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百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行水金鉴巻一百十六江南按察使傅泽洪撰运河水

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十月辛帽，工部管河郎中欧阳烈奏：「木栾店河口及各堤岸冲决，乞加补塞。卫河自临清抵直沽，止有三减水闸，乞于德州以北，増修减水石坝一座，仍于沿河筑拦水月堤，以䕶河岸，并将天津等卫军补浅夫，审编，正副逐堤，编巡修补。工部议覆，从之。明世宗实録。

都御史于湛《题名《记略》云：或谓海运由浙西，不旬日可逹都下，较之河运，费省而功倍，丘文、庄衍义补》言之详矣，近年言者亦多厌河运之劳，而欲举文庄之䇿，子顾极言河运之利，而欲侈诸臣之功，示诸乆逺，何也？曰：海运之法，作俑于秦，效尤于元祖宗，已弃之䇿，三代以前未闻也。文庄计漂溺之米，而不计漂溺之人，故以海运为便，不知米漂而载米之舟，驾舟之卒，管卒之官，能独免乎？考之《元史》：至元二十八年，海运漂米二十四万五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万九千六百有奇，即如文庄言，每舟载米千石，用卒二十人，则岁溺而死者殆五六千人，此胜国之所忍于民人也，奈何今日亦忍于民人哉？河运之费费于人，所谓人亡人得，损上益下者，王者以天下为家，又奚惜哉？河防𣙜十荟蕞云，公治河山东全河备考》云：嘉靖 六年，任二十四年复任，则是两任总河矣。题名记不知作于何年，其意念仁矣。潘公摘其语以示后人，见海运之害，若必思有以佐河运之穷，莫若万表，言自淮入涡河至祥符铜瓦厢，以逹阳武，去卫河六七十里，凿而通之，直至白河，则㑹通河可罢，此䇿胜于海运多矣。万表说在前巻。于湛字莹中，金坛人，正德辛未进士，歴右都御史，巡抚陜西，㑹黄河，徙运道艰阻，迁总督河道，凿野鸡河九十馀里，以逹运河，乞终养，服除，起户部右侍郎，抚治郧阳，卒，赐祭葬，祀乡贤《江南通志》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七月辛未，戸兵二部议覆巡仓，御史阮鹗疏陈漕运事宜：「一、天津以北，河道宜令管河郎中每年三月亲诣浅所疏浚。一、天津一带河道，宜分属巡仓御史管理。一，河西务起至石土二坝，宜刻立水则浅深，其起剥多寡，可坐而定。议入。从之。明世宗实録》。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已未工科，右给事中李用敬奏开胶莱新河，其略谓：「迩者河道湮塞，深妨国计，闻之胶莱之间，有新河一道，在海运旧道之西，乃元人欲开通以避海涛岛屿之险而未成者。先是，山东巡海副使王献悯登莱之民，土瘠人稀，生理不足，皆由舟楫不通，尝按元遗迹，凿马壕石砥以通淮安商贾，建新河等闸八座以蓄泄水患，导张鲁白现诸湖以济水道，见今淮安之船，由淮河直砥麻湾，即新河之南口也，由海仓直砥天津，即新河之北口也，自南口以至北口，仅三百三十馀里，各有潮水深入，中有九穴湖、大沽河诸流可引，其淤塞未通，宜量加浚者一百五里，宜深加浚者三十馀里，元人用工以开其二。今之用工，当任其一，此皆彰明可见者。乞选才望官一二员，㑹同抚、按官亟为修举，疏入工部覆行所在抚按，详议具奏」。报可明世宗实録》。

是年，大水，卫河决，工部员外郎周思兼督众筑塞之。《北河续记》。

连矿，字伯金，永年人。嘉靖丙戌进士。辛亥歴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总理河道。是岁澍雨，运堤冲溃，阻后帮四千七百馀艘，公自济趋邳，极力疏通，至十一月而悉就下流矣。上疏曰：「北河张秋济寜，地髙而水易涸，患在春月，故启泉门以济之。南河自徐州小浮桥引莆河以济运，而清、淮一带横流浩荡，犯之尤难，必春夏未盛之前可循也。运早过淮，则南河免泛滥之忧，北河当顺利之势，识者皆以为确论。因请造运船，补军夫，先时征兊早督过淮挑浚新庄等闸，以为来春运地。壬子，上命以原职总督漕运，兼抚治凤阳等处。是岁五月，运即过淮矣。六月，雨决新安房村，复阻后帮二千馀艘，公往来二地之间。至十月，两运事亦竣。因请疏治房村

