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

田赋考》

臣等谨按宋马端临作《文献通考》，田赋考载唐虞以来至宋宁宗厯代田赋之制，而附以水、利田、屯田、官田，凡七卷。明王圻作《续考》，于马氏原目外复增入黄河三卷，太湖三江》一卷，河渠三卷。夫河渎江湖本以作地险通漕输为大，虽实有资于灌溉，而美利之在天下，非持田赋已也。王氏以其有闗于田赋，遂别増名目，凡经流之境，通塞之故，一切阑入按之。体例殊为未安。今谨依马氏旧式，自宋宁宗以后，逮于有明详稽史籍，辑为《续文献通考。田赋考》六卷。王氏所增各卷，有与田赋相涉者，则摘载《水利目》内。其馀概行删去，以归简当云厯代田赋之制。

宋宁宗嘉定二年三月，禁两淮官吏私买民田。七月，命两淮转运司给诸州民麦种。十月，命两淮转运司给诸路民稻种。

先是，孝宗乾道七年十月，司马伋请劝民种麦，为来春计，于是诏江东西、湖南北、淮东西路帅漕官为借种，并谕大姓借贷，依赈，济格推赏，仍上已种顷畆议赏罚。淳熙六年十一月，臣僚奏：「比令诸路帅漕，督守令劝谕种麦，岁上所增顷亩，然土有宜否，湖南一路，唯衡、永等数郡宜麦，馀皆文具，望止谕民以时播种，免其岁上增种之数，庶得劝课之实」。七年，复诏两浙、江淮、湖南、京西路帅漕臣督守令，劝民种麦，务要增广，自是毎岁如之。八年十一月，辅臣奏：「田世雄言，民有麦田，虽垦无种，若贷与贫民，犹可种春麦。臣僚亦言江浙旱田虽已耕，亦无麦种。于是诏诸路帅漕常平司以常平麦贷之，至是，复有是诏。

四年四月，以吴曦没官田租代除关外四州旱伤秋税，时袁甫知衢州，西安、龙游、常山三邑，积窘预借，甫为代输三万五千缗，蠲放四万七千缗，黄畴若知庐陵县，州常以六月督畸零税，畴若念民方艰食，取任内县用钱，为民代输两年，后知成都府为民代输六年布估钱计二十万二千四百缗，又别立库储二十五万三千缗，期于异日接续代输。至理宗端平初，赵以夫知漳州，时丁米钱乆为漳、泉、兴化民患，以夫请以废寺租为民代输，诏可其奏，福建转运判官袁甫，并捐三郡岁，解本司钱二万七千贯助之。嘉熈三年，杜范知宁国府，始至，仓库多空，未几米馀十万斛，钱亦数万，悉以代输下户粮。寳佑中，吴潜判庆元府，以积钱百四十七万三千八百有竒代民输帛，前后所蠲五百四十九万一千七百有竒，姚希得知庆元府，蠲米一万二千石，旧逋一百万，官库馀羡，悉以代民输，度宗时，常楙知广徳军，故事，郡守秋苗例可得米千石，楙以代属县大农纲欠。

五年十二月，诏蠲州县横增税额。

至六年，刘甲权四川制置司，以前宣抚副使安丙增多田税，命属吏讨论，一府岁减至百六十万缗，米麦万七千石。七年八月，又诏罢关外四州所增方田税。理宗端平元年三月，臣僚奏：「乞令户部戒饬诸路漕臣，详具州县二税租额，毋令失䧟，其有籍于安边所及拨赐寺观蠲免者，毋得创立，名色均敷，仍令改正定额，上之台省。从之。淳佑初，王遂奏罢坍塌逃亡田税。三年，诏蠲髙邮民耕荒田租。

八年六月，命两浙、两淮、江东西等路有耕种失时者，并令杂种。

左司谏黄序奏：「雨泽愆期，地多荒白。知馀杭县赵师恕请劝民杂种麻、粟、豆、麦之属，葢种稻则费少利多，收成之日，田主欲分官课责输，则非徒无益。若使之从便杂种，多寡皆为已有，则不劝而勤，民可无饥。望下两浙、两淮、江东西等路，凡有耕种失时者，并令杂种，主毋失其地利，官毋取其秋苖，庶几农民得以续食，官免振救之费」。从之。

十年，婺州举行经界。

初八年，赵㦛夫知婺州，尝行经界，整有伦绪，而㦛夫报罢，士民相率请于朝，乃命赵师嵒继之。至是，魏豹文代师嵒为守，行之益力，于是向之上户，析为贫下之戸，实田隠为逃絶之田者，粲然可考，凡结甲册、戸产簿、丁、口簿、鱼鳞图类姓簿二十三万九千有竒，创库匮以藏之，厯三年而后上其事于朝，青田县主簿陈耆卿奏曰：经界，良法也，经界法坏，则所信者簿书耳，并簿书而不足信，则何所取信哉？有田则有赋役，田有多寡则赋役有重轻，今之世，乃有田愈多而赋役愈轻，有无田而赋役反重者，税之厚薄，当视其物力，物力之髙下，当视其产，今田之顷畆，初不见于簿，而物力之贯陌独载于簿，若是，则其源既失矣，过割用物力簿起、催用二税簿，二者相关，而今初不相知，岁遇攅造，不过以往年陈籍转抄而已，升降出没，既莫得详，乡胥里豪，始得株连奸伪，为牢不可破之计，故有一户而化为数十户者，有本无寸产而为富室，承抱立户者，有虚为名籍以避科敛，稍乆而成乾没者，但见逃絶之家日多，租税之额日减，上下叹愁，莫知其弊之所自。邑令之有意者，思欲厘正之，细民吐气而大姓，则忿然不怿矣！三岁一推排，此常式也，今或至十年而不讲矣。乞下诸路戒饬所在官吏，申严推排之法，其出入规避者，重置宪典，毎岁攅造，必选一邑，佐之清强者，躬督其事，既成，则并旧籍，上之郡郡，复委僚属研覆之，有诉不平，或得其实，官吏俱从收坐，庶几赋役均一，牒讼稀简，吏称职而民安业，诚非小补也。

十六年八月，诏州县经界毋增绍兴税额。先是，髙宗绍兴十二年，命两浙转运副使李椿年措置经界，要在均平不增税额。至三十年，初令纯州平江民实田输税，亩输米二升四合，至是，乃命毋增绍兴旧额。

十七年闰八月，申严两浙诸州输苖过取之禁，至理宗寳庆元年七月，又诏：诸路州军受纳苖米，不许过数增入，多量斛面，令转运司觉察」。时曹叔逺知袁州，减秋苗斛面米七千四百馀斛。绍定四年九月，右正言何琮奏：戒饬州县已蠲阁租赋，不许科督苖米，不许增量，监司察其违戾，许民越诉，甚者以赃私论，必罚无赦。从之。端平四年八月，嘉熙二年十二月、景定三年七月，并诏申其禁。

