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

田赋考

厯代田赋之制

明太祖即位之初，定天下田赋，田有二：曰官田，曰民田，赋有二：曰夏税，曰秋粮，其额收则具于黄册，总于户部，其徵输期限则责之布政司州县夏税曰米麦，曰钱钞，曰绢无过八月，秋粮、曰米、曰钱钞，曰绢无过。明年二月至孝宗𢎞治时，㑹计之数夏税，曰大小米麦、曰麦荍、曰丝棉并荒丝，曰税丝，曰丝棉折绢，曰税棉折绢，曰本色丝，曰农桑丝折绢，曰农桑零丝，曰人丁丝折绢，曰改科绢，曰棉花折布，曰苎布，曰土苎，曰红花，曰麻布，曰钞，曰租钞，曰税钞，曰原额小绢，曰币帛绢、曰本色绢、曰绢、曰折色丝秋粮、曰米、曰租钞、曰赁钞，曰山租钞、曰租丝，曰租绢，曰租粗麻布，曰课程棉布，曰租苎布，曰牛租米榖，曰地畆棉花绒，曰枣子易米，曰枣株课米，曰课程苎麻折米、曰棉布，曰鱼课米，曰改科丝折米。神宗万厯时，小有増损，大略以米麦为主，而丝绢与钞次之。夏税之米，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麦荍惟贵州，农桑丝遍天下，惟不及川、广、云、贵，馀各视其地产臣等。谨按：自古布缕有征，明初二税，但有绢而无布考之实録。洪武三年九月，户部奏赏军用布甚多，请于浙西四府秋粮内收布三十万匹，帝曰：「松江乃产布之地，止令一府输纳，馀徵米如故，是当时输布者，惟松江一郡，其后虽有折布之令，以非通制，故不偏举耳。

又光禄寺牺牲所、御马监象马牛羊房草料，俱扵民间照田粮徵解纳官，军草料亦如之。

洪武二十五年，以百姓艰扵供给，令北平卫所官军不支草料，自采野草备用。成祖永乐九年，遂有秋青草事例。宣宗后，通命中外军卫，有司量派军采纳，与民纳草兼攴，法亦不一，其黄黒豆即于税粮内折徵焉。

臣等谨按马草为明正赋，与夏税秋粮并徵，明史不详其制，考㑹典𢎞治后，始有徵收之数，惟及南直𨽻十三府、四州北直𨽻八府，二州并浙江、山东、山西、河南、陜西五省，其攴给之例始见于永乐时，大率马一匹，日支草一束，束重十五斤，豆则三四升，上下不等，其后有折支者，或以钞，或以布，或以银，有限月支折者，或岁给其半，或给以强半，或给以少半，因夏秋草盛而价贱，有牧放樵采之利，冬春専赖刍藁，毎有不足，故视时值之贵贱差用之劳逸而为之制，惟常令在京坊场岁有一百五十万束之积以备用隆庆三年制，此攴折所以不同，而秋草与谷草又必兼收而交济也。此外又有纳草赎罪例，纳草中盐例，召商纳草豆例，商贩纳草入闗例。凡此虽非正赋，而藉以佐正赋所不及，亦时事之不得不然者耳。

洪武元年正月，遣周铸等百六十四人核浙西田畆定赋税。

八月，诏输赋道逺者，官为转运、灾荒以实闻。三年三月，命计民授田。

郑州知州苏琦言：「自辛帽河南兵起，天下骚然，兼以元政衰微，将帅凌暴，十年之间，耕桑变为草莽，若不设法招徕耕种，以实中原，恐日乆国用虚竭，为今之计，莫若计复业之民垦田外，其馀荒芜土田，宜责之守令，召诱流移未入籍之民，官给牛种，及时播种，除官种外，与之置仓中分收受守令正官召诱户口，有増开田有成者，从巡歴御史申举，若田不加辟，民不加多，则核其罪」。帝是其言，遂命省臣议计民授田，设司农司，开治河南，掌其事。六月，谕中书省曰：「苏、松、嘉、湖、杭五郡，地狭民众，无田以耕，往往逐末利而食不给。临濠，朕故乡也，田多未辟，土有遗利，宜令五郡民无田者往开种，就以所种田为己业，给资粮牛种，复三年，验其丁力，计畆给之，毋许兼并。又北方近城地多不治，召民耕，人给十五畆蔬地，二畆免租三年有馀力者，不限顷畆」。自是毎岁中书省奏天下垦田数，少者畆以千计，多者至二十馀万，官给牛及农具者，乃收其税，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

四年九月，设粮长。

帝以郡县吏徵收赋税，辄侵渔百姓，乃命户部令有司料民土田以万石为率，田多者为粮长，督其乡赋税。岁七月，州县委官偕诣京师，领勘合以行，粮万石长副各一人，至十五年，革罢，十八年复设，三十年更定，毎区正副二名轮充，至成祖永乐十九年，令暂于南京户部宣谕给勘合，后遂为例。宣宗宣徳间，复永充，科敛横溢，民受其害，或私卖官粮以牟利，其罢者亏损公赋，事觉至陨身丧家。景帝时，革粮长，未几，又复自官军兑运，粮长不复输京师，而州里间颇滋害，世宗嘉靖时，谕徳顾鼎臣条上钱粮积弊四事：其一曰催徵岁办钱粮，成𢎞以前里甲催徵粮户，上纳粮长收解，州县监收，粮长不敢多收斛面，粮户不敢搀杂，水谷糠秕兑粮，官军不敢阻难多索，公私两便。近者有司不复比较经催里甲，负粮人户，但立限敲扑粮长，令下乡追徵，豪强者则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鸡犬为空，孱弱者为势豪所凌，躭延欺赖，不免变产补纳，至或旧役侵欠，责偿新佥，一人逋负，株连亲属，无辜之民，死扵棰楚囹圄者几数百人，且往时毎区粮长，不过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实收掌管粮之数少，而科敛打㸃，使用年例之数多，州县一年之间，辄破中人百家之产，害莫大焉！宜令戸部议定事例，转行所司，审编粮长，务遵旧规，如州县官多佥粮长，縦容下乡，及不委里甲催办，辄酷刑限比粮长者罪之，致人命多死者，以故勘论。

五年六月，遣使度四川田。

以蜀始平故也。

十二月，诏以农桑课有司。

有司秩满赴京者，必书农桑之绩，违者降罚。七年四月，福建按察司佥事卢公茂奏令漳、泉二府田崩陷溪海者，除其税，新旧垦辟者，徵其租。九年三月，令天下税粮以银、钞钱绢代输。户部奏：银一两钱千文、钞十贯，皆折输米一石，小麦则减直十之二。棉苎一匹，折米六斗、麦七斗，麻布一匹，折米四斗、麦五斗，丝绢等各以轻重为损益，愿入粟者听」。帝曰：「折纳正欲便民务，减其价，勿泥时直可也」。十三年三月，减苏、松、嘉、湖重赋十之二。初，帝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畆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芦地五合三勺，四抄草塌地三合一勺，没官田一斗二升。惟苏、松、嘉、湖怒其为张士诚守，乃籍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而司农卿杨宪又以浙西地膏腴，増其赋畆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视他方倍蓰畆税有二三石者，大抵苏、松最重，嘉、湖次之，杭又次之。七年五月，命减苏、松、嘉、湖极重田租，如畆税七斗五升者除其半。至是，复命戸部裁其额，畆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减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旧。