塞，及浚黄河下流，使循故道。公始至淮，实涨水残伤之后，萧、徐、邳、宿、汇为巨川，百姓转死劫掠者，不可胜数。公奏蠲夏税秋粮，发粟振饥，使民应募河工水落田，出则示有司给牛种，劝树畜，而淮、徐之间稍休息矣。去之日，疾作于途，卒于家郭鎜作《连公神道碑》。

陈茂礼，字履卿，慈溪人。嘉靖庚戌进士，授工部主事。壬子，河决徐、邳，漕运阻塞。言官议开胶莱新河，通南北海道。天子下其议。时当道方忧徐、邳，幸海运或可必行，大司空请以茂礼往视可否。茂礼歴胶莱，观南北所谓海道者，上议曰：「石矿既难开凿，而絶无他泉可引。通舟必须穿引海水，非掘地十馀丈不可。且航海必湏更造海船，而海冦方出，没诸利害，有难逆睹，至于工钜之难成，又其小者」。于是议寝省大司农金钱以亿万计。两浙名贤録。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二月甲戌，南京兵科给事中贺泾条陈治河事宜，一酌挑浚之法以济新运。谓：「徐州以上，河道

塞，宜借拨驿逓夫役及山东、河南、淮、扬羡馀银两以助河工，一开新河之利以备非常。谓自胶州由新河以逹沧州，仅百七十里，中间不通者，惟分水岭十五里耳。宜疏凿新河，以省漕运之费」。工部请下所司勘处，报可。　十二月辛丑，漕河工完，诏升总理河道、右副都御史曽钧为工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视职如故。仍令礼部祭告河神。明世宗实録。是年七月，河趋东北叚家口，则分六股为大溜沟、小溜沟、秦沟、浊河、胭脂沟、飞云桥，皆由运河至徐入洪。又分一股由砀山坚城集下郭贯楼，散五小股为龙沟、毋河、梁楼沟、胡店沟，亦从小浮桥入洪。续文献通考。

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三月丁已，议开胶莱新河，遣云南道监察御史何廷钰赍敕视之。　五月戊午，巡按山西御史宋仪望请疏桑乾河通宣大粮饷，言桑乾河发源于金龙池下瓮城驿古定桥，㑹众水东入卢沟桥一千馀里，在大同则卜村，稍有乱石，在宣府则黒龙湾有石崖颇险，其险与乱石不越四五十里，水浅处亦深二三尺，诚疏凿之，为力甚易，当时抚臣侯钺尝驾小舟至懐，来过卜村，逾黒龙湾，坦行无虞，又自懐来载米三十石，逆水而上，竟逹古定桥，则河足便漕，有明征矣。时朝廷新行挖运之法，山谷﨑岖，率三十石而致一石，部臣谋所以易之，未得其便，及仪望疏下兵部，任其可行，且称都御史赵锦尝使人从桑乾河水行千里，直抵大同城下，若稍加疏凿，不惟通漕，且因可以捍虏，诏㑹工部计之，工部谓逺河重役，请俟详勘举行，遂报罢。　六月壬申，诏复设管河郎中一员于江南，既而罢之。初，漕运侍郎郑晓奏粮船过淮愆期，皆坐镇江以南内河淤阻之故，乞特遣一部臣督帅有司疏通河道。章下工部议以为便，从之。吏部因言：「江南旧有水利郎中一员，兼管鎭江运道，后因权轻，不便钤辖，乃以其事专责之巡抚。今复设部官，他日又将以为不便矣」。上曰：「管河郎中既有前旨裁革，罢勿遣，其经理河道事，宜仍责成巡抚如故」。　七月丙午，以乆雨，通惠河水溢，命有司修筑闸坝堤岸。明世宗实録》制：宋仪：望请开桑乾时，司马聂豹言河成便漕，兼 敌骑，司空欧阳必进言道逺役重，遂报罢两人。意见之不同如此。明世宗嘉靖三十四年二月癸酉朔，罢开胶莱河议。先是，御史何廷钰请疏浚新河，诏遣廷钰往㑹山东抚按官勘报，至是言：「胶莱新河一带，系元人巳开故道，特因马家壕南北长四里内有石冈，难凿而止，前海道副使王献曾鸠工聚财，焚以烈火，凿通此濠，随于分水岭南北河道并力挑浚，设立闸座八处，工已十之三四，寻以本官迁去，工竟未就。即今此濠旧迹犹存，特两岸沙土日乆頺下，遂致

