽也。丘明作传，其有微经之显、阐经之幽，以裁制成其义理比类者，皆据旧典凡例而起发经义，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经之褒贬，例称「得隽曰克」，传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据旧例发义也；晋侯召王使狩，郑伯不教其弟，仲尼没其召王，显称郑伯，丘明正述其事，先解经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贬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馀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论作传，而贺沈诸儒皆以为经解之，是不识文势而谬失杜旨。

上既言据旧例而发义，故更指发义之条，诸传之所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及「书曰」七者之类，皆所以起新旧之例，令人知发凡是旧，七者是新，发明经之大义，谓之变例。以「凡」是正例，故谓此为变例，犹《诗》之有变风变雅也。自杜以前，不知有新旧之异，今言「谓之变例」，是杜自明之以晓人也。称「书」者，若文二年「书士縠，堪其事」；襄二十七年「书先晋，晋有信」，如此之类是也。「不书」者，若隐元年春「正月，不书即位，摄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书爵」，如此之类是也。「先书」者，若桓二年「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故先书弑其君」；僖二年，虞师晋师「灭下阳，先书虞，贿故也」，如此之类是也。「故书」者，隐三年，「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成八年「杞叔姬卒，来归自杞，故书」，如此之类是也。「不言」者，若隐元年「郑伯克段于鄢。不言出奔，难之也」；庄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不言其来，讳之也」，如此之类是也。「不称」者，若僖元年「不称即位，公出故也」；庄元年「不称姜氏，绝不为亲」，如此之类是也。「书曰」者，若隐元年「书曰郑伯克段于鄢」，隐四年『书曰卫人立晋』，众也」，如此之类是也。案：襄元年「围宋彭城。非宋地，追书也」；隐元年「称郑伯，讥失教也」；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也」。「先书」、「故书」既是新意，则「追书」亦是新意；「书」与「不书」俱是新意，则「称」与「不称」、「言」与「不言」亦俱是新意，岂得「不言」、「不称」独为新意，「言」也「称」也便即非乎？《释例·终篇》云「诸杂称二百八十有五」，止有其数，不言其目，就文而数，又复参差。窃谓「追书」也，「言」也，「称」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盖诸类之中足以包之故也。有田僧绍者，亦注此序，以为序言诸「称」，「称」亦即是新意，与下七者合为八名。斯不然矣。案「书」与「不书」，其文相次。若「称」字即是新意，但当言「称」与「不称」相次，何以分为别文？明知杜言诸「称」，自谓诸传所称，不以「称」为新意。但以理而论之，「称」亦当是新意耳。

此说因旧为新也。仲尼修《春秋》者，欲以上遵周制，下明世教，其旧史错失，则得刊而正之，以为变例。其旧史不书，则无可刊正，故此又辩之。亦有史所不书，正合仲尼意者，仲尼即以为义。改其旧史及史所不书，此二者盖是《春秋》新意，故传亦不言凡，每事别释，曲而通畅之也。「此盖《春秋》新意」，其言总上，通变例与不别书也。举一凡而事同者，诸理尽见，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发传，是其曲畅。畅训通，故言曲而畅之也。若然，隐公实不即位，史无由得书即位。邾克实未有爵，史无由得书其爵。然则传言不书，自是旧史不书。而以不书为仲尼新意者，《释例·终篇》杜自问而释之，云丘明之为传，所以释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旧史之策书，义之所在，则时加增损，或仍旧史之无，亦或改旧史之有。虽因旧文，固是仲尼之书也。丘明所发，固是仲尼之意也。虽是旧文不书，而事合仲尼之意，仲尼因而用之，即是仲尼新意。若宣十年「崔氏出奔卫」，传称「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旧史无名，及仲尼修经，无罪见逐，例不书名，此旧史之文，适当孔子之意，不得不因而用之。因旧为新，皆此类也。然杜唯言史所不书，即以为义，不云史所书为义者，但夫子约史记而修《春秋》，史记之文，皆是旧史所书，因而褒贬，理在可见，不须更言，但恐旧史不书，而夫子不用，故特言之。