臣等谨按，是时浙西赋极重，而浙东赋有极轻者。《实録》云：洪武元年，有司奏定处州七县田赋，畆税一升，帝以刘基故，命青田县止徵其半。基行状：帝曰：「使伯温鄊里子孙世世为美谈也」。据此，则不但青田之赋极轻，其馀六县，亦仅比民田三分之一。

诏陜西、河南、山东、北平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田许民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

自元年八月，令州郡人民先因兵燹遗下田土，他人垦成熟者，聴为己业。业主已还，有司于辅近荒田如数给与其馀荒田，亦许民垦辟为己业，免徭役三年。五年五月，诏：「令四方流民各归田里，其间有丁少田多者，不许依前占据。他人之业，若有丁多田少者，有司于辅近荒田，验丁拨付」。至是，乃有是诏。又令山东、河南开荒田者，永不起科。

顾炎武《日知録》曰：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中，诏有能开垦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至正统中，流民聚居，诏令占籍。景泰六年，户部尚书张凤等奏：「山东、河南、北直𨽻并顺天府，无额田地甲，方开荒耕种，乙即告其不纳税粮，若不起科，争竞之涂，终难杜塞，今后但告争者，宜依本部所奏减轻，起科则例，毎畆科米三升三合，毎粮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絶争竞之端，抑且少助仓廪之积」。从之戸科都给事中成章等，劾凤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聴然，自古无永不起科之地，国初但以招徕垦民，立法之过，反以起后日之争端，而彼此告讦，投献王府勲戚及西天佛子无怪乎？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也。十七年，令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代秋租，于是以米麦为本色，诸折纳税粮，谓之折色。二十年十二月，鱼鳞册成。

帝既定天下，核实天下土田，而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产寄他戸，谓之贴脚诡寄。是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量度，田畆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先是，诏天下编黄册，以戸为主，详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而鱼鳞图册以土田为主，诸原坂坟衍、下湿沃瘠、沙卤之别毕具，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凡质卖田土，备书税粮科，则官为籍记之。二十一年八月，徙泽潞民垦河南北田，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者令狭鄊之民，得迁扵寛鄊，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产也。今河北诸处兵后田荒，居民鲜少，宜徙山东西之民往就耕种」。帝曰：「山东地广，民不必迁迁，山西泽、潞民无田者往业之，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至明年四月，又命湖、杭、温、台、苏、松诸郡无田之民，往耕淮河迤南滁、和等处闲田，仍蠲赋，三年，给钞备农具。二十六年，核天下土田总八百五十万七千六百二十三顷六十八畆有奇。

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二千九百石，钱钞三万九千八百锭，绢二十八万八千四百八十七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四百五十石，钱钞五千七百三十锭，绢五十九匹。

凡田以近郭为上地，迤逺为中地下地，时仍元里社制，河北诸州县土著者以社分里甲迁民，分屯者以屯分里甲，社民先占畆广，屯民新占畆狭故屯地，谓之小畆，社地谓之广畆，至宣宗时，垦荒田永不起科及洿下，斥卤无粮者，皆核入赋额，数溢于旧，有司乃以大畆当小畆以符旧额，有数畆当一畆者，贵州田无顷畆尺籍，悉徵之土官，而诸处土田，日乆颇淆，乱于黄册不符。

《日知録》曰：以近郭为上地逺之，为中地下地，盖自金元之末，城邑邱墟，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册田也，后垦者，逺郊逺郊，继代之新科也，故轻重殊也。

又曰：地有小大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歩为畆，自古以来，未之有改也。由国初有奉㫖开垦，永不起科者，有因洿下鹻薄而无粮者，一概量出作数，是以原额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畆数増多，取骇于上而贻害扵民，乃以大畆该小畆取合原额之数，自是上行造报，则用大地以投黄册，下行徵派，则用小畆以取均平各县大地，有以小地一畆、八分折一畆逓増之，至八畆以上折一畆，既因其地之髙下而为之差等，又皆合一县之丈地，投一县之原额，以敷一县之粮科，而赋役由之以出，此后人一时之权宜耳。然井地不均，赋税不平，固三百年于此矣！

二十七年三月，课民树桑枣、木棉。

帝初立国，即下令，凡民田五畆至十畆者，栽桑麻木、棉各半畆，十畆以上倍之，麻畆徵八两，木棉畆四两，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棉，出麻布、棉布，各一匹，此农桑丝绢所由起也。至是，令毎里百户种秧，二畆始同，力运柴草烧地，已乃耕，三烧三耕，已乃种秧，髙三尺，分植之五尺为垄，毎百户初年课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具如目报，违者戍边。又以湖广长永寳衡地宜桑而种者少，命取淮徐桑种给之。次年十二月，又命河南、山东桑枣毋徵税。

二十八年，诏户部百户为里春秋耕获之时，一家无力者百家代之。

又命天下乡置一鼔，遇农月晨鸣鼔，众皆㑹及时服田，其惰者，里老督劝之，不率者罚。里老惰不督劝，亦罚。

三十年，谕户部天下逋租许任土产，折收米、绢、棉花、金银等物，著为令。

先是，十九年，令户部侍郎杨靖㑹计天下仓储存粮，二年外并收折色，惟北方诸布政司需粮饷边，仍使输粟。至是，复谕户部，天下逋租，咸许任土产折收，户部乃定钞一锭折米一石、金一两十石银一两、二石、绢一匹、石有二斗、棉布一匹、一石、苎布一匹七斗、棉花一斤二斗，帝命金银毎两折米加一倍，钞止二贯，五百文折一石，馀从所议。至成祖永乐十一年，令各处折征粮金，毎两准米三十石，阔白棉布，毎匹准米一石五斗。宣宗宣徳四年，令顺天、苏松并浙江属县逺年拖欠税粮，毎绢一匹，准米一石二斗、绵布一匹、丝一斤、钞五十贯，各准一石，苎布一匹准七斗，棉花一斤准二斗。五年，令自三年以前拖欠耗粮，以十分为率，三分折布，三分折绢，四分折钞，其布绢不拘长阔，俱准照时价折收。

三十一年正月，遣使之山东、河南课耕。惠帝建文二年二月，均江、浙田赋。

诏曰：「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凖私租起科，特以惩一时顽民，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宜悉与减免，畆不得过一斗」。至永乐时，尽革建文政，浙西之赋复重。成祖永乐元年五月，除天下荒田未垦者额税。八月，发流罪以下垦北京田。