塞挑浚，亦不甚难。至于分水岭，地夲髙阜，故白河之水至此分流，然度其地势，终不甚峻。今在南者为积沙所水，惟北流若加开浚深广，中间虽有碙□滩诸石，亦是人力可施。司道诸臣称旧估二百七十馀万，恐必有増减，其委官通判罗士贤等所估，亦称一百六十万两，臣虽心计不足，窃欲估如士贤所拟数，三分之岁给一分，年终总挈工费几何，而次岁固可定矣。其通海一节，则中间地势既髙，若必使两潮两接，须浚深及八九丈，恐海滨之地，凿下数尺，水泉溢出，人无所置足，势必难成，而所费真不下数百万矣。计惟一意引河，添设上下闸座，疏理各处泉源，随宜因势而为之，虽未免重费，而视凿通两河，犹为稍省，第现河之流，不雨即涸，而白河其流亦微，遇夏秋水泛，则二河自合而沙恒多，其胶河无沙，视现白河源亦稍盛，顾又在分岭以北不逹于南，张鲁河虽无源，而中有泉，亦必从东都泊之地引之计二十馀里，然后可通。沽河水势大而沙尤多，若于吴家口闸之下，因小派而引之，可以济南行之水，但恐沙随水走，河益深，盖新河原系人力所开，南北俱潮水所入之地，惟其势不甚峻，故水泛不甚冲决，而水因潮逆则沙，虽随水泛而流，亦因水缓而停，必湏歳歳挑浚而后可。此司道诸臣所虑泉源不足者，臣意于疏理之时，广加寻引，而于王副使所设八闸，如陈村杨圈已损坏者，兴而葺之，其馀完存者添而修之，及胶河等处之口，亦添设小闸，大约共计大小十三四座，所增既密，启闭以时，自足济用，若犹虑水微闸小不足恃，则如委官筑坝之说亦可潴蓄不泄，诸臣乃复虑山水骤发冲激之虞，及出入河海船只搬剥，虑患计费至此，可谓纎悉无遗矣。至于南北两海，臣备查博访，知之颇悉，在北者，无风可以篙行，南自淮安海口由云梯关至马家，濠风便不过三四日之程，中有莺逰山可以湾避，又沿海崖一路，系行盐地方少加疏达而行，尤为穏便。且新河南北迂回计二百四十馀里，俱挑深广，为力固难，然不计工费而为之，则亦无不可成者。其所难者，如诸臣之虑，所引泉源，恐或未足，歳加挑浚，其费不穷，兼之此时，南北兵革未寜，而近日灾伤，尤异常时工役，今且暂停，此役一兴，虽假以三年之从容，亦湏毎岁给以银两五十馀万，当此财力诎乏之时，何从出办？又况开河建闸，所费已百万以上之财，而三四次转剥必湏多造，船只费益无所出，东土穷荒，公私俱竭，此河若开，又必循㑹通河，设官编夫，体例方可永乆，通行，不无愈增亏损，此则又当相时审力而处之者也。乞下工部酌其行止焉」。得旨报罢。　丙子，总督蓟、辽、保定军务都御史杨博疏请开密云白河以济粮运，于杨庄地方筑塞新口，使白河之故道疏通与海潮之水合而为一，仍于密云城西修筑泊岸，以防城墉崩塌之患。从之。明世宗实録。

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淤新集趋叚家口，析为六攴入运河，又由砀山趋郭贯楼，析为五支，出小浮桥㑹徐州洪明㑹典》。

