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行水金鉴巻十四

江南按察使傅泽洪撰河水。

宋哲宗绍圣元年冬十月丁酉，河北流。十二月巳丑，漳河决溢，浸洺、磁等州，令计置堙塞。《宋史哲宗本纪》：至熈宁导东流而北流，闭 ，是河竟北流，至元符二年东流，遂断絶。宋哲宗绍圣二年秋七月庚戌，河北流涨，没民田庐，遣官振之。《宋史哲宗本纪》。七月戊午，诏：「沿黄河州军河防决溢，并即申奏」。《宋史河渠志：绍圣末，都水使者议建广武四埽石岸，朝廷命先治岸数十步以验其可否，黄流湍悍，役人多死，一方甚病，功不可成，而使者申前说愈力文瓘条别利害，罢其役。《宋史谢文瓘𫝊。宋哲宗元符元年，澶州河溢。冬十月丁酉，以河北、京东河溢，遣官振䘏。《宋史哲宗本纪：宋哲宗元符二年二月乙亥，北外都水丞李伟言：「相度大小河门，乘此水势衰弱，并先修闭，各立蛾眉埽镇压，乞次于河北、京东两路差正夫三万人，其他夫数，令修河官和雇三月丁已，伟又乞于澶州之南大河身内开小河一道，以待涨水，纾解大吴口下注北京一带向著之患」。并従之。六月末，河决内黄口东流，遂断絶。八月甲戍，诏：「大河水势十分北流，其以河事付转运司，责州县共力救䕶堤岸。辛丑，左司谏王祖道请正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之罪，投之逺方，以明先帝北流之志，诏可。宋史河渠志：六月，久雨，河北大水，河溢，漂人民，壊庐舍。宋史五行志》。十二月壬辰，诏河北黄河退滩地听民耕垦，免租税三年。《宋史哲宗本纪》。

先是，治平二年，始命都水监浚二股五股河，以纾恩冀之患。熙宁二年，从宋昌言程昉议，开二股以导东流，裁及六分，而北流闭河，自其南四十里，东决泛滥、大名、恩、德、沧、永静五州军境。三年，令河北转运司开修二股上流。四年，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决，下属恩，冀贯御河。五年，二股河成，深十一尺，广四百尺，而新堤决口亦塞。又以水或横决散漫，常虞遏壅，命范子渊于第四、第五埽开修直河，使大河还二股故道。十年，大决于澶州之曹村今在开州西南，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海，凡灌郡县四十五，而濮、济、郓、齐尤甚，壊田逾三十万顷。元丰元年，决口塞，诏改曹村埽曰灵平。四年，澶州小吴埽大决河，复注御河，诏：东流已填淤，不可复，将来更不修闭。元佑中，复议回河，久之不决，而绍圣初，吴安持、李伟卒行之，然东流堤防未固，濒河多被水患，元符二年，河决内黄口，东流断絶，诏大河水势十分北流，其共力救䕶堤岸，是后不复开二股矣。漳水故禹河也，清河行漳水之南，大河故渎之北，去禹河最近，治河者，欲复禹旧迹，莫如导黄河入白沟，以人力为之其可也，而况商胡自决，北流通快，海口广深，此诚千载一遇，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在此时矣，为当日计，但能于魏恩冀沧之境，寛立堤防，约栏水势，疏其壅积，遏其冲要，则此河虽不逮禹功，犹得比王景之所治，千年可以无患，而朝议纷纭，必欲回河使东，六塔既败，二股更兴，至元丰四年，河又北流，而神宗之意怠矣。王安石委任程昉、范子渊，浚川之杷，几于以河为戏，陈佑甫援李垂之䇿，请复西河故渎，帝爱惜民力，亦莫之许也。