九月，命寳源局铸农器，给山东被兵穷民。五年六月，始置交址布政司，命以绢漆苏木翠羽纸扇、沈速安息诸香代租赋。广东琼州黎人、肇庆猺人内附，输租比内地。

至十七年十二月，又命工部侍郎刘仲㢘核实交址户口田赋。

臣等谨按，是时广东田亦多不科税者。顾𡵚《海槎馀録》云：海南之田凡三等，有沿山而更得泉水，曰泉源田，有靠江，而以竹桶装成天车，不用人力，日夜自车水灌田者，曰近江田。此二等为上，栽稻二熟，又一等不得泉不靠江，旱涝随时曰逺江田，止种一熟为下等，大概土山多平陂，一望无际，咸不科税。

二十年十月，分遣中官及朝臣八十人，核天下仓粮出纳之数。

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赈贷，然后以闻。

二十二年十月时仁宗已即位，令天下奏雨泽至即以闻。通政司请以四方雨泽章奏，送给事中收贮。帝曰：「祖宗令天下奏雨泽，欲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积之通政司，既失之矣，今又令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自今奏至，即以闻」。

宣宗宣徳五年二月，诏：「旧额官田租畆一斗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之三」。著为令」。

先是，广西布政使周干巡视苏、常、嘉、湖诸府，还言：「诸府民多逃亡，询之耆老，皆云重赋所致，如吴江、昆山民田租，旧畆五升，小民佃种富民田畆，输私租一石，后因事故入官，辄如私租例尽取之，以致民多冻馁逃亡仁和、海宁、昆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馀顷，逮今十有馀年，犹徵其租田，没扵海租无从出，请将没官田及公侯还官田租，俱视彼处官田起科，畆税六斗，海水沦陷田，悉除其税，则田无荒芜之患，而细民获安生矣」。命部议行之。是年，又有是诏。至九月，又命周忱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苏府官民田租共二百七十七万石，而官田之租乃至二百六十二万石，民不能堪。帝既屡下诏减官田租，忱乃与知府况锺曲算累月减至七十二万馀石，他府亦以次减，民始少苏。忱又请令松江官田依民田起科，户部劾以变乱成法，帝虽不罪，亦不能从。而朝廷数下诏书，蠲除租赋，持筹者辄私戒有司，勿以诏书为辞。帝与尚书胡濙言：「计臣壅遏膏泽，然不深罪也。

时天下财赋多不理，而江南为甚，苏州一郡积逋至八百万石，忱始至，召父老问逋税故，皆言豪富不肻加耗，并征之细民，民贫逃亡，而税额益缺，忱乃创为平米法，令出耗必均，又以支拨馀米贮之，仓曰济农，耕者借贷，必验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给之，秋与粮并赋，虽与民为期，约至时多不追取，毎岁徵收毕，逾正月中旬，辄下檄放粮，曰：「此百姓纳与朝廷剩数，今还百姓用之，努力种田，秋间又纳朝廷税也」。于是两税无逋，公私饶足，又民间马草、岁运，两京劳费不赀，忱请毎束折银三分，南京则轻赍即地买纳。又言：「丹徒、丹阳二县田没入江者，赋尚未除，国初蠲租之家，其田多并于富室，宜征其租，没于江者除之，则额不亏而贫富均。无锡官田赋白米太重，请改征租米」。悉报可。至景帝时，户部括所积馀米为正赋，储备萧然。其后吴大饥，道馑相望，课逋如故矣。

其后穆宗隆庆元年十二月，户部奏：「各省粮额，俱以夏税、秋粮、马草为正赋，差徭编増为杂派，惟苏、松诸郡不分正杂而混征之，名曰平米，其中如马役、料价、义役，原非戸部之加増，如轻赍脚米、户口盐钞，亦非粮额之正数，杂派渐多，常赋反累，宜令清查旧额所増之数，造册送部裁减」。从之。

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忱书曰：五季钱氏税两浙之田，毎畆三斗，宋时均两浙田，毎畆一斗顾炎武云：宋淳佑元年，鲍㢘作琴川志曰：国初尽削钱氏白配之目，遣右补阙王永、髙象先各乘逓马，均定税数，只作中下二等，中田一畆，夏税钱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畆，钱三文三分、米七升四合，取于民者不过如此，自熈丰更法，崇观多事，靖炎军兴，随时増益，然则宋初之额尚未至一斗也。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毎畆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至于太祖受命之初，天下田税亦不过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于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独苏松二府之民，粮重去处，毎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请言其故。国初籍没土豪田租，有因为张氏义兵而籍没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没者，有司辄将没入田地，一依租额起粮，毎畆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田未没入之时，小民于土豪处还租，朝往暮回而已，后变私租为官粮，乃于各仓送纳，运涉江湖，动经岁月，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遇风波盗贼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按宋华亭一县，即今松江一府，当绍熙时，秋苗止十一万二千三百馀石，景定中，贾似道买民田以为公田，益粮一十五万八千三百馀石，宋末官民田地税粮共四十二万二千八百馀石，量加圆斛，元初田税比宋尤轻，然至大徳间，没入朱清、张瑄田，后至元间，又没入朱国珍、管明等田，一府税粮至有八十万石，迨至季年，张士诚又并诸拨属财赋府，与夫营围沙，职僧道站役等田，至洪武以来，一府税粮，共一百二十馀万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于是朝廷怜民重困，屡降徳音，将天下系官田地粮额，逓减三分二分外即宣徳五年二月诏书，松江一府税粮尚不下一百二万九千馀石，歴观往古，自有田税以来，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农夫蚕妇冻而织馁而耕，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芜，钱粮年年拖欠，向䝉恩赦，自永乐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间，所免税粮不下数百万石，永乐二十年至宣徳三年，又复七年，拖欠折收轻赍亦不下数百万石，折收之后，两奉诏书敕谕，自宣徳七年以前，拖欠粮草、盐粮、屯种子粒税，丝门摊课钞，悉皆停徵，前后一十八年间，蠲免折收停徵至不可算。由此观之，徒有重税之名，殊无徵税之实，愿阁下转达朝廷，稽古税法，斟酌取舍，以宜于今者而税之，轻其重额，使民如期输纳，则国家有轻税之名，又有徵税之实矣。

英宗正统元年闰六月，再减浙江直𨽻苏松等处官田税。

帝即位，诏民间有事故人户抛荒田土，从实开报，除豁税粮，另召承佃，如系官田，即照民田例起科」。五月，户部言：「浙、江、苏、松有全家逺戍及户絶抛荒官民田，俱准民田起科，及古额官田照例减除，共减税粮二百七十七万馀石，请加覆核」。帝以核实必増额为民患，不许。至是，户部又奏减除税粮数多不实，盖缘各司、府、县官惟知掠美沽名，不念朝廷供给，请令各巡抚用心核实。其官田准民田起科，毎畆秋粮四斗一升至二石以上者减作二斗七升，二斗一升以上至四斗者减作二斗，一斗一升至二斗者减作一斗。务循至公，不得欺官损民，以招罪谴。