此一段说经无义例者。国有大事，史必书之，其事既无得失，其文不著善恶，故传直言其指归趣向而已，非褒贬之例也。《春秋》此类最多，故隐元年「及宋人盟于宿」，传曰「始通也」。杜注云「经无义例，故传直言其归而已。他皆放此」。是如彼之类，皆非例也。

正义曰：传体有三，即上文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是也。为例之情有五，则下文「五曰」是也。书经有此五情，缘经以求义为例，言传为经发例，其体有此五事。下文五句，成十四年传也。案彼传上文云「春秋之称」，下云「非圣人谁能修之？」圣人指谓孔子，美孔子所修，成此五事，五事所摄，诸例皆尽。下句释其显者以属之耳。此发传之体有三，上文三言「其」以别之，观文足可知耳。刘寔分变例新意以为二事。《释例·终篇》曰「丘明之传有称周礼以正常者，诸称凡以发例者是也；有明经所立新意者，诸显义例而不称凡者是也」。称古典则立凡以显之，释变例则随辞以赞之。杜言甚明，尚不能悟，其为暗也，不亦甚乎！

「文见于此」，谓彼注云「辞微而义显」也。「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传为叔孙侨如发也。经曰「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九月，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叔孙是其族也，褒赏称其族，贬责去其氏。衔君命出使称其族，所以为荣；与夫人俱还去其氏，所以为辱。出称叔孙，举其荣名，所以尊君命也；入舍叔孙，替其尊称，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称舍别有所尊。是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僖十九年经书「梁亡」，是秦亡之也。传曰「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经书「诸侯城缘陵」，是齐率诸侯城之，以迁杞也。传曰「不书其人，有阙也」。秦人灭梁而曰「梁亡」，文见于此，「梁亡」见取者之无罪。齐桓城杞而书「诸侯城缘陵」，文见于此，「城缘陵」见诸侯之有阙。亦是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皆是辞微而义显，故以此三事属之。

彼注云「志，记也。晦，亦微也。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传例曰「特相会，往来称地，让事也。自参以上，则往称地，来称会，成事也」。其意言会必有主，二人共会，则莫肯为主，两相推让，会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国以上，则一人为主，二人听命，会事有成，故以会致。宣七年「公会齐侯伐莱」。传例曰「凡师出，与谋曰及，不与谋曰会」。其意言同志之国，共行征伐，彼与我同谋计议，议成而后出师，则以相连及为文。彼不与我谋，不得已而往应命，则以相会合为文。此二事者，义之所异，在于一字。约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寻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记事有叙，而其文晦微也。

彼注云「婉，曲也。谓屈曲其辞，有所辟讳，以示大顺，而成篇章」。言「诸所讳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诸」以总之也。若僖十六年，公会诸侯于淮，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释始归。讳执止之耻，辟而不言，经乃书「公至自会」。诸如此类，是讳辟之事也。诸侯有大功者，于京师受邑，为将朝而宿焉，谓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为从巡守备汤水以共沐浴焉，谓之汤沐之邑。鲁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于京师许田是也；郑以武公之勋，受汤沐之邑于泰山祊田是也。隐桓之世，周德既衰，鲁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无所用，因地势之便，欲相与易，祊薄不足以当许，郑人加璧以易许田。诸侯不得专易天子之田，文讳其事。桓元年，经书「郑伯以璧假许田」，言若进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掩恶扬善，臣子之义，可以垂训于后。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辞从其义训，以示大顺之道。是其辞婉曲而成其篇章也。

彼注云：「谓直言其事，尽其事实，无所污曲」。礼制，宫庙之饰，楹不丹，桷不刻。庄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宫桷」。礼，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礼，诸侯不相遗俘。庄三十一年「齐侯来献戎捷」。三者皆非礼而动，直书其事，不为之隐，具为其文，以见讥意。是其事实尽而不有污曲也。