是年，罢泉州包纳上供银。

泉州旧为台信，建昌、邵武包纳上供银，大为民病。知州宋钧奏乞各从初赋，从之。

陈耆卿代上殿札子曰：「粟帛者，民之所有也，钱者，民之所无也，民各输粟与帛，而官俾之输钱，固已非矣，至有名曰上供银钱，而其祸酷于二税者，闽之郡，八其最甚？曰泉，土薄濒海，民多艰食，永春、徳化、安溪三邑介处，穷谷正赋，窘无以办，况其他乎？稽诸故常，每岁台信、建昌、邵武四郡，总纳上供银两一万五千六百，盖为本州衣缣之助，蠲半之后，惟广信仅仅取足，二郡则否，自乾道至开禧，已积逋十五万疋，为钱七十五万缗，前此守臣虽闻于朝，然止及三年逋欠之弊，未及本州科敛之弊也，祖例产钱一缗以上，合输银钱，无官民之分也，其后祝圣道场及逃絶戸得免，其后一命以上，咸得免，又其后士凡荐于天府而籍于太学者，咸得免免者愈众，则科者愈寡，于是以官戸士户合科之赋，尽并于贫弱之家，赀不满百，例行科配，厥价微踊，毎两科至二千八百正钱之外，有头子钱、有帯钞，发纳钱，有纲脚、暗脚等钱，民无所措，则有沦落奔遁，咨怨呼号而已。夫三州之民民也，泉民亦民也，彼不之输，而此代受其害，何忍乎？开禧初，有㫖严趣逐郡，照元定色目应副矣，而积压如旧，今请以三州银额拨回，俾之认纳，而本州衣缣自行措置，纵未能然，亦当为七邑，下户痛絶，前扰而均之，有品秩者之家，赀不满贯而科及额外者，必罚无赦，则逺民可以息肩矣！

理宗绍定二年，诏民间二税合输本色，不许抑令折纳，倍数取赢，令台谏、监司觉察。

先是，实庆元年十一月，干办诸司粮料院赵彦覃进对，奏州县折色病民，帝曰：「纎悉如此，殊失爱民之意，宜速处之」。三年四月，赵至道奏：「郡县之官，不许势要合纳官物，凡势要之家，不输戸内，常赋守倅增数解发，倍偿折纳，分差巡尉下乡催扰，并论以违制豪戸，不即改正，隠寄之产为人，首告如条科制」。从之，至是，乃令台谏、监司觉察，至端平元年三月，诏戸部下诸路州县，凡二税折科，令官民戸一体施行。淳佑四年四月，诏两浙漕司下属部郡邑，今年夏税折帛之半，令民以楮币准钱供输，又以谢奕化折纳苖米价太重戒饬之，仍贷义仓充军费，以免科籴。度宗咸淳三年九月，诏郡县折收民田租厚直取赢者论罪。五年八月，复申其禁。七年八月，检正权侍郎刘良贵乞申饬州县寛折纳之令，令户部遍牒诸路州军遵行，诏州县催科必遵常制，县令非才，择佐官可任者委之，仍不许差官，复寄居权摄。

时臣僚请诏诸路漕司严察属县丞簿，依时过割二税从实销注版籍，违者按劾，故有是诏。至三年六月，臣僚又奏，乞戒饬郡守痛革税赋之弊，从之。至咸淳七年八月，陈正请厘正催科之害，弓手下乡之扰，亦命依行。端平三年正月，诏劝农桑。

自孝宗乾道元年正月，都省言淮民复业，宜先劝课农桑。令、丞植桑三万株至六万株，守倅部内植二十万株以上，并论赏。至是，复有是诏。

嘉熈二年三月，诏四川帅臣招集流民复业，给种与牛。至淳佑二年九月，敕曰：「四川累经兵火，百姓弃业避难，官以其旷土，权耕屯以给军食，及民归业，占据不还。自今凡民有契劵明析者，所在州县屯官随即归还，其有违戾，许民越诉，重罪之」。

淳佑五年三月，诏戒吏预借抑配重催取赢，诏曰：「时方多事，念未能蠲租减赋，而吏之不良，乃肆贪虐，或有前期预借，或抑配重催斛面取赢，或厚价抑纳，朘毒吾民，朕深悯焉，其令监司常加觉察，务苏疾苦而销愁叹，倘隠而不闻，必罚无赦」。监察御史陈求鲁奏曰：「本朝仁政有馀，而王制未备，今之两税，本大厯之弊法也，常赋之入，尚为病民，况预借乎预借一岁未巳也，至于再至于三，至于四五，窃闻之州县，有借淳佑十四年者矣，以百亩之家计之，罄其永业，岂足支数年之借乎？操纵出于权宜，官吏得以簸弄，上下为奸，公私俱困。臣谓今日救弊之䇿，其端有四，宜采夏侯太初并省州郡之义，俾县令得以直达于朝廷，用宋元嘉六年为断之法，俾县令得以究心于抚字。法艺祖出朝绅为令之典，以重其权，遵光武、擢卓茂为三公之意，以激其气，然后为之正其经界，明其版籍，约其妄费，裁其横敛，则预借可革，民瘼有瘳矣！臣等谨按，预借最为民害，虽诏蠲民赋，而惠归吏胥，以民已先期输纳也。嘉熙中，仿汉制，以今年减明年田租，其法甚善，然借至三四年，虽先蠲一年何益哉？

六年，殿中侍御史谢方叔言豪强兼并之患，请限民田。从之。

方叔言：「国朝驻跸钱塘，百有二十馀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生齿日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经制日壊，上下煎迫，识者惧焉。夫百万生灵生养之具，皆本于榖粟，而榖粟之产皆出于田，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小民百亩之田，频年差充保役，官吏诛求百端，不得已，则献其产于巨室，以规免役，小民田日减而保役不休，大家田日増而保役不及，以此兼并寖盛，民无以遂其生。谏官尝以限田为说，朝廷付之悠悠，乞谕二三大臣，摭臣寮论奏行之，使经制以定，兼并以塞天下，幸甚！」九年正月，诏：「两淮、荆湖沿江旷土军民，从便耕种，秋成日，官司不得分收，制帅，严劝谕觉察」。

宋自南渡后，两淮、荆湖类多旷土。髙宗绍兴二十年四月，置力田科，募民耕两淮田。二十六年四月，通判安丰军王时升言：「淮南土皆膏腴，而地未尽辟，民不加多者，縁豪强虚占良田，而无徧耕之力，流民襁负至而无开耕之地也，请无荒闲田，许人剗佃」。戸部议以二年未垦者，即如所请，京西路如之。十月，用御史中丞汤鹏举言，授离军添差之人，江淮、湖南方田人一顷为世业所在，郡以一岁奉充牛种费，仍免税租十年、丁役二十年。孝宗乾道四年，诏楚州给归正人田及牛具种粮钱五万缗，时知鄂州李椿奏：「荒田请佃者，开垦未几，便起毛税，度田追呼，不任其扰，旋即逃去。今欲召人请射，免租三年，三年之后为世业，三分为率，输苗一分，更三年增一分，又三年全输归业者，别以荒田给之」。七年六月，诏两淮垦田毋创增税赋。九年，淮南安抚使王之竒奏增定力田赏格，募人开垦荒田，给官告绫纸，以备书填，及官㑹十万缗充农具等用，以种粮不足，又诏淮东总领所借给稻三万石。淳熈五年，诏湖北佃戸开垦荒田，止输旧税，若包占顷畆，未悉开耕，诏下之日，期以二年，不能徧耕者，拘作营田，其增税剗田之令勿行。九年，著作郎袁枢奏两淮民占田不知其数，二税既免，止输谷帛之课力，不能垦，则废为荒地，他人请佃，则以疆界为词，官无稽考，是以野不加辟，户不加多，而郡县之计益窘，望诏州县画疆立劵，占田多而输课少者，随畆増之，至是，乃命从便耕种。

十一年，命信常饶州、嘉兴府举行经界，寳佑二年十二月行自实法。

殿中侍御史吴燧言：「州县财赋版籍不明，近行经界既已中辍，欲令州郡下属县排定保甲，行自实法」。诏先令两浙、江东、湖南州军行之。次年，帝问：「自实法施行何如？」丞相谢方叔等奏：「自实即经界遗意，惟当检制吏奸，寛其限，期行以不扰而已」。转运副使髙斯得曰：「按史记，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实田。主上临御适三十一年，而异日书之。史册，自实之名正与秦同」。方叔大愧，即为之罢。