哲宗即位，复议回河，大略谓河尾北向，恐入契丹之地，则其界逾河而南，彼必为桥梁守，以州郡中国，全失险阻，而苏辙驳之，以为契丹之河，南注于海，地形北高，河无北徙之道，而海口深浚，势无徙移。范百禄亦云：界河向去深阔，加以朝夕海潮，往来渲荡，必无浅淀，河尾安得直注北界？是亦足以解其惑。已而绍圣诸臣力主东流，闭断北口，盖借河事，以伸其绍述之说，意不在河，更无足论。元符二年，河复决而北地势可知，而建中靖国初，犹有献东流之议者，蜩螗沸羮，一唱百和，自庆歴以来五十馀年，凡发言盈庭之日，皆坐失机㑹之日也，卒委其地于金源氏，而河益南徙，浚、滑、汲、胙之间，化为平陆，岂不惜哉！《禹贡锥指》。宋哲宗元符三年正月已卯，徽宗即位，郑佑、吴安持軰皆用登极大赦，次第牵复，中书舍人张商英缴奏：佑等昨主回河，皆违神宗北流之意，不听，商英又尝论水官非其人，治河当行其所无事，一用堤障，犹塞儿口，止其啼也。三月，乃以商英为龙圗阁待制、河北都转运使、兼专功提举河事，商英复陈五事：一曰行古沙河口。二曰复平恩四扫，三曰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四曰筑御河西堤而开东堤之积。五曰开朩门口，泄徒骇河东流，大要欲随地势疏浚入海。㑹四月，河决苏村。七月，诏商英毋治河，止厘本职，其因河事差辟官吏并罢，复置北外都水丞司《宋史河渠志宗武第进士。韩忠彦镇瀛州，辟为河间令，值河溢増堤，䕶城吏率兵五百伐材近郊，虽葬木亦不免，父老遮道泣，宗武入府白罢之。徽宗即位，为秘书丞宋史韩宗武传。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春，尚书省言：「自去夏苏村涨水，后来全河漫流，今已淤高三四尺，宜立西堤」。诏都水使者鲁君贶同北外丞司经度之。于是左正言：「任伯雨奏：河为中国患二千岁矣，自古竭天下之力以事河者，莫如本朝而徇，众人偏见，欲屈大河之势以従人者，莫甚于近世，臣不敢逺引，祇如元佑末年小吴决溢，议者乃谲谋异计，欲立竒功，以邀厚赏，不顾地势，不念民力，不惜国用，力建东流之议，当洪流中，立马头、设锯齿，梢刍材木，耗费百倍，力遏水势，使之东注，陵虚驾空，非特行地上而已，増堤益防，惴惴恐决，澄沙淤泥，久益高仰，一旦决溃，又复北流，此非堤防之不固，亦理势之必至也。昔禹之治水，不独行其所无事，亦未尝不因其变以导之，盖河流混浊，泥沙相半，流行既久，迤逦淤淀，则久而必决者，势不能变也，或北而东，或东而北，亦安可以人力制哉？为今之䇿，正宜因其所向，寛立堤防，约拦水势，使不至大叚漫流，若恐北流淤淀，塘泊亦祇，宜因塘泊之岸，増设堤防，乃为长䇿，风闻近日又有议者献东流之计，不独比年灾伤，居民流散，公私匮竭，百无一有，事势窘急，固不可为，抑亦自高注下，湍流奔猛，溃决未久，势不可改，设若兴工，公私徒耗，殆非利民之举，实自困之道也。宋史河渠志。

宋崇宁二年，岳飞生未弥月，河决内黄，水暴至，母姚抱飞坐瓮中，冲涛及岸得免，人异之。宋史岳飞传一。按飞死于绍兴十 年辛酉，飞年三十九，逆数至徽宗崇宁二年癸未，乃飞所生之年也。宋徽宗崇宁三年十月，臣僚言：「昨奉诏措置大河，即由西路歴㳂边州军，回至武强县，循河堤至深州，又北下衡水县，乃达于冀，又北渡河过逺来镇，及分遣属僚相视恩州之北河流次第，大抵水性无有不下，引之就高，决不可得，况西山积水，势必欲下，各因其势而顺导之，则无壅遏之患」。诏开修直河，以杀水势。宋史河渠志宋徽宗崇宁四年二月，工部言：「乞修苏村等处运粮河堤为正堤，以支涨水，较修弃堤直堤，可减工四十四万料七十一万有奇」。