彼注云「善名必书，恶名不灭，所以为惩劝」。昭二十年「盗杀卫侯之兄絷」，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滥来奔」，是谓盗与三叛人名也。齐豹，卫国之卿，《春秋》之例，卿皆书其名氏，齐豹忿卫侯之兄，起而杀之，欲求不畏强御之名，《春秋》抑之，书曰「盗」。盗者，贱人有罪之称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国之臣，并非命卿，其名于例不合见经，窃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闻，《春秋》故书其名，使恶名不灭。若其为恶求名而有名章彻，则作难之士，谁或不为？若窃邑求利而名不闻，则贪冒之人，谁不盗窃？故书齐豹曰「盗」，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盖而名章，所以惩创恶人，劝奖善人。昭三十一年传具说此事，其意然也。盗与三叛俱是恶人，书此二事，唯得惩恶耳，而言「劝善」者，恶惩则善劝，故连言之。

正义曰：上云「情有五」，此言「五体」者，言其意谓之情，指其状谓之体，体情一也，故互见之。一曰微而显者，是夫子修改旧文以成新意，所修《春秋》以新意为主，故为五例之首。二曰志而晦者，是周公旧凡，经国常制。三曰婉而成章者，夫子因旧史大顺，义存君亲，扬善掩恶，夫子因而不改。四曰尽而不污者，夫子亦因旧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极谏，不掩君恶，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尽而不污，虽因旧史，夫子即以为义。总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传或言「书曰」或云「不书」。五曰惩恶而劝善者，与上微而显不异，但劝戒缓者，在微而显之条；贬责切者，在惩恶劝善之例，故微而显居五例之首，惩恶劝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寻经、传，触类而增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时人所行之事，观其善恶，用其褒贬，则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纪纲，皆得所备矣。从首至此，说经、传理毕，故以此言结之。「触类而长之」《易·上系辞》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谓获麟以前也。以后经则鲁史旧文，传终说前事，辞无褒贬，故不数之也。触类而长之者，若隐四年经书「翬帅师」，传称羽父固请，「故书曰『翬帅师』，疾之也」。十年经亦书「翬帅师」，传虽不言「书曰」、「故书」，是知与上同为新意。又隐元年传「曰『仪父』，贵之也」，则桓十七年云「仪父」，亦是贵之是也。

正义曰：自此至「释例详之」，言已为作注解之意。论经、传之下，即是自述已怀，于文不次，言无由发，故假称或问而答以释之。《春秋》之经，侵伐会盟及战败克取之类，文异而义殊，错文以见义。先儒知其如是，因谓茍有异文，莫不著义。杜以为仲尼所述，据史旧文，文害者，则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详略。此其异于先儒，故或人据上文杜之异旨，执先儒以问曰：《春秋》以错文见义，其文异者，必应有义存焉。若如所论，辞有详略，不必改也，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意者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今何以独异？欲令杜自辩之。

庄二十五年「陈侯使女叔来聘」，传曰「嘉之，故不名」。僖二十五年「卫侯毁灭刑」，传曰「同姓也，故名」。褒则书字，贬则称名，褒贬在于一字。褒贬虽在一字，不可单书一字以见褒贬，故答或人曰「《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皆须数句以成言语，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为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变，则成为一卦；经之字也，一字异，不得成为一义，故经必须数句以成言，义则待传而后晓，不可错综经文，以求义理，故当依传以为断。文异者，丘明不为发传，仲尼必无其义，安得传旨之表妄说经文？以此知经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者也。「数句」者，谓若隐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賵」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虔于乾溪」。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贾、服一字，故举多言之。或以为数其文句，义亦得通。「错综其数」，《易·上系辞》文，谓交错综理之。

《汉书·儒林传》云：「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人大刘公子皆修《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诂，授赵人贯公，公传子长卿，长卿传清河张禹，禹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丞相翟方进，方进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阳贾护，护授苍梧陈钦，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是前汉言《左氏》者也。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左氏》不得立于学官。至平帝时，王莽辅政，方始立之，后汉复废。虽然，学者浸多矣，中兴以后，陈元、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仲博、许惠卿、服虔、颍容之徒，皆传《左氏春秋》。魏世则王肃、董遇为之注。此等比至杜时，或在或灭，不知杜之所见十数家定是何人也。