六年五月劝民耕广西荒田，复其租。

广南制置大使李曽伯言，广西多荒田，民惧增赋不耕，乞许耕者复三年租，后两年减其租之半，守令劝垦，辟多者赏之。诏可。

景定五年，行经界推排法。

始行于平江、绍兴及湖南路，遂命诸路漕帅皆施行焉。至度宗咸淳六年八月，以郡县行推排法虚加寡弱，戸田租害民为甚，令各路监司询访，急除其弊。八年六月，台臣言江西推排结局已久，旧设都官、团长等虚名，尚在占吝常役，为害无穷，诏罢之臣等谨按宋史贾似道𫝊：似道既行公田，又行推排法，于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税，而民力竭矣。推排之法，纪志不详，时监察御史赵顺孙奏言：自实者责之人，戸则散漫而难集，推排者委之乡都，则径㨗而易行，所以朱熹主经界而辟，自实是推排，即前此经界法也。而司农卿季镛奏，则言经界之法必多，差官吏必悉集都保，必徧走阡陌，必尽量歩畆，必审定等色，必细折计算，奸弊转生，久不讫事，若推排之法，则不过以县统都，以都统保选任才略公平者，厘正田税，载之图册，使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而已，是推排又与经界不同，二说互异，大约时方急财赋，故屡变其法，以为箕敛之实，其实扰民生事，不特无益于民，亦且无益于国，其弊正与公田等耳。

辽太祖时，分北达宁额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初，皇祖伊徳，实为大徳哷勒府，额尔竒木喜稼穑，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苏哷为裕悦，饬国人树桑麻，习组织，及帝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専意农事，以户口滋繁，纠察疏逺，乃分二部治之。太宗㑹同元年三月将东幸，三克言农务方兴，请减辎重，促还期，从之。

二年闰七月，罢南、北府上供及宰相、节度诸赋役非旧制者。

十月，以乌尔古部水草丰美，命谔尔昆、锡林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为农田。

三年八月，诏以辖哩河、胪朐河近地，赐南院鄂津、图噜伊逊巴勒、北院乌纳、哈喇三锡林人耕种。十一月，诏有司教民播种纺绩。

九月七月，诏征诸道兵，戒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圣宗统和六年，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户于檀、顺、蓟三州，择沃壤给牛种。

时帝尝过藁城见伊实，阿尔威部下妇人达年等黍过熟未获，遣人助刈，太师韩徳让言：「兵后逋民弃业，禾稼栖畆，宜募民获之以半给获者」。政事令室昉亦言：山西诸州给军兴，民力凋敝，田榖多躏于边兵，请复今年租。

八月，以旱饥，诏三司旧以税钱折粟，估价不实，增以利民。

从大同军节度使耶律穆济请也，又穆济为开逺军节度使。故事，州民岁输，税斗粟折钱五，穆济表请折钱六，部民便之。

七年二月，云州租赋，请止输本道，从之。三月，禁刍牧，伤禾稼。

十五年十一月，复诏禁诸军官非时畋牧妨农。六月，诏燕乐、密云二县荒地许民耕种，免赋役十年。至十三年六月，诏许昌平、懐柔等县诸人请业荒地。十五年二月，诏丕勒部旷地，令民耕种。三月，募民耕滦州荒地，免其租赋十年。

八年五月，诏括民田。

九年正月，罢之。十三年六月，诏减前岁括田租赋。十年八月，观稼，仍遣使分阅苖稼。

至十二年七月甲寅，遣使视诸道禾稼。戊辰，观获，又兴宗重熈二年八月，遣使阅诸路禾稼，十二年十月，定均税法。

十三年正月，增泰州遂城等县赋，诏诸道劝农。至十五年正月，又诏诸道劝民种树。太平八年正月，又诏州县长吏劝农。

十四年十二月，以南京道、新定税法太重，减之。开㤗元年，诏田园芜废者，给牛种以助之。兴宗重熈二年，通检民田。

诏曰：「朕于早岁，习知稼穑，力办者广务耕耘，罕闻输纳，家食者全亏种植，多至流亡，宜通检括，普为均平。时马人望为南京三司度支判官，检括未两旬而毕，同知留守萧保先怪而问之，人望曰：「民产若括之无遗，他日必长厚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保先谢曰：公虑逺吾不及也」。

道宗清寜二年七月，遣使分道平赋税，劝农桑。太康六年十二月，减民赋。

时西北雨榖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钱，马人望迁中京度支使，视事半岁，积粟十五万斛，辽之农榖，至是为盛。

十年二月，禁南京民决水种粳稻。

至咸雍四年三月，诏南京除军行地，馀皆得种稻。大安四年五月，禁挟私引水犯田。

《辽史食货志》曰：辽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太宗籍五京戸口以定赋税，圣宗以后，沿邉各置屯田，易田积谷以给军粮，在官斛粟不得擅贷，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输税赋，此公田之制也。馀民应募，或治闲田，或治私田，则计畆出粟，以赋公上，募民耕滦河旷地，十年始租，此在官闲田制也。又诏山前后未纳税户，并于密云、燕乐两县占田置业入税，此私田制也。各部大臣从征，俘掠人戸，自置郛郭，为头下军州，凡市井之赋，各归头下，惟酒税赴纳上京，此分头下军州赋为二等也。辽地半沙碛，三时多寒，春秋耕获及其时，黍稌髙下，因其地盖不得与中土同矣。然自初年农谷充羡，赈饥恤难，用不少靳，旁及邻国，沛然有馀，此无他劝课得人，规措有法故也。

臣等，谨按辽史文简略：农田租赋，所纪寥寥，故官田、水利、田事，俱不及详焉。然观统和免赋十年之诏，太康、南京决水之禁，则知当时官地除屯军外，大概与民共之，而堤防水道严决，引亦以慎蓄泄也。因载述止一二事，遂不复别为类，云：金租税法，官地输租，私田输税」。

租之制，不𫝊大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夏税畆取三合，秋税畆取五升，又纳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税六月止八月，秋税十月止，十二月，为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纾其期一月。章宗泰和五年，以十月民获未毕，不可遽令纳税，改秋税，限十一月为初。中都、西京、北京、上京、辽东、临潢、陜西地寒，稼穑迟熟，夏税限以七月为初，凡输送粟麦，三百里外石减五升以上，毎三百里逓减五升，粟折秸百称者，百里内减三称，二百里减五称，不及三百里减八称。三百里及输本色藁草各减十称，墓田学田租税皆免。诸路雨雪及禾稼收获之数月，以健步申戸部。

凡请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八年始徵之作。已业者，以第七等减半为税，七年始徵之。自首冒比邻地者，输官租三分之二。佃黄河退滩者，次年纳租。至泰和八年八月，戸部尚书髙汝砺言：「旧制，人户请佃荒地，寛以徵纳之年，小民不为久计，至纳租之时，多巧为避匿，或请告退，葢由元限太逺请佃之初，无人保识故耳。今复佃者可免三年，作已业者，免一年，自首冒佃并请退滩地，并令当年输租，以邻首保识为常制」。

臣等。谨按金之官田租制，虽不𫝊以泰和元年学田之数考之，生员给民佃官田六十畆，岁支粟三十石，则畆徵五斗矣，虽地之髙下，肥瘠不同，租宜有别，然视民田五升三合、草一束之数，必倍蓰过之，是亦官田租重之一徵也。

太祖收国二年五月，诏东京州县及南路降者，除辽法省税赋。

天辅七年正月，诏：「诸州部族归附日浅，民心未宁。今农事将兴，可分谕典兵之官，无纵军士动扰人民，以废农业」。

太宗天会元年，敕有司轻徭赋、劝稼穑，至四年十二月，诏曰：「朕惟国家，四境虽逺，而兵革未息，田野虽广而畎畆未辟，百工略备，而禄秩未均，方贡仅修而宾馆未赡，是皆出于民力，茍不务本业而抑游手，欲上下皆足，其可得乎？其令所在长吏，敦劝农功」。