邱浚《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又居两浙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馀，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馀，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馀，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馀，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馀，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馀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𨽻之半。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凖其馀苏州一府、七县时未立太仓州，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馀顷，田数之中与前洪武二十六年顷畆小异，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馀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徵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日知録》曰：官田，自汉以来有之。宋史，建炎元年，籍蔡京、王黼等，庄以为官田。开禧三年，诛韩侂胄，明年置安边所，凡侂胄与其他权幸没入之田及围田湖田之在官者皆𨽻焉，输米七十二万一千七百斛有奇，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缗有奇而已。景定四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等言：乞依祖宗限田议，自两浙、江东西官民户逾限之田，抽三分之一，买充公田，丞相贾似道主其议行之，始扵浙西六郡，凡田畆起租满石者予二百贯，以次逓减，有司以买田多为功，皆谬以七八斗为石，其后田少与硗瘠亏租与佃人负租而逃者率取偿田主，六郡之民多破家矣，而平江之田独多。元之有天下也，此田皆别领于官。松江府志言元时苗税公田外，复有江淮财赋都总管府，领故宋后妃田，以供太后，江浙财赋府领籍没朱清、张瑄田，以供中官稻田提领所领，籍没朱国珍管明田以赐丞相托克托，拨赐庄领宋亲王及新籍明庆、妙行二寺等田，以赐影堂、寺院。诸王近臣又有括入白云宗僧田，皆不系州县元额，而元史所记赐田大臣如拜珠、雅克特、穆尔等诸王，如鲁王多阿克、巴拉剡王、齐齐克图等公主，如鲁国大长公主寺院，如集庆、万寿二寺，无不以平江田，而平江之官田又多。至张士诚据吴之日，其所署平章太尉等官，皆出扵负贩，小人无不志，在良田美宅，一时买献之产，徧于平江，而一入版图，亦按其租簿没入之，已而富民沈万三等又多以事被籍，于是改平江曰苏州，而苏州之官田多而益多，故宣徳七年六月知府况锺所奏之数，长洲等七县秋粮二百七十七万九千馀石，其中民粮止一十五万三千一百七十馀石，官粮二百六十二万五千九百三十馀石，是一府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也。且夫民田仅以五升起科，而官田之一石者，奉诏减其什之三，而犹为七斗，是则民间之田一入于官，而一畆之粮，化而为十四畆矣。实録：宣徳七年七月己未，行在户部奏，直𨽻松江府没官田，宜准民田制起科，上从之，命各处没官田粮，俱准此例此固其极重难返之势，始于景定，迄于洪武，而徵科之额，十倍于绍熙以前者也，于是巡抚周忱有均耗之法，有改派金花官布之法，以寛官田，而租额之重，则一定而不可改，若夫官田之农具车牛，其始皆给于官，而岁输其税，浸乆不可问，而其税复派之于田，然而官田，官之田也，国家之所有，而耕者，犹人家之佃戸也，民田民自有之田也，各为一册而徵之而未尝并也。相沿日乆，版籍讹脱，疆界莫寻，村鄙之氓，未尝见册买卖，过割之际，往往以官作民，而里胥之飞洒移换者，又百出而不可究，所谓官田者，非昔之官田矣，乃至讼端无穷而赋不理。于是景泰二年，从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杨瓒之言，将湖州府官田重租，分派民田轻租之家承纳及归并则例。四年，诏巡抚直𨽻侍郎李敏均定应天等府州县官民田。先是正统中，户部㑹官议，令江南小户官田改为民田起科，而量减大户民田为官田以备其数，既又因御史徐郁奏令所司均配扣算，务使民田量带官田办粮，以苏贫困，俱行巡抚侍郎周忱清理。然民田多系官豪占据，莫能究竟，其弊仍旧，至是郁复以为言，尸部请从其议，命敏均定搭派，敢有恃强阻滞者，执治其罪，从之。嘉靖二十六年，嘉兴知府赵瀛剏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徵。苏、松、常三府从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为一则，而州县之额，各视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轻重为凖多者，长洲至畆科三斗七升，少者太仓畆科二斗九升矣。国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纳无涯之租赋，事之不平，莫甚于此。然而为此说者，亦穷于势之无可奈何，而当日之士大夫亦皆帖然而无异论，亦以治如乱丝，不得守二三百年纸上之虚科，而使斯人之害如水益深而不可救也。且景定之君臣，其买此田者，不过予以告牒㑹子虚名不售之物，逼而夺之，以致彗出民愁而自亡其国四百馀年之后，推本重赋之由，则犹其遗祸也，而况于没入之田本无其直者乎？今欲一切改从民田，以复五升之额，或势有所不能，谓宜遣使按行吴中，逐县清丈，定其肥瘠髙下为三等，上田科二斗，中田一斗五升，下田一斗，山塘涂荡，以升以合计者，附于册后，而概谓之曰民田，惟学田、屯田乃谓之官田，则民乐业而赋易完，视之绍熙以前，犹五六倍也。

始折征金花银。

先是，京师百官月俸，皆持帖赴领南京米贱时俸帖七八石，仅易银一两，江南巡抚周忱请减重额官田，极贫下户两税，凖折金花银，毎两当米四石，解京充俸。至是，副都御史周铨言行在各官俸支米，南京道逺费多，辄以米易货，贵买贱售，十不及一，朝廷虚縻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于南畿、浙江、江西、湖广不通舟楫地，折收布绢白金，解京充俸。江西巡抚赵新亦以为言，户部尚书黄福复条以请，帝以问行在户部尚书胡濙，濙对以太祖尝折纳税粮于陜西，浙江，民以为便，遂仿其制，米麦一石，折银二钱五分，南畿、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米麦共四百馀万石，折银百万馀两，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至宪宗成化十三年，李敏巡抚大同，见山东、河南转饷，至者，道逺耗费，乃㑹计岁支外，悉令输银，民轻赍易达，而将士得以其赢治军装交便之。二十三年本传作二十一年，此从七卿表。敏为户部尚书，并请畿辅、山西、陜西州县岁输粮各边者，毎粮一石，徵银一两，以十九输边，依时直折军饷，有馀则召籴以备军兴，从之，自是诸方赋入皆折银，而仓廪之积渐少矣。

至穆宗隆庆元年十二月，户部又奏：「两京各官俸银，南京水陆四通，米谷饶裕，便于改折，若概施之北地，如或运道告阻，何以为谋？请止将南京官吏月粮及向来积欠京储，尽行改折，毎石七钱在北者，量折十分之二，毎石一两米价昂，则仍徵本色」。从之。臣等谨按田赋输银，始见于宋神宗熙宁十年，时夏税有银三万一千九百四十两，秋税有银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七万见马端临通考》金元以来，无行之者，明洪武九年，虽有聴民以银凖米之，令永乐时，岁贡银有三十万两，亦不过任土便民与折麻苎香漆之属等耳。自正统初，以金花银入内库，而折徵之例定，自是遂以银为正赋矣，唐徳宗作两税而以钱代输，明英宗折金花而以银充赋，皆古今农政中更制之大端也。然正统时，以银一两当米四石，成化时一两止当一石行法未几，而民之苦乐，前后又复顿殊，议事者其亦毋轻更制哉！四年，命江浙等省丈量坍涨田。