《礼记·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祖，始也，谓前人为始而述修之也。经之详略，本不著义，强为之说，理不可通，故「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于传之外，别立异端，故「退不守丘明之传」。传有不通，则没而不说，谓诸家之注多有此事。但诸注既亡，不可指摘。若观服虔、贾逵之注，皆没而不说者众矣，谓若文二年「作僖公主」，传于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礼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襄九年「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之类是也。肤谓皮肤，言浅近引之也。《公羊》、《谷梁》口相传授，因事起问意，与《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适足以自错乱也。

丘明与圣同时，为经作传，经有他义，无容不尽，故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也。作传解经，则经义在传，故「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也。发凡言例，则例必在凡，故「传之义例，总归诸凡」也。若有例无凡，则传有变例，如是则「推寻变例以正褒贬」。若《左氏》不解，二传有说，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则简选二传，取其合义而去其异端。杜自言以此立说，盖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齐」，传云「书曰『北燕伯款出奔齐。』罪之也」。则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释例》曰：「朱虽无罪，据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卫」，传云「书曰：『崔氏』，非其罪也」。不书名者非其罪，则书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晋栾盈出奔楚」，杜注云：「称名，罪之。」如此之类，是推变例以正褒贬也。庄十九年「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杜注云「《公羊》、《谷梁》皆以为鲁女媵陈侯之妇」。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谷梁》曰『未适人』，故不称国」。如此之类，是简二传也。先儒取二传多矣，杜不取者，是去异端也。

《集解》与《释例》每有论错阙疑之事，非一二也。《释例·终篇》云：「去圣久远，古文篆隶历代相变，自然当有错误，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圣人贵闻一而知二，贤史之阙文也。今《左氏》有无传之经，亦有无经之传。无经之传，或可广文。无传之经，则不知其事。又有事由于鲁，鲁君亲之而复不书者，先儒或强为之说，或没而不说，疑在阙文，诚难以意理推之。」是备论阙之之事也。

《汉书·楚元王传》称，刘歆字子骏，刘德孙，刘向少子也。哀帝时，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经、传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是其创通大义也。后汉贾逵，字景伯，扶风人也。父徽，字元伯，授业于歆，作《春秋条例》。逵传父业，作《左氏传训诂》。许惠卿，名淑，魏郡人也。颍子严，名容，陈郡人也，比于刘、贾之徒，学识虽复浅近，然亦注述《春秋》，名为一家之学。杜以为先儒之内四家差长，故特举其违，以见异同。自馀服虔之徒，殊劣于此辈，故弃而不论也。

丘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故与经别行，何止丘明、公羊、谷梁？及毛公、韩婴之为《诗》作传，莫不皆尔。经传异处，于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别其经传，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

《春秋》，记事之书。前人后人行事相类，书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校，则善恶不章，褒贬不明，故杜别集诸例，从而释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察其同异，则于其学易明故也。言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三者，虽《春秋》之事，于经传无例者繁多，以特为篇卷，不与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则为部，小异则附出，孤经不及例者，聚于《终篇》，故言「相与为部」也。其四十部次第，从隐即位为首，先有其事，则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于后。《终篇》宜最处末，故次《终篇》之前，《终篇》处其终耳。土地之名起于宋卫「遇于垂」，世族谱起于「无骇卒」，「无骇卒」在遇垂之后，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