三年十月，定牛具税一，耒赋粟一石，毎穆昆别为一廪贮之。

牛具税，即牛头税，明安、穆昆女直戸所输之税也。其制毎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畆有竒，岁输粟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时以岁稔，官无储积，无以备饥馑，故有是诏。至四年九月，诏内地诸路每牛一具赋粟五斗，为定制。世宗大定元年，诏诸明安不经迁移者，徵牛具税粟，就命穆昆监其仓，亏损则坐之。十二年，尚书省奏，唐古部民旧同明安、穆昆定税，其后改同州县，履畆立税，颇以为重，命从旧制。

九年五月，遣使诸路劝农。

至海陵贞元四年正月，言者请遣官劝农，至秋，成考其绩以甄赏，宰臣言：「民恃农以生，初不待劝，但寛其力，勿夺其时而已，遣官不过督州县，计顷畆，严期会，吏卒因为奸利，是乃妨农，何名为劝？」遂不遣。世宗大定三年三月，诏户部侍郎魏子平等九人，分诣诸路，明安、穆昆劝农。

其后五年十二月，以京畿、两明安民户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命大兴少尹完颜让巡察。九年四月，遣翰林修撰富察乌古、监察御史完颜和硕，分诣河北西路大名、河南、山东等路，劝明安穆、昆农。十三年，敕有司：「毎岁遣官劝明安穆、昆农事，恐有烦扰，自今止令各管职官劝督弛慢者，举劾以闻」。二十一年正月，帝谓宰臣曰：「山东、大名等路，明安、穆昆之民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欲望家给人足难矣！近已禁买奴婢，约其吉凶之礼，更当委官阅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赡者，方许佃于人。仍禁其农时饮酒」。六月，谕明安穆昆人惰农饮酒者，劝农、穆昆及本管明安、穆昆并都管，各以等第科罪，收获数多者，亦以等第迁赏。二十二年，以附都明安戸不自种，悉租与民，有一家百口陇无一苖者，从大兴少尹王翛所奏，不种者杖六十，穆昆四十受租百姓无罪。二十五年五月，遣使临潢、泰州劝农。至章宗明昌四年正月，遣戸部侍郎李献可等分路劝农事。五年正月，尚书省言遣官劝农之扰，命提刑司禁止之。

五年十一月，立诸路通检地土等第税法。先是，二年五月，有言以用度不足，奏预借河北东西路中都租税，帝以国用虽乏，民力尤艰，不允，至是，立通检法，帝又问叅知政事魏子平曰：「古者税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对曰：什一取其公田之入，今无公田而税其私田，为法不同，古有一易再易之田，中田一年荒而不种，下田二年，荒而不种，今乃一切与上田均税之，此民所以困也。至宣宗时，平章政事珠格髙琪，又欲从言事者岁阅民田徵租，㕘知政事髙汝砺言：国朝自大定通检后，十年一推物力，惟其贵简静而重劳民耳。今言者请如河北岁括实种之田，计数徵敛，即是常时通检，毋乃骇人视聴，使之不安乎？且河南、河北事体不同，河北累经劫掠，戸口亡匿，田畴荒废，差调难依原额，故为此权宜之计，葢军储不加多，且地少易见也。河南自车驾巡幸以来，百姓辏集，凡有闲田及逃戸所弃，耕垦殆徧，各承原戸输租，其所徵敛，皆准通推之额，虽军马益多，未尝缺悞，讵宜一概动扰，若恐豪右蔽匿而逋征赋，则有司检括，亦岂尽实？但严立赏罚，许其自首，及聴人吿捕，犯者以盗军储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惧，而赋悉入官，何必为是纷纷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毎岁检括，则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间杂种，亦且随时量之，一岁中略无休息，民将厌避，耕种失时，或止耕膏腴而弃其馀，则所收仍旧而所输益少，一不可也。检括之时，县官不能家至户到里胥，得以暗通货赂，上下其手，虚为文具，转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与军田犬牙相错，彼或阴结军人，以相冒乱，而朝廷止凭有司之籍，倘或临时少于元额，则资储阙误必矣！三不可也。夫朝廷举事，务在必行，既行而复中止焉，岂善计哉？议遂寝。

六年五月，诏将幸银山，诸扈从军士赐钱五百贯，有损苖稼者并偿之。

又八年七月，秋猎，谕㸃检司曰：「沿路禾稼甚佳，扈从人少，有蹂践则当汝罪」。二十五年六月，猎近山，见田垄不治，命笞田者。

十三年十月，敕州县官不尽力督赋致逋悬者止其俸，俟徵足然后给之。

二十年三月，以户部尚书曹望之言，减鄜延及河东南路税五十二万馀石，増河北西路税八万八千石，诏：诸税非闗边要地者，除当储数外，聴民从便折纳。旧制，夏秋税纳麦、粟、草三色，戸部以各处所须之物不一，令以诸所用物折纳，至大定二十九年，上封事者言其不可，户部谓如此则诸路所须之物，要当和市，转扰民矣。遂命太府监应折纳之物，令所属计置，而罢他应折纳者。

二十三年七月，命推排上京诸路牛具数。先是，二十年，定功授世袭穆昆，许以亲族从行当给以地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给，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者，则于官豪之家量拨地六具与之。二十一年，帝谓宰臣曰：「前时一岁所收，可支三年，比闻今岁山西丰稔，所获可支三年，此间地一岁所获不能支半岁，而又牛头岁粟，每牛一头止令各输三斗，又多逋悬，此皆逓互隠匿所致，当令尽实输之」。至是年，有司奏其事，帝谓左丞完颜襄曰：「卿家旧止七具，今定为四十具，始令卿等议此，而卿皆不欲，葢各顾其私尔。是后限民口二十五算、牛一具，至是月，尚书省复奏其事，帝虑版籍岁久，贫富不同，明安、穆昆又皆年少，不练时事，一旦军兴，按籍徵之，必有不均之患，乃令验实推排，阅其戸口畜牧之数，以上京二十二路来上。至八月，尚书省奏，推排定明安穆昆田畆牛具之数，明安二百二，穆昆千八百七十八，田一百六十九万三百八十顷，有竒牛具三十八万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将军司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畆有竒，牛具三百四达喇、唐古二部五乣，田四万六千二十四顷一十七畆，牛具五千六十六。

二十九年七月时章宗已即位，减民地税十之一，河东南北路十之二，下田十之三。

尚书省奏，两路田多峻阪，硗瘠者往往再岁一易，若不以地等级蠲除，则有不均。遂敕以赦书特免一分外，中田复减一分，下田减二分。至明昌元年四月，上封事者乞薄民之租税，恐仓廪积久腐败，省臣奏曰：「臣等议，大定十八年，戸部尚书曹望之奏，河东及鄜延两路税颇重，遂减五十二万馀石。去年赦十之一，而河东瘠地又减之。今岁入度支所馀无几，万一有水旱之灾，既蠲其所入，复出粟以赈之，非有备不可，若复欲减，何以待之？如虑腐败，令诸路以时曝晾，毋令致壊违者，问如律」。制可。四年十月，谕尚书省曰：「海壖石城等县，地瘠民困，所种惟黍稗而已，及赋于官，必易粟输之，或令止输所产，或依河东路减税定议以闻。