江西、浙江、福建并直𨽻苏、松诸府，凡官民田有因水坍涨之处，令所在有司丈量涨者，给附近民承种，照民田起科，坍没者悉除其赋。

五年二月，给凤阳诸府贫民耕牛。

行在兵部尚书王骥等奏：「太仆寺孶生牛，计三万二千九百有奇，俱直𨽻凤阳，诸府民牧养，间有亏损，如例买偿。夫孶牧牛马，本为兵农之资，今马岁给军操，惟牛他无所用而概令赔赏，官无益而民有损。比年凤阳诸府岁歉民贫，乞命委官取勘，无牛小民，选取一万头，给与收牧耕种」。从之。

景帝景泰二年二月，诏畿内及山东巡抚官举㢘能吏，専司勘农，授民荒田，贷牛种。

四年十月，诏天下镇守巡抚官督课农桑。英宗天顺初，令镇守浙江尚书孙原贞等定杭、嘉、湖官民田，平米则例。

官田畆科一石以下民田七斗以下者，毎石岁徵平米一石三斗。官民田四斗以下者，毎石岁征平米一石五斗，官田二斗以下，民田二斗，七升以下者，毎石岁徵平米一石七斗，官田八升以下，民田七升以下者，毎石岁徵平米二石七斗，凡起科重者，征米少起科，轻者徵米多，欲使科则适均，而畆科一石之税未尝减云。

三年，令军民新开田及佃种荒地者，照减轻则例起科，毎畆粮三升、三合草一斤，即于所在仓场交收，不许坐派逺运。至宪宗成化二十一年，令辽东军舍人等，有垦荒非屯田者，上田百畆纳谷一石，豆一石，中田谷一石、豆五斗。世宗嘉靖六年，令各板荒积荒抛荒田，所遗税粮，派民赔纳者，有司召募垦种，给帖为永业，三年后畆徵官租，瘠田二斗，肥田三斗，永免加耗差役。八年，令分陜西抛荒田为三等，第一等召募垦种，免税三年，第二等三年后纳轻量。第三等召民自种，不徵税粮，若水崩沙压不堪耕种者，即与除豁。十三年，令各召垦荒地免税，三年官给牛种，毋许科扰，如地主见其成熟，复业争种者，许鸣之，官量拨还三分之一，各照畆纳粮。

宪宗即位，申收粮加耗之令。

旧制，收粮，令纳户平凖石，加耗不得过五升，至是，仓吏多侵害，故申禁焉。后加耗至八升，乆之复溢，屡禁不能止也。

成化十六年六月，禁势家侵占民田。

先是，十年，定西侯蒋琬上言：「大同、宣府诸塞下腴田无虑数十万，悉为豪右所占。畿内八府良田，半属势家，细民失业。脱边关有警，内郡何资？运道或梗，京师安给？请遣给事、御史按核塞下田，定其科额。畿内民田，严戢豪右，毋得侵夺，庶兵民足食，而内外有备」。章下所司。至是复诏禁焉。

孝宗𢎞治二年，令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徳等府州，各属官田，粮毎石减耗米，自三斗至二斗，民田毎畆劝出米，自二升至一升各有差。

十五年，核天下土田总四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

夏税米麦四百六十二万五千五百九十馀石比洪武原额减八万七千三百五石有奇，钞五万六千三百八十馀锭比洪武原额増一万六千五百八十锭有奇，绢二十万二千五十馀匹，比洪武原额减八万六千四百六十馀匹，秋粮米二千二百一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馀石，比洪武原额减二百五十六万二千七百八十馀石。，钞二万一千九百二十馀锭，比洪武原额増一万六千一百九十馀锭，马草二千五百九十四万八千二百六十四束零。

臣等谨按𢎞治土田之数万厯㑹计録云：六百二十二万八千五十八顷，八十一畆零，比洪武原额减二百二十七万九千七百六十四顷八十七畆，万厯时通行丈量，后总计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𢎞治増七十八万五千九百一十七顷三十六畆零。考世宗时霍韬疏云：洪武十四年，天下土田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𢎞治十五年，存额四百二十二万八千顷有奇，失额四百二十六万八千顷有奇。是宇内额田存者半失者半，而湖广、河南、广东失额尤多，非拨给于藩府，则欺隠于猾民，委弃于冦贼矣。据此，则由洪武迄𢎞治百四十年间，天下额田已减强半，不仅二百馀万也。

武宗正徳十四年五月，诏山东、山西、陜西、河南、湖广流民归业者，官给廪食、庐舍牛种，复五年。世宗嘉靖三年，令内官监收受白粮不许，多加耗米。初，太祖洪武时，内府所用白熟粳糯米及芝麻、黄豆等，并各官吏俸米，皆于苏、松、常、嘉、湖五府秋粮内派纳。武宗正徳时，骤増内使五千人粮，亦加十三万石，世宗嘉靖元年，从户部侍郎李充嗣言，减从故额，时凡输运内府白熟粳糯米十七万四十馀石，内折色八千馀石，各府部糙粳米四万四千馀石，内折色八千八百馀石，谓之白粮，收受之际，毎多加耗，颇为民累，至是，命正粮一石交耗一斗，不许分外多收。十五年，诏除各处水塌沙压田地税。