従之」。闰二月，尚书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诸水，在深州、武强、瀛州乐寿埽，俯瞰雄、霸、莫州及㳂边塘泺，万一决溢，为害甚大」。诏増二埽堤及储蓄，以备涨水，是岁，大河安流《宋史河渠志宋徽宗崇宁五年二月，诏滑州系浮桥于北岸，仍筑城垒，置官兵守䕶之。八月，葺阳武副堤。宋史河渠志：杜常，崇宁中，至工部尚书，以龙圗阁学士、知河阳军。大河决，直州西上埽势危甚，常亲䕶役徙处埽上，埽溃水溢，及常坐而止，于是役人尽力，河流遂退，郡赖以安。宋史杜常传。宋徽宗大观元年二月，诏于阳武上埽第五铺开修直河至第十五铺，以分减水势。有司言：河身当长三千四百四十步，面阔八十尺，底阔五丈，深七尺，计役十万七千馀工，用人夫三千五百八十二，凡一月毕。従之。十二月，工部员外郎赵霆言：「南北两丞司合开直河者，凡为里八十有七，用缗钱八九万，异时成功，可免河防之忧，而省久逺之费」。诏従之。宋史河渠志：是年，京东水河溢。宋史徽宗本纪。是年夏，大水，河北京西河溢，漂溺民戸。宋史五行志：宋徽宗大观二年五月，霆上免夫之议，大略谓：「黄河调发人夫修筑埽岸，每歳春首骚动数路，常至败家，破产今春滑州鱼池埽，合起夫役，尝令送免夫之直，用以买土，増贴埽岸，比之调夫，反有赢馀，乞诏有司，应堤埽合调春夫，并依此例，立为永法」。诏曰：「河防夫工，岁役十万，滨河之民，困于调发，可上户出钱免夫，下户出力充役，其相度条画以闻」。丙申，邢州言河决，陷钜鹿县，诏迁县于高地，又以赵州隆平下湿，亦迁之。六月已帽，都水使者吴玠言：「自元丰间，小吴口决，北流入御河，下合西山诸水，至清州独流砦、三义口入海，虽深得保固形胜之䇿，而岁月寖久，侵犯塘堤，冲壊道路，啮损城砦，臣奉诏修治堤防，御捍涨溢，然筑八尺之堤，当九河之尾，恐不能敌，若不遇有损缺，逐旋増修，即又至隳壊，使与塘水相通，于边防非计也。乞降旨修葺」。従之。庚寅，冀州河溢，壊信都、南宫两县。宋史河渠志。是年八月辛已，邢州河水溢，壊民庐，舎复被水者家。宋史徽宗本纪。是年秋，黄河决，陷没邢州钜鹿县，宋史五行志。

宋徽宗大观三年六月庚寅，冀州河水溢。《宋史徽宗本纪》。是年八月，诏沈纯诚开兔源河，兔源在广武埽对岸，分减埽下涨水也。《宋史河渠志》。

是年，河决清河《淮安府志。宋徽宗政和四年十一月，都水使者孟昌龄言：「今岁夏秋涨水，河流上下，并行中道，滑州浮桥不劳解折，大省岁费」。诏许称贺，官吏推恩有差。昌龄又献议导河大伾可置永逺浮桥，谓：「河流自大伾之东而来，直大伾山西而止数里，方回南，东转而过，复折北而东，则又直至大伾山之东，亦止不过十里耳，视地形水势，东西相直径易㑹不十馀里间，且地势低下，可以成河，倚山可为马头，又有中滩，正如河阳，若引使穿大伾大山及东北二小山，分为两股而过，合于下流，因是三山为趾，以系浮梁，省费数十百倍，可寛河朔诸路之役」。朝廷喜而従之。宋史河渠志。

