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公元年

○解云：即定十三年「秋，晋赵鞅人于晋阳以叛。冬，晋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晋赵鞅归于晋」，传云「此叛也，其言归何」，注云「据叛与出入恶同」；「以地正国也」，又注云「军以井田立数，故言以地」；传又云「其以地正国奈何？晋赵鞅取晋阳之甲，以逐荀寅与士吉射。荀寅与士吉射者，曷为者也？君侧之恶人也。此逐君侧之恶人，曷为以叛言之？无君命也」，注云「无君命者，操兵乡国，故初谓之叛，后知其意，欲逐君侧之恶人，故录其释兵，书归救之，君子诛意不诛事」。今华元与诸侯操兵乡国而不加叛文，故难之。云宋华元曷为与诸侯围宋彭城，而不加叛文，与赵鞅异乎？然则赵鞅以采地之兵，逐君侧之恶人，以正其国，其意实善，而《春秋》必加叛文者，正以人臣之义，本无自专之道，若其许之，恐恶逆之臣，外讬兴义之兵，内有觊觎之意，是以虽为善，不得与之。

○解云：虽云操兵乡国，但禀宋公之命，与诸侯之师逐去叛人，以卫社稷，《春秋》善之，故无恶文也。

○解云：即成十五年「宋鱼石出奔楚」是也。

○解云：即成十八年「夏，楚子、郑伯伐宋。宋鱼石复入于彭城」是也。

○解云：言鱼石于成十五年初出之时，直是与山有亲，恐见及，是以辟而去，非其大罪也。至成十八年，外讬郑、楚之兵以伐取君邑，遂居彭城，与君相拒，失人臣之义，非顺行之道，故曰以入是为罪也。

○解云：即谓成十八年经，具说「楚子、郑伯伐宋。宋鱼石复入于彭城」之事。言上举楚、郑伐宋，下即言鱼石复入。复入者，出无恶之文，明其出奔楚时，非其罪也，但倚讬楚、郑，伐取彭城为大恶，故此传云「以入是为罪」矣，非谓成十八年更有解注。

○解云：传云「为宋诛」，而知不能诛者，正以助其君讨叛臣，义之高者，若能诛之，理应在见，似若昭四年经书「执庆封，杀之」。今但言围而无杀文，故知不能诛。虽不能诛，犹有屈鱼石之功，是以《春秋》书之，善其为宋诛矣。

○解云：「莒人伐杞取牟娄」，在隐四年春。其后来奔者，即昭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娄及防兹来奔」是也。

○解云：案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传云「不与诸侯专封也」。然则不与诸侯专封，取事一也。所以或系于宋，或不系于卫者，彼以卫国已灭，故无所系。不言桓公城之者，不与诸侯专封故也。今此鱼石受楚之封，入邑而叛，是以夺而系国，以示不成。然则不与之言虽同，其不与之理实异，是以齐侯封卫，《春秋》实与；楚封鱼石，系宋以抑之。云云之说，在僖二年。

○解云：经传无文，而知楚救者，正以楚人去年封之故也。楚人是时并兵于鱼石，鱼石之叛，抑而不成。今华元讨之，即是宋国封内之兵也。封内之兵，例所不录，是以楚救鱼石不得书之。知封内之兵例所不录者，正以定公八年传云「公敛处父帅师而至」，经不书之是也。若然，哀三年「卫石曼姑帅师围戚」，亦是封内之兵而得书者，彼以国夏为伯讨，是以得书，故彼传云「齐国夏曷为与卫石曼姑帅师围戚？伯讨也」。然则《春秋》不与蒯聩之直，故令国夏得讨之。国夏得讨之，则非封内之兵也。今此鱼石不成叛，是以与彼异也。

○解云：《左传》、《谷梁》屈作「厥」字也。○「次于合」者。《左氏》「合」作「鄫」字也。

○解云：知如此者，正以庄三年「冬，公次于郎」，传云「其言次于郎何？剌欲救纪而后不能也」。今此下文即有楚人侵宋，言次于合，鲁人在其间，故知与彼宜同例，亦是初欲救宋而后不能，是以《春秋》书其止次讥之。

○解云：诸侯为天子身服斩衰三年，是以《曾子问》云「诸侯相见，揖让而入门，不得终礼，废者几？孔子曰：『六。』请问之。曰：『天子崩，大庙火，日食，后夫人之丧，雨沾服，失容，则废。』」然则天王九月崩，而四国得行朝聘礼者，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冬者，十月初也。天王崩赴未至，皆未闻丧，故各得行朝聘之礼」是也。若然，则四国行朝聘之时，王之赴告未至于鲁，经书「天王崩」，得在朝聘之上者，《公羊》之义据百二十国宝书，案而为经，虽四国未知，何妨先书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