臣等谨按明昌元年事志作大定二十九年，据省臣奏云，去年赦十之一赦，在二十九年，则乞薄税事在改元后，无疑，志误也。

章宗明昌元年六月，诏劝谕民戸栽桑果金制，凡桑枣，民戸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明安穆昆戸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缺。至是，尚书省奏：「近制以明安穆昆戸不务栽植桑果，已令毎十畆须栽一畆，今乞再下各路提刑及所属州县，劝谕民户，如有不栽及栽不及十之三者，并以事怠惰轻重罪科之」。诏可至。五年，谕尚书省：「辽东等路女直、汉儿百姓，并令量力为蚕桑」。泰和元年六月，用尚书省言：「申明旧制，明安穆昆户毎田四十畆，树桑一畆，毁树木者有禁，鬻地土者有刑」。二年二月，敕自今民有诉水旱灾伤者，即委官按视其实，申所属州府，移报提刑司，同所属检毕，始令翻耕。四年五月，谕左司徧谕诸路，令月具雨泽田禾分数以闻。

泰和二年六月，复谕尚书省：「诸路禾稼及雨多寡，令州县以闻。

五年二月，定长吏劝农殿最。

能劝农田者，毎年穆昆赏银绢十两疋，明安倍之。县官于本等升五人，三年不怠者，明安、穆昆迁一官，县官升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分数加至徒一年，三年皆荒者。明安、穆昆追一官，县官以升等法降之为永格。承安二年十二月，遣户部侍郎上官瑜体究西京逃亡，劝率沿边军民耕种，郎中李敬义规措临潢农务。泰和元年六月，用尚书省言：「明安、穆昆户田多污莱，人戸阙乏，并坐所临长吏、按察司以时劝督，有故慢者，量决罚之。

六年正月，罢陜西括地。

又陜西提刑司言：「本路戸民安水磨油袱，所占步数在私地，有税官地则有租，若更输水利钱银，是重并也，乞除之」。省臣奏：「水利钱银以辅本路之用，未可除，宜视实占地数除租」。命他路视此为法。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区田法。

区田之法，见嵇康养生，论厯代未有用者。明昌三年三月，宰执论其法于帝前，帝曰：所言甚善，但恐农民不达此法，如可行，当徧谕之。四年四月，上复与宰执言叅知政事，胥持国曰：「今日方之大定间戸口既多，费用亦厚，若区种之法行，良多利益，今已令试种于城南之地，委官监督，民见收成之利，当不率而自效矣。叅知政事𤓰尔佳衡以为若有其利，古已行矣，且用功多而所种少，恐废陇畆田功，帝曰：「姑试行之」。五年正月，遂谕农民使区种，从陈言人武陟髙翌所上法，验人丁地土多少定数，令农田百畆以上，如濒河易得水之地，须区种三十馀畆多种者，聴无水之地，则从民便，仍委各千戸穆昆县官依法劝率，至是，令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种一畆，丁多者五畆止。五月，观稼于近郊，因阅区田。次年二月，九路提刑焉。百禄奏：地肥瘠不同，乞不限畆数。制可。泰和四年九月，尚书省奏：「区田之法，本欲利民，或天旱始用之，仓卒施功，未必有益。且五方地肥瘠不同，使皆可以区种，农民见利，自当勉以效之。不然，督责虽严，亦徒劳耳。遂敕所在长官及按察司随宜劝谕」。亦竟不能行。

徐光启《农政全书》曰：旧说：区田地一畆，阔一十五步，毎步五尺，计七十五尺，毎行占地一尺五寸，该分五十行，长一十六歩，计八十尺，该分五十三行，长阔相接，通二千六百五十区，空一行种一行，又于所种行内隔一区种一区，除隔空外，可种六百六十二区，毎区深一尺，用熟粪一升，与区土相和，布谷均覆，以手按实，令土种相著苖出，看稀稠存，留锄不厌，烦旱则浇灌，结子时锄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风，揺摆古人，依此布种，毎区收谷一斗，毎畆可收六十石，今人学种可减半计，虽山陵倾阪及田邱城上，皆可为之。

臣等谨按，区田虽𫝊之自古，然非可立为常制，设果可行，安有收十倍之利，而农家不竞趋之者乎？考古者不习农事，而惟喜新竒，遂以是为神术，何异慕导引之轻身，服饵之却疾，而谓神仙可成耶？泰和元年六月，从尚书省言，减牛头税三之一。四年，以州郡旱，播种失期，劝行畦种法。时自春至夏，诸郡少雨，御史中丞孟铸奏：今岁愆阳，已近五月，比至得雨，恐失播种之期，可依种麻菜法，择地形稍下处拨畦种谷，穿土作井，随宜灌溉」。从之。七年，河南旱蝗，至七月雨，诏行省左右司郎中王维翰曰：「雨虽沾足，秋种过时，使多种蔬菜犹愈于荒莱也。蝗蝻遗子，如何可絶？旧有蝗处来岁宜菽麦，谕百姓使知之。至宣宗兴定元年四月，单州雨雹伤稼，遣官劝谕，改莳秋田，官给其种。武原县雨雹亦如之。四年，河南水灾，命唐、邓、裕、蔡、息、寿、頴、亳及归徳府被水田已燥者布种，未渗者种稻，复业之戸免本租及一切差发，能代耕者如之，有司擅科者以违制论，阙牛及食者率富者就贷。

四月，河东按察司张行信奏徐、邳地下宜麦，税粟者许纳麦以便民。命议行之。

七年三月，初定虫蝻生发地主及邻主首不申之罪。至六月，遣使捕蝗。次年四月，诏谕有司：「苗稼方兴，速遣官分道巡行农事，以备虫蝻。七月，更定虫蝗生发，坐罪法。又颁《捕蝗图》于中外。

宣宗贞佑三年十月，从御史田迥秀请，军需征调，先期告民。

迥、秀言：「方今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有司不恤民力，徵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捶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旁求于他境，力竭财殚，相继散亡，禁之不能止也。乞自今凡科徵，必先期告之，不及者皆罢，庶民力寛而逋者可复」。诏可。

兴定三年正月，税民种地畆，议行均输。尚书右丞、领三司事侯挚言：「河南军民田总一百九十七万顷，有竒见耕种者九十六万馀顷，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十一取之，岁得九百六十万石，自可优给岁支，且使贫富均大小各得其所。在东平尝试行二三年，民不疲而军用足」。诏有司议行之。

时刘从益为叶县令，自兵兴，戸减三之一，田不毛者万七千畆，有竒其岁入七万石如故。从益请于大司农，为减一万，流亡归者四千馀家。

八月，谕三司行部官劝民种麦，无种粒者贷之。至五年十月，谕宰臣曰：「比欲民多种麦，故令所在官贷易麦种。今闻实不贷与，而虚立案簿，反收其数，以补不足之租，其遣使究治」。

四年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特、赫思敬请民输税者止输本郡。

思敬言：「今民输税，其法大抵有三，上戸输逺仓，中戸次之，下戸最近然，近者不下百里，逺者数百里，道路之费倍于所输，而雨雪有稽违之责，遇贼有死伤之患，不若止输本郡，令有司检算仓之所积，称屯兵之数，使就食之。若有不足，则增敛于民，民计所敛不及道里之费，将忻然从之矣。

元光元年，诏有司不俟麦熟徵租者，罪之。时有司徵租急民，多不待熟刈之以应限。是年，麦将熟，乃谕州县有犯者以慢军储治罪，至九月，南京司农卿李蹊言：「按齐民要术，麦晩种则粒小而不实，故必八月种之。今南路当输秋税百四十馀万石，草四百五十馀万束，皆以八月为终限，若输逺仓及泥淖，往返不下二十日，使民不暇趋时，是妨来岁之食也，乞寛徵敛之限，使先尽力于二麦」。不从哀宗正大四年三月，徵夏税二倍。

元之取民，大率以唐为法，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仿唐之租庸调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仿唐之两税也。