宋徽宗政和五年，置提举修系永桥所。六月癸丑，降德音于河北、京东、京西路，其略曰：「凿山酾渠，循九河既道之迹，为梁跨趾，成万世永赖之功，役不逾时，虑无愆素，人絶往来之阻，地无南北之殊，灵祗懐柔，黎庶呼舞，眷言朔野，爰暨近畿，畚锸繁兴，薪刍转徙，民亦劳止，朕甚悯之。宜推在宥之恩，仍广蠲除之惠。应开河官吏，令提举所具功力等第闻奏」。又诏：「居山至大伾山浮桥属浚州者，赐名天成桥、大伾山至汶子山浮桥，属滑州者，赐名荣光桥，俄改荣光曰圣功。七月庚辰，御制桥名，磨崖以刻之。方河之开也，水流虽通，然湍激猛暴，遇山稍隘，往往泛溢，近砦民夫多被漂溺，因亦及通利军，其后遂注成巨泺云。是月，昌龄迁工部侍郎。八月已亥，都水监言：「大河以就三山通流，正在通利之东，虑水溢为患，乞移军城于大伾山居山之间，以就高仰従之」。十月丁已，中书省言冀州枣强埽决，知州辛昌宗武臣，不谙河事，诏以王仲元代之。十一月丙寅，都水使者孟揆言：「大河连经涨淤，滩面已高，致河流倾侧东岸，今若修闭枣强上埽决口，其费不赀，兼冬深难施人力，縦使极力修闭，东堤上下二百馀里，必须尽行増筑，与水争力，未能全免决溢之患。今漫水行流，多咸卤及积水之地，又不犯州军，止经数县地分，迤逦纒御河，归纳黄河，欲自决口上恩州之地水堤为始，増补旧堤，接续御河东岸，签合大河」。従之」。乙亥，臣僚言：「禹迹湮没于数千载之逺，陛下神智独运，一旦兴复，导河三山，长堤盘固，横截巨浸，依山为梁，天造地设，威示南北，度越前古，岁无解系之费，人无病涉之患，大功既成，愿申饬有司，以日继月，视水向著，随为堤防，益加増固，每遇涨水，水官漕臣不辍巡视」。诏付昌龄宋史河渠志。蔡京任孟昌龄为都水使者，凿大伾三山，创天成、圣功二桥，大兴工役，无虑四十万两，两河之民愁困不聊生，而京僴然自以为稷、契、周召也。宋史蔡京传。宋徽宗政和七年五月丁巳，臣僚言：「恩州宁化镇大河之侧，地势低下，正当湾流冲激之处，歳久堤岸怯薄，沁水透堤甚多，近镇居民例皆移避，方秋夏之交，时雨霈然，一失堤防，则不惟东流莫测所向，一隅生灵所系甚大，亦恐妨阻大名、河间诸州往来边路，乞付有司贴筑同䕶従之」。六月癸酉，都水使者孟扬言：「旧河阳南北两河，分流立中滩，系浮梁，顷縁北河淤淀，水不通行，止于南河修系一桥，因此河项窄狭，水势冲激，每遇涨水，多致损壊，欲措置开修北河，如旧修系南北两桥従之」。九月丁未，诏扬专一措置，而令河阳守臣王序营办钱粮，督其工料。宋史河渠志：是年，瀛、沧州河决沧州城不没者三版，民死者百馀万。宋史五行志。唐恪知沧州，河决，水犯城下，恪乘城救理，都水孟昌龄移檄索船与兵，恪报水势方恶船，当以备缓急，沧为极边兵，非有旨不敢遣，昌龄怒劾之，恪不为动，益治水，水去，城得全，诏书褒美，进龙圗阁待制、知扬州，召拜户部侍郎。京师暴水至，汴且溢，付恪治之，或请决南堤，以纾宫城之患，恪曰：「水涨堤壊，此无可奈何，今决而浸之，是鱼鳖吾民也」。亟乘小舟相水源，委求所以利导之，乃决金堤注之河，浃旬水平，入对，帝劳之曰：「宗庙社稷获安，卿之力也」。恪再拜，因上疏言：「水阴类也，至犯宫阙，天其或者以阴盛之沴儆告陛下乎？愿垂意时事，益儆天戒」。宣和初，迁尚书。靖康初，拜同知枢宻事、中书侍郎。金人逼百官立张邦昌，令吴幵、莫俦入城取推戴状，恪既书名，仰药而死。宋史唐恪传。宋徽宗重和元年三月已亥，诏滑州、浚州界万年堤，全藉林朩固䕶堤岸，其广行种植，以壮地势。五月甲辰，诏孟州河阳县第一埽自春以来，河势湍猛，侵啮民田，迫近州城正二三里，其令都水使者同漕臣河阳守臣措置固护。是秋，两广武埽危急，诏内侍王仍相度措置。宋史河渠志：蒋兴祖知开封阳武县武古博浪沙地，土脉脆恶，大河薄其南，尝积雨泛溢，埽具溃，兴祖躬救䕶，露宿其上，弥四旬堤，以不壊治为畿邑最，使者交荐之。靖康初，死难，诏赠朝散大夫。宋史蒋兴祖传。宋徽宗宣和元年九月辛未，蔡京等言：「南丞管下三十五埽，今岁涨水之后，岸下一例生滩，河行中道，实由圣德昭格，神祇顺助，望宣付史馆」。诏送秘书省。