正义曰：上一问一答，说作注理毕，而更问《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说，并皆辟谬，须于此明之。亦以于文不次，故更假问答以明之。一问之间，凡有四意：其一，问作之早晚；其二，问先儒言孔子自为素王，其事虚实；其三，问《公羊》说孔子黜周王鲁，其言是非；其四，问《左氏》获麟之后乃有馀经，问杜于意安否？据杜云《左传》及《谷梁》无明文，则指《公羊》有其显说。今验何休所注《公羊》，亦无作《春秋》之事。案：孔舒元《公羊传》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今麟非常之兽，其为非常之兽，奈何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传》及《谷梁》则无明文，故说《左氏》者，言孔子「自卫反鲁」，则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书，麟则为书来，应言麟为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说。言孔子自以身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为素臣，故为素王作左氏之传。汉魏诸儒，皆为此说。董仲舒对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是素王之文焉。」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语》称齐大史子馀叹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馀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先儒盖因此而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复以为素臣。其言丘明为素臣，未知谁所说也。「言《公羊》者」，谓何休之辈。「黜周王鲁」，非《公羊》正文，说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后，本爵为上公，而经称「杞伯」，以为孔子黜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传》曰「外？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其意言周为王者之后，比宋为新。缘此故谓《春秋》托王于鲁，以周、宋为二王之后，黜杞同于庶国。何休隐元年注云：「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宣十六年注云「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为王者之后，是「黜周王鲁」之说也。定元年《公羊传》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已之有罪焉尔」。何休云「此假设而言之，主人谓定、哀也。习其经而读之，问其传解诂，则不知已之有罪于是。此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其孙言辟害，微文隐义之说。「自卫反鲁」，「危行言孙」，皆《论语》文也。郑玄以为据时高言高行者皆见危，谓高行为危行也。何晏以危为厉，厉，言行不随俗也。未知二者谁当。杜旨《公羊》之经获麟即止，而《左氏》之经终于孔子卒。先儒或以为麟后之经亦是孔子所书，故问其意之所安也。

此尽末以来，答上问四意。但所答或先或后，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据，乃得递相发明，故不得以次而答问者，先问作之早晚，杜意定以获麟乃作，故从「仲尼曰」至「所以为终」，明作之时节，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为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后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须说始隐之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验其非「黜周王鲁」之证。但既言其终，倒言其始，则于文不次，故答前义未了，更起一问，自「曰然则」以下尽「此其义也」，明《春秋》始隐之意，答「黜周王鲁」之言。既言王鲁为非，遂并辩《公羊》之谬。自「若夫制作」尽「非隐之也」，答微文隐义之为非也。自「圣人包周身之防」尽「非所闻也」，答孙言辟害之为虚也。先儒以为未获麟而已作《春秋》，过获麟而经犹未止，故既答《公羊》之谬，然后却辩素王为虚，并说引经为妄。自「子路欲使门人」尽「又非通论也」，答素王素臣之问。自「先儒以为」尽「得其实」，答经止获麟之意。「至于反袂」以下，言其不可采用。此章分段大意，其文旨如此。问者以所闻而问，其「异乎馀所闻」一句，叹其所据非理，故言「异乎馀所闻」。「仲尼曰」与「叹曰」二者，皆《论语》文也。孔子过匡，匡人以兵遮而胁之，从者惊怖，故设此言以强之。文王虽身既没，其为文王之道，岂不在兹身乎？孔子自比其身，言己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意言天若未丧文王之道，必将使我制作，匡人不能违天以害己。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圣人受命而王，则凤鸟至，河出图。仲尼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此言盖伤时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时无嘉瑞，明是既得嘉瑞，即便制作。杜欲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二句。郑玄以为河图洛书，龟龙衔负而出，如《中候》所说，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甲似龟背，袤广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录纪兴亡之数是也。孔安国以为河图即八卦是也。未知二者谁当杜旨。