丁税地税之法，自太宗始行之，丁税少而地税多者纳地税，地税少而丁税多者，纳丁税，工匠、僧道验地，官吏商贾验丁虚配不实者杖七十，徒二年，仍命岁书其数于册，由课税所，申省以闻，违者各杖一百，世祖申明旧制，于是输纳之期，收受之式，关防之禁，会计之法，莫不备焉。至元三年，诏窵戸种田他所者，其丁税于附籍之郡验丁，而科地税于种田之所验地，而取漫散之戸逃于河南等路者，依见居民户纳税秋税、夏税之法，行于江南。初，世祖平宋时，除江东、浙西，其馀独徵秋税而已。至元十九年，用姚元之请，命江南税粮依宋旧制，折输绵绢杂物，是年二月，又用左丞耿仁言，令输米三之一，馀并入钞以折焉，以七百万锭为率，岁得羡钞十四万锭，其输米者，止用宋斗斛，盖以宋一石当元七斗故也。至成宗贞元二年，乃定其制。

粮税岁入总数。

天下岁入粮数，总计一千二百十一万四千七百七石，内腹里二百二十七万一千四百四十九石，行省九百八十四万三千二百五十八石辽阳省七万二千六十六石，河南省二百五十九万一千二百六十九石，陜西省二十二万九千二十三石，四川省一十一万六千五百七十四石，甘肃省六万五百八十六石，云南省二十七万七千七百一十九石，江浙省四百四十九万四千七百八十三石，江西省一百一十五万七千四百四十八石，湖广省八十四万三千七百八十七石。江南三省文宗天厯元年夏税钞数，总计中统钞一十四万九千二百七十三锭三十三贯江浙省五万七千八百三十锭四十贯，江西省五万二千八百九十五锭一十一贯，湖广省一万九千三百七十八锭二贯臣等。谨按食货志，载秋粮则记其数而不详时代夏税则独详天厯，而江、浙等三省之数又与总数不合行省下细数亦比总数，少五石，姑存以俟考。太祖十年，始以军牛给近县农民。

时中都田野久荒，而兵后无牛可耕，从宣抚使王楫议，差官于卢沟桥索军回，所驱牛十取其一以给农民，从之，得数千头，分给近县。至太宗二年南伐，道平阳，见田野不治，以问知府事李守贤，对曰：「民贫窘，乏耕具致然」。诏给牛万头，仍徙关中生口垦地河东，太宗六年七月，定天下地税。

中田毎畆二升有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毎畆五升。时既定常赋，朝议以为太轻，中书令耶律楚材曰：「作法于凉，其敝犹贪，后将有以利进者，则今已重矣」。

八年，定科徵丁税。

初毎戸科粟二石，后又以兵食不足，增为四石，至八年，乃定科徵之法。今诸路验民戸成丁之数，每丁岁科粟一石，驱丁五升，疑当作「五斗」新戸丁驱各半之，老㓜不与间有耕种者，或验其牛具之数，或验其土地之等徵焉。

世祖中统二年四月，命宣抚司官劝农桑，抑㳺惰，立劝农司。

帝即位之初，即颁《农桑辑要》之书于民，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至是，立劝农司。是年，定逺近仓输纳例。

逺仓之粮，止于沿河近仓输纳，毎石带収脚钱，中统钞三钱，或民戸赴河仓输纳者，毎石折输轻赍中统钞七钱。

三年正月，禁诸道戌兵及势家纵畜牧犯桑枣、禾稼者。次年七月，又戒蒙古军不得以民田为牧地。四年九月，谕髙丽、上京等处毋重科敛民。至至元十一年三月，又以劝课农桑谕髙丽国王王禃，仍命安抚髙丽军民总管洪茶邱提㸃农事。五年，诏僧道伊罗勒、昆达、实宻儒人，凡种田者，白地毎畆输税三升，水地毎畆五升军站戸除地四顷免税，馀悉徵之。

嗣是至元三年五月敕，凡良田为僧所据者，聴䝉古人分垦。七年九月，定河西田税，八年八月，复申军站戸输租。诏定西夏中兴路、西宁州、乌梁海三处之税，其数与僧道同。十三年六月，敕西京僧道伊罗勒昆达实宻等有室家者，与民一体输赋。十六年五月，命畏吾界内计畆输税。十九年十月，敕河西僧道伊罗勒昆有妻室者，同民纳税。二十九年八月，敕礼乐户，仍与军站民戸均输税。成宗元贞元年六月，诏河西僧纳租税。武宗至大二年六月，宣政院奏免江南江浙省僧道伊罗勒昆达实宻租税。中书省议：田有租，商有税，乃祖宗成法，今一体奏免非制，命依旧制徵之。仁宗延佑元年六月，蠲河西僧免输租赋玺书。至元元年八月，陜西行省奏，宋新附民宜拨土地衣粮给其牛种。从之。

至二十三年十二月，遣蒲昌赤贫民垦甘肃闲田，官给牛种农具。二十八年十月，诏给䝉古人内附者，及开元、南京、硕达、勒达等三万人牛畜田器。二十九年二月，从枢密院臣安巴等请，就襄阳给和塔拉察逊哈喇娄六百三十七戸田器种粟，俾耕而食。又敕畸零巴图尔三百四十七戸佃益都闲田，给牛种农具，官为屋居之。九月，沙州𤓰州民徙甘州，诏于甘肃两界画地使耕，无力者给以牛具农器。成宗大徳元年正月，以实保齐等为叛㓂所掠，仰食于官，赐以农具牛种，俾耕种自给，又给昆种田戸耕牛。

四年二月，始括民田。

时括西夏民田，徵其租，至八年十二月，复括西夏田。十七年五月，括沙州戸丁定常赋，其富戸馀田，令所戍汉军耕种。十九年十月，籍京师隠漏田，履畆收税。二十年四月，免京畿所括豪势田旧税三之二、新税三之一。十一月，诏大都田土并令输租，甘州新括田土，畆输租三升。二十二年正月，诏括京师荒地，令宿卫士耕种。二十五年九月，命呼图克民戸履畆输税。三十年，燕公楠复为大司农，得藏匿公私田六万九千八百六十二顷，岁出粟十五万一千一百斛、钞二千六百贯、帛千五百疋、麻丝二千七百斤。七年二月，立司农司，设四道巡行劝农司。十二月，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各四员。大司农司之设，専掌农桑水利，仍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巡行郡邑，察举勤惰，所在牧民长官提㸃农事，岁终第其成否，申转司农司及戸部，秩满之日，注于解由，戸部照之以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至九年，命劝农官举察勤惰，于是髙唐州达噜噶齐呼图克鼐尔、州尹张廷瑞、同知陈思济以勤升职，陜县尹王仔以惰降职，自是毎岁申明其制。十四年，罢大司农司，以按察司兼领劝农事。十八年，改立农政院。二十年，又改立务农司。是年，又改司农寺。二十三年，复为大司农司。二十四年二月，立行大司农司及营田司于江南。二十四年志作二十五年，今从纪。又纪云：设劝农营田司六，使副各二，𨽻行大司农司。二十八年，以江南长吏劝课扰民，罢其亲行之制，命止移文谕之。二十九年，以劝课司并入各道肃政廉访司，增佥事二员，兼察农事。八月，命提调农桑官帐册有差者，验数罚俸。

陆深《玉堂漫笔》曰：虞集云：元有中原，置十道，劝农使总于大司农，皆慎择老成重厚之士，亲厯原野安辑，而教训之功成，省归宪司。宪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农，天下守令皆以劝农系衔。郡县大门两壁，皆画耕织图，立法周密如此。