十二月，开修兔源河并直河毕工，降诏奬谕。宋史河渠志：宋徽宗宣和二年九月已卯，王黼言：「昨孟昌龄计议河事，至滑州韩村埽检视河流，冲至寸金潭，其势就下，未易御遏。近降诏旨，令就书定淃湾对开直河，方议开凿，忽自成直河一道，寸金潭下，水即安流，在役之人聚首仰叹，乞付史馆，仍帅百官表贺」。従之」。宋史河渠志。宋徽宗宣和三年六月，河溢冀州信都。十一月，河决清河埽，是岁，水壊天成圣功桥，官吏行罚有差。宋史河渠志 徽宗本纪：是年六月，河决恩州清河埽，与河渠志》异，未知孰是。宋徽宗宣和四年四月壬子，都水使者孟扬言：「奉诏修系三山东桥，凡役工十五万七千八百，今累经涨水无虞，诏因桥壊失职降秩者俱复之。宋史河渠志宋钦宗靖康元年二月乙卯，御史中丞许翰言：「保和殿大学士孟昌龄、延康殿学士孟扬龙圗、阁直学士孟揆，父子相继领职二十年，过恶山积，妄设堤防之功，多张梢桩之数，穷竭民力，聚敛金帛，交结权要，内侍王仍为之奥主，超付名位，不知纪极，大河浮桥，岁一造舟，京西之民犹惮其役，而昌龄道建三山之䇿，回大河之势，顿取百年，浮桥之费，仅为数岁行路之观，漂没生灵，无虑万计，近辅郡县，萧然破残，所辟官吏，计金叙绩，富商大贾，争注名牒，身不在公，遥分爵赏，每兴一役，乾没无数，省部御史，莫能钩考。陛下方将澄清朝著，建立事功，不先诛窜昌龄父子，无以昭示天下，望籍其奸赃，以正典刑」。诏并落职。昌龄在外宫观，扬依旧权领都水监职事，揆候措置桥船毕取㫖，翰复请钩考簿书，发其奸赃，乃诏昌龄与中大夫，扬揆与中奉大夫。三月丁丑，京西转运司言：「本路岁科河防夫三万，沟河夫一万八千，縁连年不稔，群盗劫掠，民力困弊，乞量数减放」。诏减八千人。宋史河渠志。靖康间，求道判都水监，陈留河决四十馀日，漕输不通，京城大恐，开封尹宗泽命求道治之，七日，河尽复故道。宋史陈求道传。

先是，大中祥符四年，河决通利军治黎阳合御河，寻经塞治。至庆歴八年，自澶州东北三十里商胡埽决而北，迳清丰县西，在今大名府东南九十里。。又北迳南乐县西，在今大名府东南四十里。又北至大名府，东北合永济渠，即今之卫河。元城县志：卫河在县东北。又东北迳冠氏县西北，今山东东昌府冠县北有冠氏故城。又东北迳馆陶县西，在今东昌府西一百三十里，与平恩县分水。今邱县西有平恩故城，卫河在县东南四十里。又东北迳临清县西，元和志：永济渠在临清县城西门外，即今临清州。又东北径宗城县东，水经注：白沟东北迳广宗县东为清河，其故城在今威县界。宋宗城即故广宗，今为东顺德府广宗县威县地。清河在威县。又东北迳清河县东，今广平府清河县东有卫河。广平府志：清河县冇黄河故道，在县北一里，亦名黄芦河，北入南宫县界。又东北迳夏津县西北，在今东昌府高唐州西五十里卫河，去县四十里，与清河县分水。又东北迳武城县西，在今高唐州北一百二十里，县西十里有东武城故城。水经注云：清河迳其西也。今卫河在县西，与清河县分水。又东北迳枣强县西，在今真定府东南三百里，枣强故城在今县东南。又东迳将陵县西北，将陵，唐属德州，五代周省长河入焉。宋景佑元年移将陵治长河镇，改属永静军。永静今为河间府，景州也。元分将陵地置故城县。今卫河在其南，与恩县分水，又东迳德州入吴桥界。金志：吴桥县有永济渠。吴桥，本安陵县，宋景佑二年废入将陵。今卫河在县西二十里。宁津志：县西三十里有古黄河，自吴桥入，又北入南皮，广可二里，两岸废堤，窿然峭立，居人谓之卧龙冈，盖即永济渠为宋北流之所经也。又东迳蓚县南，蓚县今为河间府。景州州志云：卫河在州东二十里。又东北迳东光县西，在今河间府东南一百五十里。