麟、凤与龟、龙、白虎五者，神灵之鸟兽，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于衰乱之世，是非其时也。上无明王，是虚其应也。为人所获，是失其归也。夫此圣人而生非其时，道无所行，功无所济，与麟相类，故所以为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复为外物所感，既知道屈当时，欲使功被来世，由是所以作《春秋》。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书，为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答上《春秋》之作《左传》无明文之问，又言已所以为获麟乃作之意。独举「麟凤」而云「五灵」，知二兽以外为龟、龙、白虎者，以鸟兽而为瑞，不出五者，经传谶纬莫不尽然。《礼记·礼器》曰：「升中于天而凤皇降，龟龙假。」《诗序》曰「《麟趾》，《关雎》之应」，「《驺虞》，《鹊巢》之应」，驺虞即白虎也。是龟、龙、白虎并为瑞应。只言「麟凤」便言「五灵」者，举「凤」配「麟」，足以成句，略其三者，故曰「五灵」。其「五灵」之文出《尚书纬》也。《礼记·礼运》曰「麟凤龟龙，谓之四灵」。不言五者，彼称「四灵以为畜」，则「饮食有由也」。其意言四灵与羞物为群，四灵既扰，则羞物皆备。龙是鱼鲔之长，凤是飞鸟之长，麟是走兽之长，龟是甲虫之长。饮食所须，唯此四物。四物之内，各举一长。虎、麟皆是走兽，故略云「四灵」。杜欲遍举诸瑞，故备言「五灵」也。直云「绝笔获麟」，则文势巳足，而言「之一句」者，以《春秋》编年之书，必应尽年乃止。人年唯此一句，故显言之，以明一句是其所感也。

上既解终麟之意，未辩始隐之由，故又假问以释之。不言「或问」而直言「曰」者，以答前未了，须更起此问，若言问者犹是前人，且既解绝笔，即因问初起，以此不复言「或」，欲示二问共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语；「则」者，陈下事，乘前起后之势。问者言绝笔于获麟，既如前解，然则《春秋》初起，何独始于鲁隐公，不始于他国馀公，何也？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迁居洛邑，平王为首，是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于第当立，委位让桓，是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隐公，之初当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则列国」，其爵为侯，其土则广，是大国也。「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鲁承周公之后，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能抚养下民，求天长命，绍先王之烈，开中兴之功；隐公能大宣圣祖之业，光启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临天下，如是则西周之美，犹或可寻，文武之迹，不坠于地。而平王、隐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资，而竟不能然，只为无法故也。仲尼愍其如是，为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岂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历数，附其时人之行事，采周公之旧典，以会合成一王之大义，虽前事已往，不可复追，冀得垂法将来，使后人放习。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意。问者不直云「隐公」而言「鲁隐公」者，言「鲁」决其不始于他国，言「隐」决其不始于馀公，挟此二意，故并鲁言之也。其答直言「隐公」不云「鲁」者，以鲁之《春秋》已为韩起所说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纣定天下，恒居镐地，是为西都。周公摄政，营洛邑于土中，谓之东都。成王虽暂至洛邑，还归镐京。为幽王灭于西周，平王东迁洛邑，因谓洛邑为东周，谓镐京为西周。平王始居东周，故云「东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年而隐公即位，隐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诗·既醉》云「永锡祚胤」，言福祚及后胤也。《尚书·召诰》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用善德治民得长命也。襄十年传曰「而以逼阳光启寡君」，《论语》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是杜所用之文也。《春秋》据鲁而作，即是诸侯之法，而云「会成王义」者，《春秋》所书，尊卑尽备。王使来聘，锡命賵含，有天子抚邦国之义。公如京师，拜赐会葬，有诸侯事王者之法。虽据鲁史为文，足成王者之义也。以其「会成王义」，故得「垂法将来」，将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独遗将来诸侯也。

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后「答黜周王鲁」之言。经书「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仪父」，公即鲁隐公也。鲁用周正，则鲁事周矣。天子称王，诸侯称公，鲁尚称公，则号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鲁乎？若黜周王鲁，则鲁宜称王，周宜称公。此言周王而鲁公，知非黜周而王鲁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兴周，非黜周也，故引《论语》以明之。公山弗扰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说，夫子设此言以解之，其意言彼召我者，而岂空然哉？必谓我有贤能之德故也。既谓我有贤德，或将能用我言。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为东方之周乎！言将欲兴周道于东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兴周之义也。注《论语》者，其意多然。唯郑玄独异，以东周为成周，则非杜所用也。