颁农桑制十四条。

县邑所属村疃，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髙年晓农事者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逺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聴。其合为社者，仍择数村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桑为事。凡种田者，立牌橛于田侧，书某社某人于其上，社长以时㸃视，劝戒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㸃官责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恶者亦然，仍大书其所犯姓名于门，俟其改过，自新乃毁，如终岁不改罚，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䘮之家不能耕种者，众为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灾病者多，两社助之。凡为长者复其身，郡县官不得以社长与科差事，农桑之术，以备旱暵为先，凡河渠之利，委本处正官一员，以时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举河渠官相其轻重，官为导之，地髙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车，贫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给之，秋成之后，验使水之家，俾均输其直，田无水者，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聴种区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区种，仍以区田之法散之。农民种植之制，毎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聴种榆柳等，其数亦如之。种杂果者，毎丁十株，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聴其无地及有疾者，不与，所在官司申报不实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种苜蓿，以防饥年，近水之家，又许凿池养鱼并鹅鸭及莳莲藕、菱芡、蒲苇等，以助衣食，凡荒闲之地，悉以付民，先给贫者，次及馀户。毎年十月，令州县正官一员，巡视境内有蝗蝻遗子者，设法除之。至二十八年，复颁农桑杂令泰。定帝致和元年正月，复诏颁十四条于天下顺帝至正八年四月，又诏守令选立社长，専一劝课农桑。

十年十一月，诏毋禁畿内秋耕。

大司农言：「中书移文，以畿内秋稼始收，请禁民覆耕，恐妨刍牧」。帝以农事有益，诏勿禁。至二十八年，义弛畿内秋耕之禁。

十三年十二月，诏：凡军将校及宋官吏有以势力夺民田庐产业者，各还本主，无主则以给附近之无生产者。至十五年八月，诏谕军民官毋得占据民产。十七年十二月敕，擅据江南逃亡民田者有罪。十九年四月，敕核阿合马占据民田，给还其主所庇富强戸输赋其家者，仍输之官。二十年二月，敕权贵所占田土，量给各戸之外，馀悉以与怯薛带等耕之。十五年七月，诏江南、浙西等处，毋非理征科扰民。十七年，命戸部重定诸科征例。

全科户丁税，毎丁粟三石，驱丁粟一石地税，毎畆粟三升，减半科户丁税，毎丁粟一石，新收交叅，户第一年五斗，第二年一石，第三年一石二斗五升，第四年一石五斗，第五年一石七斗五升，第六年入丁税。协济户丁税，毎丁粟一石地税，毎畆粟三升，随路近仓输粟，逺仓毎粟一石，折纳轻赍钞二两，富戸输逺仓下戸输近仓郡县，各差正官一员部之，毎石带纳䑕耗三升，分例四升，凡粮到仓，以时收受，出给朱钱，权势之徒结揽税石者罪之，仍令倍输其数。仓官攅典、斗脚人等，飞钞作弊者，并置诸法输纳之期，分为三限，初限十月，中限十一月，末限十二月。违者，初犯笞四十，再犯杖八十。互见戸口门。至成宗大德六年，申明税粮条例，复定上都、河间输纳之期，上都初限，次年五月，中限六月，末限七月。河间初限九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一月。

二十三年六月，命云南、陜西二行省籍定建都税赋。二十四年十二月，减扬州省岁额米十五万石，以盐引五十万易粮。

二十五年正月，募民能耕江南旷土及公田者，免差役三年，其输租免三分之一。

至二十八年七月，募民耕江南旷土，户不过五顷，官授之劵，俾为永业，三年后征税。其后成宗大德四年，又以地广人稀，更优一年，令第四年纳租，九月，置征理司，専治合追财榖，十月，以省院台官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六省钱榖，先是中统四年九月，遣使征诸路赋税钱帛，至元五年十一月，御史台追理侵欺粮粟近三十万石，钱物称是。十年二月，遣断事官麦肖勾校川陜行省钱谷。十三年十二月，检核江淮诸路钱榖。二十二年十月，恭政、郭佑言：「自平江南，十年之间，凡钱粮事，八经理算，今又复钩考，宜即罢去」。不从。二十三年四月，遣要束木钩考荆湖钱榖，十二月，遣图卜沁钩考湖广钱榖，是年四月，右丞相僧格言：「自至元丙子置应昌和籴所，其间必多盗诈，宜加钩考扈从之臣，种地极多，宜依军站例四顷之外，验畆征租。从之。至是，月以尚书省钩考诸司，先摘委六部官任，犹不尃，遂置征理司以主之，时僧格以理算为事司，钱榖者无不破产，及当更代，人皆弃家避之，又言湖广钱榖已责偿平章要束木他省欺盗者必多，请以恭政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等六省耗失之数，给兵以卫其行，诏从之。至二十六年十月，钩考大同钱榖。二十七年九月，钩考行教坊司所总江南乐工钱榖。二十八年二月，命江淮行省钩考沙不丁所总詹事院钱榖。二十八年二月，罢征理司。

初，行台侍御史程文海入朝，言：「宰相不以进贤为急，而惟以货殖为心，尚书钩考钱榖，以割剥生民，所委任者，率皆贪饕邀利之人，江南盗贼窃发，良以此也」。僧格怒，奏请杀之者六，帝皆不允。至是，僧格以罪罢，二月，遂罢征理司，诏下之日，百姓相庆。既而各路钩考，犹未尽罢。于是御史台臣奏：「钩考钱榖，自中统初至今馀三十年，更阿哈玛特僧格当国，设法已极，而其馀党公取贿赂，民不堪命，不如罢之」。十二月，遂诏罢钩考钱，榖昔年逋负文卷，聚置一室，非上命而视之者有罪，仍遣使布告中外。

二十九年九月，以宁夏户口繁多，而田土半艺红花，诏尽种榖麦，以补民食。

至元时诸路垦田义粮等总数

二十三年，大司农司上诸路储义粮九万五百三十五石，植桑枣、杂果诸树三千三百九万四千六百七十二株。

二十五年，大司农言耕旷地三千五百七十顷，积义粮三十一万五千五百馀石。

二十八年，司农司上诸路垦地千九百八十三顷有竒，植桑枣诸树二千二百五十二万七千七百馀株，义粮九万九千九百六十石。

东平布衣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略曰：「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専放孳畜。又江南豪家广占农地，驱役佃户，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恣，纵妄为靡所不至，贫家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荆楚之域，至有雇妻鬻子者，衣食不足，由豪富兼并故也。方今之务，莫如复井田，尚恐骤然骚动，天下宜限田以渐复之。凡宗室王公之家，限几百顷，巨族官民之家，限几十顷，凡限外退田者，赐其家长以空名告身，毎田几顷，官阶一级，不使之居实职也。凡限田之外，蔽欺田畆者，坐以重罪，凡限外之田有佃户者，就令佃户为主，凡未尝垦辟者，令无田之民占而辟之，第一年全免租税，次年减半，第三年依例科征，凡占田不可过限，凡无田之民，不欲占田者，听。凡以后有卖田者，买田亦不可过限，私田既定，乃定公田：公田之制有九等：一品者二十顷，二品者十六顷，三品者十五顷，四品者十二顷以下，俱以二顷为差，至九品但二顷而已，庶乎民获恒产，官足养廉，如是行之，五十年后，井田可复兴矣！

成宗元贞元年五月，诏以农桑水利谕中外。至大德元年，罢妨农之役。十一年，申扰民之禁，力田者有赏，游惰者有罚纵畜牧损禾稼桑枣者，责其偿而后罪之。

二年七月，括巴延、阿珠、阿尔哈雅等所据江南田及权豪隠匿者令输租。

其后六年正月，帝语台臣曰：「朕闻江南富戸，侵占民田，以致贫者流离转徙，台臣曰：富民多乞䕶持玺书，依倚以欺贫民，官府不能诘治，宜悉追收为便」。命即行之，毋越三日，仍命整治江南影占税民地土者。至武宗至大二年十月，平章约，苏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输地税商税，馀皆无与，其民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逾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其力可知。乞自今有岁收粮五万石以上者，令石输二升于官，仍质一子而军之。其所输之粮，移其半入京师，以养御士，半留以备凶年」。命如其言行之。