水经注：清河自胡苏亭又东北，右㑹大河故渎，迳东光县故城西。寰宇记云：永济渠在东光县南二百步南，盖「西」字之误。东光新志：卫河在县西三里。又东北迳南皮县西，在今河间府东南三百七十里。水经注：清河自南皮县西，又东北，无棣沟出焉，东北迳盐山东北入海。清河又东北迳南皮县故城西。按故城在今县东北，卫河在县西二十里，与交河县分。水通典：无棣沟，隋末填废。永徽元年，薛大鼎为刺史，奏开之，外引鱼盐于海，百姓歌其利。。又东北迳清池县西而北，与漳水合，水经注：清河自浮阳县西又东北，浮水故渎出焉。详见后清河又东北迳浮阳县故城西。按浮阳，汉勃海郡治，唐改曰清池，置沧州治焉，即今河间府。沧州寰宇记云：永济渠在清池县西三十里。水经浊漳篇云：衡漳自成平县北，又东北入清河，谓之合口。今河间府青县南有合口镇。又东北迳乾宁军东，军在今河间府青县南。唐乾宁中，析长芦、鲁城二县地置乾宁军，周置永安县为军治，宋改曰乾宁县，大观三年升军为清州，今为青县。卫河在县东。寰宇记云：御河在乾宁县南十步是也。县南二里有中山，山岩耸峙，宋时以黄河所经呼为碣石，或镌铭其上元王充耘，据以为禹贡之碣石」，大谬。又东北迳独流口，又东至劈地口，入于海。水经注：清河东北至泉州县北入滹沱，又东迳漂榆邑故城南，入于海。泉州，今顺天府宝坻县也。漂榆城在今河间府静海县北。按静海县，本宋清州地，县境有界河，亦曰潮河，即易滹沱、巨马三水所㑹，自顺天府文安县流经县西北，合卫河入海塘泺既兴、文安大城之水多入白河，其行界河者唯漳卫耳。独流口在静海县北二十里。九域志云：乾宁军有独流北，独流、东二砦俱在军北百二十里，即此地也。劈地口在静海县东北，又东为三义口，盖即天津卫东北之三岔。河志云：漳卫水西南，自静海县来经卫北，其流浊，潞水西北自武清县来，经卫北，其流清至卫东北而合流，又东南出小直沽，入于海。天津亦宋清州地也。以今舆地言之，开州、大名、元城并属，直隶大名府冠县馆陶、邱县、临清并属山东东昌府、威县、清河并属直隶广平府、夏津、武城并属东昌府、枣强属直隶真定府故城属直隶河间府、恩县属东昌府、德州属山东济南府、呉桥、景州、东光、南皮、交河、沧州、青县、静海、天津、并属河间府。青县、静海、天津，北接顺天府大城、寳坻界诸州县界中，皆宋时黄河北流之所经也。商胡决后二十一岁，为神宗熙宁二年已酉，导东流而北流闭，又十二岁为元丰四年辛酉，河复北流，哲宗绍圣初又闭后数岁为元符二年已帽东流断絶河，竟北流。盖自仁宗庆歴八年戊子下逮金章宗明昌五年甲寅，实宋光宗之绍熙五年而河决阳武，出胙城南，南北分流入海，凡一百四十六岁。　北流初行永济渠，其后兼混入漳水。《河渠志》：熙宁元年，河溢瀛州乐寿埽。元丰五年，河溢永静军阜城下埽。元佑五年，南宫等五埽危急，诏固䕶。绍圣元年，赵偁请修平乡钜鹿埽。崇宁三年，臣僚言：「奉诏措置大河，由西路歴沿边州军，回至武强县，循河堤至深州，又北下衡水，乃达于冀」。四年，尚书省言：「大河北流，合西山诸水，在深州武强、瀛州乐寿埽，俯瞰雄、霸、莫州，万一决溢，为害甚大。诏増二埽堤及储蓄，以备涨水。大观元年，邢州言河决陷钜鹿县，诏徙县于高地，又以赵州隆平县下湿亦迁之，又冀州河溢，壊信都、南宫两县。宣和二年，河溢信都，今按阜城、平乡、钜鹿、武强、衡水、乐寿、信都、南宫等县，皆漳水之所，经御河不入其界，而屡被大河决溢之害，此北流混入漳水之明验也。今广平府曲周、平乡、广宗钜鹿县界中，并有黄河故道，县志云：宋元丰中，北流决入漳水，遂为大河之所经。