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十二月乙丑，先是，巡抚辽东都御史侯汝谅以辽东大饥，议开山东之登、莱，北直隶之天津二海道，转粟入辽阳，部臣以海道迂险，行令覆勘。既而汝谅勘上天津入辽之路，自海口发舟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可逹辽阳中间，若曹泊店、月沱桑陀美女坟、桃花岛、咸可湾泊各相去不过四五十里，可免风波盗贼之虞，请动支该镇赈济银五千两，造船二百艘，约每舟可容粟一百五十石，委官督发至天津、通河等处招商贩运，仍令彼此觉察，不许夹带私货。下户部议覆，据勘天津海道路近而事便，当如议行第造船，止湏一百艘，令与彼中岛船相兼载运，其登莱海道，姑勿轻议，以启后患。从之。明世宗实録。嘉靖中，河道都御史王廷奏略曰：「宋礼、陈瑄经营漕河，既巳成绩，乃建议请设水柜以济漕渠，在汶上曰南旺湖，在东平曰安山，湖在济寜曰马场，湖在沛县曰昭阳湖，名为四水柜，水柜即湖也，非湖之外别有水柜也，漕河水涨则减水入湖，水涸则放水入河，各建闸坝，以时启闭，故问刑条例一款，凡故决盗决山东南旺湖，沛县昭阳、湖蜀山湖、安山积水湖各堤岸，为首之人，发附近卫所系军调，𤼵邉卫各充军，此见在条例可考，仰测累朝严禁之意，岂不知各湖可蠲以与民，以取征赋之入哉？盖以利有大于此，虑有逺于此者，不可以小害大以近妨逺也。昔人云事有烦而不可省费而不得已者，正今日湖地之谓耳。臣近巡歴泰安、寜阳等处，窃见漕河所资止泰山诸泉，自新泰、莱芜等县经流汶上，故曰汶河，虽以河名而实诸泉之委汇也。然诸泉之水，浚则流，不浚则伏，雨则盛，不雨则微，故汶河至南旺，分流南北，则水势益小，非有闸座以时蓄泄，则其涸可立而待也。毎年春夏之交，天旱水涸，而阿城七级之间，如置水堂拗之上，舟胶而不可行，非借安山等湖之水以济纤挽，即进鲜船只亦不能依限入京矣，故宋礼诸臣议设水柜者，诚有见于此耳。计今一百六七十年，为国家乆长之利，岂其微哉？今四湖俱在而昭阳湖，因先年黄河水