二十年，户部奏：「潼闗以西，凤翔以东，黄河退滩，堪以耕种地二百九十馀顷，令居人照旧领种，毎畆起科三升，夏秋中半」。上纳。

十八年，议行履畆丈量。

先是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赋入日少，而支费日加。请核祖宗赋额及经费多寡之数，一一区画。既而谕徳顾鼎臣条上钱粮积弊四事，其一曰察理田粮旧额。谓责州县官于农隙时，令里甲等仿洪武、正统间鱼鳞风旗之式，编造图册，细列元额、田粮、字圩、则号、条段、坍荒成熟、歩口数目，官为覆勘，分别界址、履畆、检踏丈，量具开垦改正豁除之数，刋刻成书，收贮官库，给散里中，永为稽考，仍斟酌先年巡抚周忱、王恕简便可行事例，立为定规，取毎岁实徵、起运、存留、加耗、本色、折色，并处补、暂徵、带徵、停徵等件数目，㑹计已定，张榜晓谕，庶吏胥不得售其奸欺，而小民免赔累科扰之患。未几，御史郭𢎞化等亦请通行丈量，以杜包赔兼并之弊，帝恐纷扰，不从。给事中徐俊民言：「今之田赋，有受地于官岁供租税者，谓之官田。有江水泛溢沟塍淹没者，谓之坍江。有流移亡絶田弃粮存者，谓之事故官田。贫民佃种，畆入租三斗，或五六斗或石以上者有之。坍江事故虚粮，里甲赔纳，或数十石或百馀石者有之。夫民田之价十倍官田，贫民既不能置，而官田粮重，毎病取盈益，以坍江事故虚粮，又令摊纳，追呼敲扑，岁无宁日，而奸富猾胥方且诡寄那移，并轻分重，此小民疾苦，闾阎凋瘁，所以日益而日増也。请定均粮、限田之制，坍江事故，悉与蠲免，而合官民田为一，定上中下三则，起科以均粮，富人不得过千畆，聴以百畆自给，其羡者则加输边税，如此，则多寡有节，轻重适宜，贫富相安，公私俱足矣。部议疆土民俗各异，令所司熟计其便不行。越数年，乃从应天巡抚侯位奏，免苏州坍海田粮九万馀石，然那移飞洒之弊，相沿不改。至十八年，鼎臣为大学士，复言苏、松、常、镇、嘉、湖、杭七府供输甲天下，而里胥豪右蠧弊特甚，宜将欺隠及坍荒田土，一一检核改正。于是应天巡抚欧阳铎检荒田二千馀顷，计租十一万石有奇，以所欺隠田粮六万馀石补之，馀请豁免，户部终持不下。时嘉兴知府赵瀛建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徵，铎乃与苏州知府王仪尽括官民田裒益之，履畆清丈定为等，则所造经赋册，以八事定税粮，曰元额稽始，曰事故除虚，曰分项别异，曰归总正实，曰坐派起运，曰运馀拨存，曰存馀考积，曰徵一定额徵一者总徵银米之凡而计畆均输之，其科，则最重与最轻者，稍以耗损益推移，重者不能尽损，惟逓减耗米，派轻赍折除之，阴予以轻轻者不能加益为徵本，色逓増耗米加乘之，阴予以重，时豪右多梗其议，鼎臣独以为善，曰：是法行，吾家益千石输，然贫民减千石矣，不可易也。顾其时，上不能损赋额，长民者仅以己意变通而已。

明史食货志》曰：丈量之议起于嘉靖八年。霍韬奉命修《㑹典》，言天下额田减半，司国计者不可不究心，时桂萼等先后疏请核实田畆，而顾鼎臣请履畆丈量，江西、安福、河南、裕州首行之，而法未详具，人多疑惮。其后福建诸州县为经纬二册，其法颇详，率以地为主，田多者犹得上下其手。神宗初，建昌知府许孚逺为归户册，以田从人，其法始简而宻矣。

孙承泽《春明梦馀録》曰：鱼鳞册岁乆漫漶，至不可问，而田得买卖，粮得过都，图赋役册独以田从戸，而田所在，不复可辨。于是飞洒诡寄，买卖推收，其为虚伪，至不可原诘，求其言之，痛快可行，莫如嘉靖中。江西巡按唐龙一疏言：国初计畆成赋，县有定额，岁有常徵。近置买田产，遇造册时贿，里书飞洒见在人户，名为活洒，有暗栽絶户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眼者，有留卖户不过割及过割一二名为包纳者，有过割不归本户，有推无收，有总无撒名，为悬挂挑回者，有暗袭官绅脚色捏作寄庄者，以致编差派粮无所归著，俱小民赔偿小户逃絶，责之里长，里长逃絶，粮长负累，由是户口日耗，贼盗日炽，告讦日滋。乞令巡守二道，分诣地方，督州县将飞洒诡寄，弊源重者随田丈量，轻者随户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广狭之则定髙下之科分，肥瘠硗沃之等，均崩滩开垦之数，各将原粮填入原户，归之原田。而图总都、总县总造流水册，十本甲各收藏县，因造册为大造为册四，上府州县，上南京后湖收架，俾因户推田，因粮编戸户与田有一定之则为便，求其综核田畆之法，莫如裕州知州安如山为善裕州，故阻险，然四冲野多坡，坂地硗确，土杂砂石不皆可田，种如山白，于上为丈，量命耆老董其役，命区长，验区畛，命量人步阡陌，命算人制，畆分精核，版籍因区，定畆因畆凖税区，为纲畆为目纲以丽目，则无漏畆畆为母税，为子母以权子，则无逋税，平衍原隰膏腴之田，一而当一，平石冈田二而当一，山石冈田三而当一，山石陂之田四而当一，陂池、林麓、廨宇、铺舍、㕓市之税蠲之田，溢税则从増税，溢田则从减，咨询徧故，人无遁情，版籍明故，上有定徵，疆土别故，下有定输，此皆可为天下取法者也。

三十年，始加派。

自武宗正徳九年，建乾清宫，加赋百万，至帝初年，天下财赋岁入太仓库者二百万两有奇，旧制以七分经费而存积三分，备兵歉以为常，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二十九年，俺荅犯京师，増兵设戍，饷额过倍。三十年，京边岁用至五百九十五万，户部尚书孙应奎蒿目无䇿，乃议扵南畿浙江等州县，増赋百二十万，加派于是始嗣，后京边岁用，多者过五百万，少者亦三百馀万，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由是度支为一切之法，其箕敛财贿，题増派括、赃赎算税，契折民壮、提编、均徭推广事例兴焉。诸例既兴，初亦赖以济匮乆之，诸所灌输益少，又四方多事，有司往往为其地奏留，或请免浙直以备倭，川、贵以采木，山陜宣大以兵荒，不惟停格，军兴所徵发，即岁额二百万，且亏其三之一，而内廷之赏给，斋殿之经营，宫中夜半出片纸，吏虽急，无敢延顷刻者。三十七年，大同右卫告警，赋入太仓者仅七万，帑储大较不及十万，户部尚书方钝等忧惧不知所出，乃乘间具陈帑藏空虚状，因条上便宜七事以请，既又令群臣各条理财之䇿，议行者凡二十九事，益琐细非国体，而累年以前，积逋无不追徵，南方本色逋赋，亦皆追徵折色矣。

《明史食货志》曰：提编者，加派之名也。其法以银力差排编十甲。如一甲不足，则提下甲补之。时东南被倭，南畿、浙、闽皆有额外提编，江南至四十万。及倭患平，应天巡抚周如斗乞减加派，给事中何煃亦具陈南畿困敝，言：军门养兵，工部料价，操江募兵，兵备道壮丁，府州县乡兵率为民累，甚者指一科十，请禁革之。命如煃议，而提编之额仍不能减。穆宗隆庆元年，颁国计簿式于天下。