始定征江南秋夏税之制

秋税止命输租，夏税则输以木棉布绢丝绵等物，其所输之数，视粮以为差，一石或输钞三贯、二贯一贯，或一贯五百文、一贯七百文输三贯者，若江浙省婺州等路、江西省龙兴等路输一贯者，若福建省泉州等五路输一贯五百文者，若江浙省绍兴路、福建省漳州等五路，皆因地利之宜，人民之众，酌中数取之，其所输之物，各随时估高下，以为直，独湖广则异。是初，行省右丞阿尔哈雅克湖广时，罢宋夏税，依中原例，改科门摊，毎户一贯二钱，视夏税増钞五万馀锭。至大德二年，宣慰张国纪又请科夏税，于是湖湘重罹其害，俄诏罢之。三年，又改门摊为夏税而并征之，毎石计三贯四钱之上，视江浙等为尤重云。大德元年九月，罢括两淮民田。

其后九年十月，复括两淮地为豪民所占者，令输租赋。仁宗皇庆元年二月，敕两淮民种荒田者，如例输税。延佑元年十月，遣官括淮民所佃闲田不输税者。泰定帝泰定元年，平章政事张圭等言：「国家经费皆取于民，世祖时，淮北内地惟输丁税，特们德尔为相尃务聚敛，遣使括勘两淮、河南田土，重并科粮，又以两淮、荆襄沙碛作熟征收，徼名兴利，农民流徙，宜如旧制，止征丁税，其括勘重并之粮，及沙碛不可田畆之税，悉除之，帝不能从。

十一月，禁诸王、驸马并权豪毋夺民田，其献田者有刑。至二年正月，又禁诸王、公主、驸马受诸人呈献公私田地及擅招戸者。武宗至大元年七月，皇子和实拉请立总管府，领提举司四，括河南、归德、汝宁境内濒河荒地约六万馀顷，岁收其租。中书省言：「濒河之地，出没无常，遇有退滩，则为之主。近有伊玛噶者，妄称省委括地，蚕食其民，以有主之田指为荒地，所至骚动，方议其罪，遇赦获免。今乃献地皇子，河南连岁水灾，人方阙食，若从其请设立官府，为害非细」。遂止。仁宗皇庆元年七月敕：诸王锡锡部归晋宁路襄垣县民田。

吴肃公读书论世》，曰：「言利之臣，巧立察荒之名以逢上之欲，又有皇子为之内主，而中书省能直斥其奸，武宗能遂从之，可谓朝政清明，而民受其赐矣」。

十二月，诏诸军戸卖田者，由所𨽻官给文劵。二年二月，诏诸郡凡民播种怠惰及有司劝课不至者，命各道廉访司治之。

至仁宗皇庆二年七月，敕守令劝课农桑，勤者升迁，怠者黜降，著为令。泰定帝致和元年正月，又诏励有司察勤惰。文宗天厯二年，各道廉访司所察勤官内邱何主簿等凡六人，惰官濮阳、襄县尹等凡四人。七年正月，罢归德府括田。

八年正月，诏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减二分，永为定例。

是后顺帝至正十四年，又诏民间私租十分普减二分。

武宗至大二年，淮西廉访佥事苖好谦献莳桑法行之分农民为三等，上戸地一十畆，中户五畆，下户三畆，或一畆，皆筑垣墙，围之，以时收采桑椹，依法种植，其法出《齐民要术》等书，至仁宗延佑三年，以好谦所至植桑，皆有成效，于是风示诸道，命以为式。是年十一月，令各社出地共莳桑苖，以社长领之，分给各社。四年，又以社桑分给不便，令民各畦种之，法虽屡变，而有司不能悉遵上意，大率视为具文而已。三年，诏大司农除牧养地，听民秋耕。

至仁宗皇庆二年，复申秋耕之令，惟大都等五路许耕其半。葢秋耕之利，掩阳气于地中，蝗蝻遗种皆为日所曝死，次年所种必盛于常禾也。

仁宗延佑元年闰三月，遣人视大都，至上都驻跸之地。有侵民田者，计畆给直。

十月，遣官经理江南田粮。十一月，诏检核浙西、江东、江西田税。

江淮漕臣言：「江南殷富，盖由多匿腴田，若行检核，法当益田畆，累万计」。吴元圭拜江浙行省左丞，入见，言江南平几四十年，戸有定籍，田有定畆，一有揺动，其害不细，固争月馀不能止。至是，平章张律言经理大事，世祖已尝行之，但其间欺隠尚多未实，以熟田为荒地者有之，惧差而析戸者有之。富民买贫民田，仍其旧名输税者亦有之，由是岁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经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卫下寺观学校财赋等田，一切从实自首，庶几岁入无隠，差徭亦均，元圭复奏：「昔世祖限田四百畆以给军需，馀田悉供赋税，今经理江淮田土，苐以增多为能，加以有司头㑹箕敛，俾元元之民困苦日甚，恐变生不测，非国之福」。帝不能用，遂遣官经理，以张律等往江浙，尚书鼐、智宻鼎等往江西，左丞陈士英等往河南，仍命行御史台，分台镇遏，枢宻院以军防䕶焉，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实于官，或以熟为荒，以田为荡，或隠占逃亡之产，或盗官田为民田，指民田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并许诸人首告十畆以下田主及管干田户皆杖七十七，二十畆以下加一等，一百亩以下，一百七以上流窜北边所，隠田没官，郡县正官不为查勘，致有脱漏者，量事论罪，重者除名。时期限猝迫，贪刻用事，富民黠吏，并缘为奸，中书右丞相特们德尔犹以为未实，复下令括田增税，鼐、智宻鼎在江西，酷虐尤甚。新丰一县撤民庐千九百区，至夷墓扬骨，以为所增顷亩，次年八月，遂有赣民蔡九五之乱，张律在江、浙，以括田迫民，有至死者，御史台累言其害，汴梁路总管塔海亦言其弊，乃诏罢之，并免三省自实田租。二年，河南自实田自延佑五年始，止科其半，汴梁一路凡减虚增之数二十馀万石。至泰定、天厯之初，又尽革虚增之数，民始获安总计河南省官民荒熟田一百一十八万七百六十九顷，江西省官民荒熟田四十七万四千六百九十三顷，江浙省官民荒熟田九十九万五千八十一顷。七年四月时英宗已即位，增两淮、荆湖、江南东西道田赋，斗加二升。

泰定帝㤗定初，行助役田。

助役粮者，其法命江南民戸有田一顷以上者，于所输税外，每顷量出助役之田，具书于册，里正以次掌之，岁收其入，以助充役之费。凡寺观田，除宋旧额，其馀亦验其多寡，令出田助役，民赖以不困。二年十二月，右丞赵简请行区田法于内地，以宋董煟所编《救荒活民书》颁州县。

文宗至顺元年十一月，征河南行省民间自实田土，粮税不通，舟楫之处，得以钞代输。

顺帝元统初，罢富民承佃江、淮田。

从江浙行省王克敬请也，时松江大姓有岁漕米万石献京师者，其人既死，子孙贫且行，乞有司仍岁征，弗足，则杂置松江田赋中，令民包纳，克敬曰：「匹夫妄献米徼名爵，今身死家破，又已夺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害，国用宁乏此耶？」具论免之。至正十二年正月，遣官分道巡视农桑，中书省臣言：「河南、陜西、腹里诸路，供给繁重，调兵讨贼，正当春首耕作之时，恐农民不能安于田畆，守令有失劝课，宜委通晓农事官员，分道巡视，督勒守令亲诣乡都，省谕农民，依时播种，务人尽其力，地尽其利。其曾经盗贼、水患供给之处，贫民不能自备牛种者，所在有司给之。仍令总兵官禁止屯驻军马，毋得践踏，以致农事废弛」。从之。

钦定续文献通考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