此一段答说《公羊》者言「微其文、隐其义」之意。「若夫」者，发端之辞。既答「王鲁」，更起言端，故云若夫圣人制作之文，所以章明已往，考校方来，欲使将来之人鉴见既往之事。圣人之情，见乎文辞。若使发语卑杂，则情趣琐近；立言高简，则旨意远大；章句烦多，则事情易显；文辞约少，则义趣微略。此乃理之常事，非故隐之也。文王演《易》，则亦文高旨远，辞约义微，岂复孙辞辟害？以彼无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为所隐也。其章往考来，情见乎辞，皆《易·下系辞》之文。彼作「彰往而察来」，意不异耳。

此一段答孙言辟害之意。若成汤系于夏台，文王囚于羑里，周公留滞于东都，孔子绝粮于陈蔡，自古圣人幽囚困厄，则尝有之，未闻有被杀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谓圣人防虑必周于身，自知无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害，此事实非所闻也。云「非所闻」者，言前训未之有也。

此一段答素王素臣为非也。案《论语》称「孔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将死，使门人为臣，欲令以臣礼葬君，冀其显荣夫子。夫子瘳而责之，我实无臣，何故而为有臣？吾之于人也，于谁尝欺？我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子路使门人为臣，才僭大夫礼耳，孔子尚以为欺天，况神器之重，非人臣所议，而云「仲尼为素王，丘明为素臣」，又非通理之论也。圣人之生，与运隆替，运通则功济当时，运闭则道存身后。虽复富有天下，无益于尧舜；贱为匹庶，何损于仲尼？道为升降，自由圣与不圣；言之立否，乃关贤与不贤。非复假大位以宣风，藉虚名以范世，称王称臣，复何所取？若使无位无人，虚称王号，不爵不禄，妄窃臣名，是则羡富贵而耻贫贱，长僭逾而开乱逆，圣人立教，直当尔也！臧文仲山节藻棁，谓之不知；管仲镂簋朱紘，称其器小；见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窃王号，则罪不容诛。而言「素王」「素臣」，是诬大贤而负圣人也。呜呼！孔子被诬久矣，赖杜预方始雪之。

此下至「为得其实」，皆明麟后之经非仲尼所修之意。直言「先儒」，无可寻检，未审是谁先生此意。案今《左氏》之经，仍终孔丘之卒。虽杜氏之注此经亦存，而尤责先儒引经至仲尼卒者，盖先儒以为夫子自卫反鲁即作《春秋》，作三年而后致麟，虽得麟而犹不止，比至孔丘之卒，皆是仲尼所修。以是辨之，谓之近诬，明先儒有此说也。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卫反鲁而作《春秋》，约之以礼，故有麟应而至。」是其宗旧说也。服虔又云：「《春秋》终于获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显其师，故书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案杜于此下及哀十四年注，皆取服义为说，则服氏于此一事巳改先儒矣。麟是王者之瑞，非为制作而来，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妖且妄也。经是鲁史之文，非仲尼之所述，而云仲尼修之，是其近诬罔也。言「近诬」者，心所不悟，非故诬之，故云「近诬」也。

《谷梁》之经亦止获麟，而独据《公羊》者，《春秋》之作《谷梁》无明文。杜以获麟乃作，义取《公羊》，故独据之耳。小邾射以句绎来奔，与黑肱之徒义无以异。传称书三叛人名，不通数此人以为四叛，知其不入传例。麟下之经，传不入例，足知此经非复孔旨，故馀以为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于获麟，则文止于所起。自此而谈「为得其实」，重明经止获麟，并自成巳说，起麟之意也。

《公羊传》称「孔子闻获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穷矣！」杜既取《公羊》经止获麟，而《公羊》获麟之下即有此传，嫌其并亦取之，故云「亦无取焉」。不取之者，以圣人尽性穷神，乐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戚，困于陈蔡，则援琴而歌；梦奠两楹，则负杖而咏，宁复畏惧死亡，下沾衿之泣，爱惜性命，发道穷之叹？若实如是，何异凡夫俗人，而得称为圣也！《公羊》之书，乡曲小辩，致远则泥，故无取焉。此则上文所谓「简二传而去异端」，岂有反袂拭面，涕下沾袍？以虚而不经，故不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