户部尚书葛守礼奏：「畿辅、山东流移日众，以有司变法乱常，起科太重，徵派不均，且河南北山东西，土地硗瘠，正供尚不能给，复重之徭役工匠及富商大贾，皆以无田免役，而农夫独受其困，此所谓舛也。乞正田赋之规，罢科差之法」。诏举行之，于是奏定国计簿式，颁行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以后，完欠起解追徵之数，及贫民不能输纳，备録簿中，自府州县达布政司，送户部稽考，以清隠漏那移侵欺之弊。神宗万厯六年四月，诏戸部岁増金花银二十万两，户科给事巾石应岳奏：「金花银实小民，惟正之供，先朝量入度出，定为一百万两，额派解进，仅有此数，原无剰馀，今若添进，必借之太仓。夫太仓之储，各边粮饷，城筑召募，调遣诸费之所待用也，况今各处添兵増筑，抚赏日増，加以连年，河淮横溢，工费动请百万，何者不仰给于此上供？岁多二十万之进，则边储岁少二十万之积，推之十年，所少不知其几，愿思祖宗成宪之当遵，念国家生财之不易，百凡费用，止取足于百万两之中，而太仓所储，専以备军国重大之费，实经邦垂裕之至计也」。疏入，不从。

七月，诏江北诸府民年十五以上无田者，官给牛一头、田五十畆开垦，三年后起科。九月，诏苏州诸府开垦荒田，六年后起科。

时陈㓜学宰确山，垦菜田八百馀顷，给贫民牛五百馀头，核黄河退地百三十馀顷以赋民。里妇不能纺者，授纺车八百馀辆，栽桑榆诸树三万八千馀株。其调，中牟也。县南荒地多茂草，根深难垦，令民投牒者，必入草十斤。未几草尽，得沃田数百顷，悉以畀民。是年，核天下土田，总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二十八畆有竒。

夏税米麦四百六十万五千二百四十馀石起运百九十万三千馀石，馀悉存留，钞五万七千九百馀锭，绢二十万六千馀匹，秋粮米二千二百三万三千七百七十馀石起运千三百三十六万三千馀石，馀悉存留钞二万三千六百馀锭，马草折银三十五万三千馀两此但计起运者时用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畆通行丈量，限三岁竣事，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截补，于是豪猾不得欺隠，里甲免赔累，而小民无虚粮，总计田数，视𢎞治时赢三百万顷，然居正尚综核，颇以溢额为功，有司争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见田以充虚额，北直𨽻湖广、大同、宣府，遂先后按溢额田増赋，时命州县各署上中下壤息，县知县鹿乆徵曰：「度田以纾民，乃病民乎？」独以下田报。

九年，通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増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赠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畆徵银折办，于官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迨隆万之世，提编増额既如故，又多无艺之徵，逋粮愈多，规避亦益巧，已解而愆限，或至十馀年，未徵而报收，一县有至十万者，逋欠之多，县各数十万，赖行此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其后愍帝崇祯元年七月，户部纂修赋役全书，尚书毕自严上议曰：赋役全书，肇自行条鞭法，始距今已四十五年，查赋役初定钱粮数目，自有定则，惟是地方因事加派，司道，毎年増定，吏胥受贿，任意那移，有一州县，而此多彼少者，其弊为溷派，州县奉行而不敢问，司道偶増不过千百，中十一而有司不肖者，一聴奸胥之暗洒派分，如毎两因加一分而即加二分者，其弊为花派，小民遵行而不为怪，二者乃宇内通弊，牢不可破者也。欲清其弊，全在抚按，先为裁定，今当亟为申饬。

《食货志》曰：先是，又有纲银、一串铃诸法纲银者，举民间应役，岁费，丁四粮六总，徵之易知之而不繁，犹网之有纲也。一串铃，则夥收分解法也。自是民间输纳，止收本色及折色银矣。

四十六年九月，加天下田赋。

前此接踵三大征，颇有加派，事毕旋已。至四十一年，凤阳巡抚陈荐以倭警需饷急，请加派银十五万两有奇，从之，至是，骤増辽饷三百万，时内帑充积，帝靳不肯发，户部尚书李汝华乃援征倭，播例畆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増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四十八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増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所不加者，畿内八府及贵州而已以贵州地硗，兼有苗变故也，至熹宗天启元年，给事中甄淑言：「辽饷加派易致不均，盖天下户口有户口之银，人丁有人丁之银，田土有田土之银，有司徵收，总曰银额，按银加派，则其数不漏。且小民所最苦者，无田之粮，无米之丁，田鬻富室产去粮存而犹输丁赋，宜取额丁额米两衡而定其数，米若干，即带丁若干买田者，收米便收丁，则县册不失丁额，贫民不致赔累，而有司亦免逋赋之患矣」。从之。

熹宗天启二年九月，复増田赋。

时又设州县兵，按畆供饷，从御史冯英请也。愍帝崇祯三年十二月，复增田赋充饷。先是，二年九月，顺天府尹刘宗周疏言：「司农告匮，一时所讲求者皆掊克聚敛之政，正供不足，继以杂派，科罚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灾荒，一切不问，小民至卖妻鬻子以应，有司以掊克为循良而抚字之政絶上官，以催征为考课，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国家有府库之财不可得矣！帝以为迂阔而叹其忠。至是军兴，兵部尚书梁廷栋又请増田赋戸部尚书毕，自严不能止，乃于九厘外畆复徵三厘，惟顺天、永平以新，被兵无所加，馀六府畆征六厘，得他省之半，共増赋百六十五万有奇，合旧所増凡六百八十馀万，海内咨怨。六年正月，遣使分督直省逋赋。

至六月，太监张宪又请催逋赋一千七百馀万，给事中范淑泰谏，不聴。至八年十月，戸部尚书侯恂遂请严征新旧逋赋，从之。十年二月，复遣使督逋赋，巡抚江西解学龙言：「臣所部州县七十八，而坐逋赋降罚者至九十人，由数岁之逋，责于一岁，数人之逋责于一人，故终无及额之日也。请别新旧，酌多寡，立带徵之法」。诏可。

七年二月，命抚、按实心，董率农事。

给事中范淑泰请劝农贵粟以销冦患，帝曰：「开垦荒芜，驱逐㳺惰，屡有谕㫖，未睹奉行著抚。按实心董率，如有成效，不吝褒赏」。至十二年，李邦华为南京兵部尚书，请大垦当涂闲田数万顷，章下所司，春明梦馀録载户部疏曰：「查北直河南、山陜等处，抛荒田土最多，然有额内者原属军民，有额外者，原系旷土，以额外言之，砂砾斥卤，其中不无可耕，民间自愿开垦，垦之或未毕力，耕之或未获利，官府随而起科，此科一起，便无脱理，将来水旱芜治，尚不可知，目前小获，永逺包赔，民虽至愚，谁肻自贻？伊戚明知其利而弃之，额外难垦，全在于此。有如洪武十三年诏陜西、河南、山东北平等布政司及凤阳、淮安、扬州、庐州等府，民间土田，许尽力开垦，有司无得起科，又令山东、河南开荒田地，永不起科，以此募民，民未有不应者。此田原系额外，不必起科，但使地无不耕，民能藏富，朝廷之利已多，以额内言之，非军则民或逃徙他鄊，或见在无力，田乆荒芜而人不敢耕，即有司募民给帖，耕种成熟，未几而本主至矣，所在告讦，不夺不休，甚或已无本主，而本户争之已无本户，而本管里长总旗争之，又或垦出膏腴，大收花利，则本地豪势无不人人争之，而开垦者莫必其命，招徕者反受其谤，往往有之，额内难垦，又全在此。有如洪武初令各处人民，先因兵燹遗下田土，他人开垦成熟者，聴为已业业主，已还有司，于辅近荒田拨补，又令复业，人民见今丁少而旧田多者，不许依前占䕶止，许尽力开垦为业，见今丁多而旧田少者，有司于辅近荒田验丁拨付，以此募民，民未有不应者，此项原系额内不畏起科，但使人知恒产竭力耕耘，官府之粮自办，此二者所当急行者也，八年征助饷银。