又清河县北有黄河故道，北入南宫界，盖自宗城、清河二县之御河决入。赵偁言初决南宫，再决宗城，三决内黄皆西决，则地势西下，较然可见，即其事矣。其在阜城、乐寿者，则自枣强之御河决而北。熙宁元年，河决冀州枣强埽，北注瀛。政和五年，孟揆言：若修闭枣强上埽决口，其费不赀是也。然北流虽混入漳水，仍自两行，其下流至清池县西，还与之合，故徽宗即位，张商英议引大河自古漳河浮河入海，盖欲导全河以入漳，而废永济之故道，浮河即浮水，在今沧州东南，《水经注所称浮水故渎也淇水注云：浮水首受清河于浮阳县界，东北迳高城县之宛乡城北，又东迳章武县故城，又东迳箧山北，又东北迳柳县故城南，又东北迳汉武望海台，又东注于海。应劭曰：潮汐往来日再，今沟无复有水也。今盐山县东北七十里有武帝台。地势东高西下，北流屡决，而西导全河入漳，尤合于禹迹，但河由界河趋独流口入海，极其通利，而顾欲改従久淤之浮渎至盐山县界入海，殊为多事，商英亦非知水者也。禹河本随西山下东北，去贾让请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是也，时不见用，而宋之北流，实行其道，河入海之路，宜近不宜逺。孙禁议决平原金堤，令入故笃马河行五百馀里入海是也。许商阻之，而宋之东流，卒由笃马河入海，盖吁谟逺犹，虽为人所格，而天必従之，屈于一时，伸于万世，惟其言之，当于理而已矣。　宋君臣论治河，往往有格言。熙宁五年，神宗语执政曰：河决不过占一河之地，或东或西，若利害无所较听，其所趋如何？元丰四年，又谓辅臣曰：水性趋下，以道治水，则无违其性可也。如能顺水所向，徙城邑以避之，复有何患？虽神禹复生，不过如此，此格言也。然施之于商胡，北流适得其宜，若地平土疏，溃溢四出，所占不止一河之地者，岂亦当顺水所向，迁城邑以避之乎？欧阳修曰：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低处，故大河已弃之道，自古难复，此格言也。然瓠子决二十馀岁，而武帝塞之，河复北行，二渠河侵汴，济注淮泗六十馀年，而王景治之，仍由千乘入海，今横陇之徙，裁二十年，安见必不可复，但北流实为利便，不当更事横陇耳。苏辙曰：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此格言也。然吾观宋之二股，即唐之马颊，以此为枝渠，受河水十之一二，亦自无害，但不可令指大如股耳。张商英曰：治河当行其所无事，一用堤障，犹塞儿口止其啼，此格言也。语出贾让，然让意谓正道常流不可效，战国为之曲防耳，若冲激之处溃溢可虞，非増卑培薄，何以御之？任伯雨曰：昔禹之行水，不独行其所无事，亦未尝不因其变以道之，此格言也，然必如北流之合于禹迹者，不妨因其势而利导之，若注钜野通淮泗，安得不反之使北邪？此数说者，譬如奕者必胜之著，而低手混施之，则全局皆空，古今经验之方，而庸医误用之，则杀人无算，是故治河之道，或新或旧，或合或分，或通或塞，或无事，或有事，或小有事，或大有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茍非其人，则必有害，孟子所以恶执一也《禹贡锥指》。

宋高宗建炎二年冬，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宋史》高宗本纪》。

行水金鉴巻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