平漫如掌，已议召佃，而安山、南旺二湖，不知何时被人盗决，盗种认纳籽粒，以致河乾水少，民又于安山湖内复置小水柜，以免淹漫，遂致运道枯涩，漕挽不通，嘉靖十二三等年，加以黄河南徙，两洪水涩，其时在朝诸臣讲海运则迷，失其故道，修胶莱河，又徒费而不成，上厪皇上宵旰之忧，敕遣兵部侍郎王以旗往视漕河，并为经理，以旗至此，访究弊源，建议修复官湖，筑堤岸，建水门闸座，以图永乆。素尝盗种盗决之民，尽行问遣驱逐，不许佃种，以启弊端，题奏钦依施行，迄今漕河无阻。然自官湖议复后，而东平、汶上之民垂涎湖地，何尝一日忘情哉？今据各官开报之数：湖中水落露出髙阜地土止四百四十三顷，非不可以召人佃种，但成事不可破，巨方不可开，且小民奸顽日甚，惟欲利已，罔知国法。顷者议复官湖，已尝惩创，恬不知畏，若再奉例召，令佃种办籽粒，则将一家开报数名占种，不计顷畆，遇水发入湖，恐伤禾稼必尽决堤防以满其望，是所名水柜者，将来为一望禾黍之场耳，而漕河何所赖哉？今山东地方，邹、滕、沂、费、泰安等州县，即东平、汶上之间，抛荒地土，不知几千百万顷，即安山湖外荒地亦不知几千百顷，而东平、汶上之民，必欲舍彼而就此者，以民田纳粮养马，当差寜抛荒而不顾，湖地止认纳籽粒，更无别差，期必种而后已，况未必皆贫困之民也？昔东平民曾以安山湖地投献德府，隠占地畆，莫能谁何，后被查出，方归于湖，且安山湖旧称延袤百里，今止量七十三里，以此推之，寜望其办纳籽粒，保全湖堤耶？今据郎中汪泓，主事陈南金嘉靖三十六年任，并见山东全河备考，召纳过人数计算每畆照今例五分，止得银六百两有奇，若尽湖中髙阜地，止得二千二百两有奇，亦非有大利也。今每年河漕转输四百万石之外，输将于京师者，又不知几千百万焉，则其利孰多孰寡，而京储与邉饷孰重孰轻？此不较而知也。万一湖水告竭，漕河失利，臣恐所得不偿所失，而其为费又不知其几。往年山东议开胶州河布政司即议费银六十万两，又未必其能成也，今之欲种湖地者，乃倡为水入而不能出之说。臣近亲厯各湖湖，髙于河殆六七尺，春夏水涸，每借各湖之水以济河漕，况各湖原设水车各三百五十辆，若遇盛旱，亦令车水以济，奚谓入而不出乎？臣又览观地势，询访民謡，湖柜之设，不但漕河有利，而庶民亦有赖焉。盖泰山以西，地渐洼下，夏秋水𤼵俱奔注，此中宋末嘉祥、钜野、曹濮、寿张之间，遂成巨浸，是以有梁山水泊之乱，今东平去梁山不逺，而水既入湖湖外，皆纳粮民田也，若堤防稍废，则水将漫衍淹没，而嘉祥、钜野、曹濮、寿张之间又成巨浸矣，是所利者止数百家，而所害者将几千百万家及数州县也，事有召衅，法有启奸，不尤可虑乎？此就其害于下者言之耳。若湖废河乾，漕运不通，其所关系尤重，且大又不可不深虑也北河续记》：山东水柜，原以蓄泄济运，遇有浅，即当开浚深通，复其旧界，无如濵水之民贪利占佃庸吏概令升科水柜，尽变民田以致潦，则水无所归，泛滥为灾，旱则水无所积，运河龟拆大为公私之害，不独山东为然，如淮北之射阳湖，江南之开家湖，皆水柜也。今尽行升科，蓄泄无繇，官民交困，为水官者有能知其所以然之故乎？或曰：然则升科不可行欤？曰：升科原上，为朝廷增赋才吏之所为也，而于济运之处独不可。明成化中，杜谦以工部侍郎行河，自通州抵淮扬，相地势去塞复水，柜导泉源，修闸坝河，乃复旧此十五字，诚为治河司运者之要诀矣，匪但水柜，即黄河淤滩，亦不可升科，昔髙御史明曰：河徙无常，税粮不改，平陆忽复巨浸，常税犹按旧额，民何以堪旨哉？言乎？或曰：然则将听其弃为污莱欤？曰：此又不可不若仍为官地，责令汛官，广植榆柳、芦苇之𩔖，岁收其材，以为河工之料，不亦利乎？夫升科之法，断不可行于两河之间，其为利甚小，而其为害甚大也郑元庆今水学。

明世宗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壬辰，大同巡抚李文进奏：「大同邉储缺乏，米价翔贵，乞开桑乾河以通运道。自大同县古定桥至卢沟桥务里村水运五节，计程七百二十七里，陆运二节，计程八十八里，总该造船二百六十只，置骡三百五十头，夫役一千三百四十馀人，官十九员，春秋二运，可得米二万五千馀石，日乆大通，贸易寖广，公私俱利。又卢沟迤南逹天津另造浅船运米百石者，改小滩兊运，由天津迳逹，卢沟桥、务里村交兊，尤为省便，仍乞仿通恵事例，于务里村、青白口等八处建公廨仓厫，以备拨运堆积」。工部议覆：「本河不系长河泛溢，则迅激难制，乾涸则一苇不通，又多山石阻碍，每议辄止。今抚臣既有成画，当令如议举行，如有窒碍，亦当从实奏罢」。上从部议。明世宗实録》。。徐九思，贵溪人，歴工部郎中，治张秋河道。漕河与盐河近而不相接，漕水溢则泛滥为田患。九思议筑减水桥于沙湾，俾二水相通，漕河溢则有所泄以入海而不侵田，少则有所限而不至于涸，工成遂为永利。迁髙州知府明史稿。

嘉靖四十三年，髙邮河堤议用石河道，都御史陈尧谓石取道逺而河势薄不至，啮多树朩，隔以板茭，土实之费，率省半及万厯，中卒易以石，费不赀，于堤不足，有无大半，实用事者，槖余亲见之，如桩木估，用杉则以堤杨代之，采石不及十一，而赋民输办，凡中戸以下阶砌及市廛石块无得免者，零星凑成，不乆即溃涌幢，小品。

行水金鉴巻一百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