总督卢象升请加宦户田赋十之一，民粮十两以上同之，既而概徵，毎两一钱，谓之助饷」。

臣等谨按明史王家彦传，时军兴饷绌，总督卢象升有因粮加派之议，户部尚书侯恂请于未被冦之地，士大夫家赋银一两者加二钱，民间五两以上者两加一钱。家彦时为户科都给事中，言民赋五两以上者，率百十家成一户，非富民不可朘削，帝采纳焉。然当是时，概徵毎两一钱，则不特家彦所言不能用，即侯恂所请，亦未之从也。十年，行均输法。

是年三月，起杨嗣昌为兵部尚书，议大举平贼，分各省官军为四正六隅，谓之十面之网，因议増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措饷之䇿有四：一曰因粮。因旧额量加畆输六合石，折银八钱，伤地不与，岁得银百九十二万九千有竒，一曰溢地土田溢原额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一曰事例，富民输赀为监生，一曰驿逓。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议上，帝下诏曰：「暂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遂改因粮为均输，布告天下。

十二年六月，加徵练饷。

廷臣多请练边兵，帝命杨嗣昌定议边镇及畿辅、山东、河北凡四总督、十七总兵官，各抽练额兵，总七十三万有奇，又汰郡县佐贰，设练备练总，専练民兵，于是有练饷之议。初，嗣昌増剿饷，期一年而止，后饷尽而贼未平，诏征其半，至是，督饷侍郎张伯鲸请全征，帝虑失信，嗣昌曰：「无伤也，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畆征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大学士薛国观、程国祥皆赞之，于是剿饷外复畆加练，饷银一分，共増七百三十万，盖自神宗末，増赋五百二十万，崇祯初再増百四十万，总名辽饷，至是复増剿饷练饷，先后増赋千六百七十万，民不聊生，益起为盗矣。于是御史卫周嗣言：嗣昌流毒天下，剿练之饷，多至七百万，民怨何极？御史郝晋亦言：「万厯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二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馀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疏语虽切直，而时事危急，不能从也，时剿饷既有停罢之议，给事中左懋第言：明年正月，剿饷罢徵，请马上速行，恐逺方吏不知，先已征民不沾实恵。帝采纳之。至十三年，又因三月大风霾，言练饷之加，原非得已，乃明㫖减兵以省饷，天下共知之而饷犹未省，何也？请自今因兵徵饷，豫使天下知应加之数，官吏无所逞其奸，以信朝廷之明诏，于是令州县上灾者，新旧练三饷并停，中灾者止征练饷，下灾者秋成督征。至十四年懋第督催漕运，驰疏言：「臣有事河干一载，毎进父老问疾苦，皆言练饷之害，三年来农怨于野，商叹于途，如此重派，所练何兵？兵在何所？奈何使众心瓦解一至此极乎？山东米石二十两，河南乃至百五十两，漕储多逋，朝议不收折色需本色，今淮鳯间麦大熟，如收两地折色，易麦转输，岂不大利？即命议行。五十五年后，诸边士马报户部者，浮兵部过半，耗粮居多，而屯田盐引民运，毎镇至数十百万，一聴之邉臣，天津海道输蓟、辽岁米豆三百万，惟仓场督臣及天津抚臣出入，部中皆不稽核，且所练之兵，实未尝练，徒増饷七百万，为民累耳，帝乃命户部并三饷为一，而州县追比，仍是三饷。崇祯时，天下土田总七百八十三万七千五百二十四畆零。

王士性广志绎曰：天下赋税，有土地肥瘠不甚相逺，而徵科乃至悬絶者，当是国初草草未定画一之制，而其后相沿不敢议耳。如真定辖五州二十七县，苏州辖一州七县广轮之数，真定当苏之五，而苏之粮二百三万八千石，真定止一十六万六千石，然犹南北异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间繁富一州十六县，登州贫寡一州七县，而河间粮止六万一千，登州乃二十三万六千，然犹直𨽻山东，异也，若在同省汉中二州十四县之殷庶，视临洮二州三县之冲，疲易知也。而汉中粮止三万，临洮乃四万四千，然犹各道异也。若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宁，其辖二州、八县均也，而顺庆粮七万五千，保宁止二万，然犹两郡异也，若在一邑，则同一西南充也，而负郭十里田以步计，赋以田，起二十里外，则田以絙量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约计不絙矣，官赋无定额，私价亦无定估，何其悬絶也？惟是承平日乆，累世相传，民皆安之，以为固然不自觉耳。夫王者制邑居民，则壤成赋岂有大小轻重不同若此之甚哉！然则审形势以制统辖，则土田以起徵科，乃平天下之先务，不可以虑始之艰，而废万年之利者矣。

顾炎武《钱粮论》曰：自古以来，有国者之取于民，不闻有火耗之说，火耗之所由名，其起于征银之代乎？原夫耗之所生，以州县之赋戸户而收之，铢铢而纳之，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是不得不资于火，有火则必有耗，所谓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此法相传，官重一官，代増一代，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之辈，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其取利薄于两而厚于铢，凡徵收之数，两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长者也。铢者必其穷，下户也虽多，取之不敢言也，于是两之加焉十二三，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赋，而厚于杂赋正赋耳目之所先也，杂赋其所后也，于是正赋之加焉，十二三而杂赋之加焉，或至于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谓之羡馀，贡诸节使谓之常例，责之以不得不为䕶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甚矣！

臣等谨按明末徵收，又有充见年之累。天启时，仁和令周宗建论见年之弊，略曰：见年毎一年一轮一里有十甲里长，十甲里长，又有十里散户甲首，少则三四百户，多则五七百户，一轮见年各种钱粮，尽皆见年一人身上，追比县令，以为执简御繁之法，不知十甲之欠户最多，一身之力量有限，以一人而欲遍十甲催纳，力不能周以一人，而欲代一里应完财，不能给一临比帽，只有就地受责一法，实为可怜，不得不尽力以供差。人之欲差人可以雇人代责雇钱，与值月钱、班里钱差歇书手，候卯酒食钱非三四金不能过一卯，十卯则三四十两矣。盖额头如欠四十两，即完三四两，不免于责，不得不闲用，以救目前。故一里之中，钱粮不过一二百两，而一年之间，闲费反有不止于此者。今年不完，明年又比一年钱粮，比至三十年不完，必望赦而后已。此设立见年之积弊，不可不破也。

钦定续文献通考》巻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