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汤誓第一

○正义曰：伊尹以夏政丑恶，去而归汤。辅相成汤，与之伐桀，升道从陑，出其不意，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将战而誓戒士众，史叙其事，作《汤誓》。

○正义曰：此序汤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汤」者，序其篇次，自为首尾，以上云伊尹丑夏，遂相成汤伐之，故文次言「伊尹」也。计太公之相武王，犹如伊尹之相成汤，《泰誓》不言「太公相」者，彼文无其次也。且武王之时，有周、召之伦，圣贤多矣。汤称伊尹云：「聿求元圣，与之戮力。」伊尹称：「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则伊尹相汤，其功多于太公，故特言「伊尹相汤」也。「桀都安邑」，相传为然，即汉之河东郡安邑县是也。《史记》吴起对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也。」《地理志》云：上党郡壶关县有羊肠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当然矣。将明陑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当从东而往，今乃升道从陑。「升」者，从下向上之名。言陑当是山阜之地，历险迂路，为出不意故也。陑在河曲之南，盖今潼关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从陑向北，渡河乃东向安邑。鸣条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拒汤，故「战于鸣条之野」。陑在河曲之南，鸣条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传云然。汤以至圣伐暴，当显行用师，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备者，汤承禅代之后，尝为桀臣，惭而且惧，故出其不意。武王则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纣，纣有浮桀之罪，地无险要之势，故显然致罚，以明天诛。又殷勤誓众，与汤有异，所以汤惟一誓，武王有三。

○正义曰：郑玄云：「鸣条，南夷地名。《孟子》云舜卒于鸣条，东夷之地，或云陈留平邱县今有鸣条亭是也。」皇甫谧云：「《伊训》曰：『造攻自鸣条，朕哉自亳。』又曰：『夏师败绩，乃伐三朡。』《汤诰》曰：『王归自克夏，至于亳。』三朡在定陶，于义不得在陈留与东夷也。今安邑见有鸣条陌、昆吾亭，《左氏》以为昆吾与桀同以乙卯日亡，韦顾亦尔。故《诗》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于《左氏》昆吾在卫，乃在濮阳，不得与桀异处同日而亡，明昆吾亦来安邑，欲以卫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吴起言险以指安邑，安邑于此而言，何得在南夷乎？」谧言是也。

○正义曰：此经皆誓之辞也。《甘誓》、《泰誓》、《牧誓》发首皆有序引，别言其誓意，记其誓处。此与《费誓》惟记誓辞、不言誓处者，史非一人，辞有详略，序以经文不具，故备言之也。

○正义曰：商王成汤将与桀战，呼其将士曰：「来，汝在军之众庶，悉听我之誓言。我伐夏者，非我小子辄敢行此以臣伐君，举为乱事，乃由有夏君桀多有大罪，上天命我诛之。桀既失君道，我非复桀臣，是以顺天诛之，由其多罪故也。桀之罪状，汝尽知之。今汝桀之所有之众，即汝辈是也。汝等言曰：『我君夏桀，不忧念我等众人，舍废我稼穑之事，夺我农功之业，而为割剥之政于夏邑，敛我货财。』我惟闻汝众言，夏氏既有此罪，上天命我诛，桀我畏上天之命，不敢不正桀罪而诛之。又质而审之，今汝众人其必言曰：『夏王之罪其实如我所言。』夏王非徒如此，又与臣下相率遏绝众力，使不得事农。又相率为割剥之政于此夏邑，使不得安居。上下同恶，民困益甚，由是汝等相率怠，惰不与在上和协。比桀于日，曰：『是日何时能丧？君其可丧，我与汝皆亡身杀之。』宁杀身以亡桀，是其恶之甚。夏王恶德如此，今我必往诛之。汝庶几辅成我一人，致行天之威罚，我其大赏赐汝。汝无得不信我语，我终不食尽其言，为虚伪不实。汝若不从我之誓言，我则并杀汝子，以戮汝身，必无有所赦。」劝使勉力，勿犯法也。「庶」亦「众」也，古人有此重言，犹云「艰难」也。

○正义曰：以汤于此称「王」，故本其号商之意，「契始封商，汤遂以商为天下之号」。郑玄之说亦然。惟王肃云：「相士居商丘，汤取商为号。」若取商丘为号，何以不名「商丘」，而单名「商」也？若八迁，国名商不改，则此商犹是契商。非相士之商也。若八迁。迁即改名。则相士至汤改名多矣。相士既非始祖，又非受命，何故用其所居之地以为天下号名？成汤之意，复何取乎？知其必不然也。汤取契封商，以商为天下之号，周不取后稷封邰为天下之号者，契后八迁，商名不改，成汤以商受命，故宜以商为号；后稷之后，随迁易名，公刘为豳，大王为周，文王以周受命，故当以周为号。二代不同，理则然矣。《泰誓》云：「独夫受。」此汤称为王，则比桀于一夫；桀既同于一夫，故汤可称王矣。是言汤于伐桀之时始称王也。《周书·泰誓》称王，则亦伐纣之时始称王也。郑玄以文王生称王，亦谬也。

○正义曰：「称，举」，《释言》文。常法以臣伐君，则为乱逆，故举乱谓「以诸侯伐天子」。「桀有昏德」，宣三年《左传》文。以有昏德，天命诛之，今乃顺天行诛，非复臣伐君也。以此解众人守常之意也。

○正义曰：如我者，谓汤之自称我也。汤谓其众云：「汝言桀之罪，如我誓言所述也。」

○正义曰：此经与上「舍我穑事，而割正夏」其意一也。上言夏王之身，此言「君臣相率」，再言所以积桀之非也。力施于农，财供上赋，故以止绝众力谓废农功，割剥夏邑谓征赋重。言以农时劳役，又重敛其财，致使民困而怨深，赋敛重则民不安矣。

○正义曰：上既驭之非道，下亦不供其命，故「众下相率为怠惰，不与上和合」，不肯每事顺从也。比桀于日，曰：「是日何时丧亡？」欲令早丧桀命也。「我与汝俱亡」者，民相谓之辞，言并欲杀身以丧桀也。所以比桀于日者，以日无丧之理，犹云桀不可丧，言丧之难也。不避其难，与汝俱亡，欲杀身以丧桀，疾之甚也。郑云：「桀见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曰：『是日何尝丧乎？日若丧亡，我与汝亦皆丧亡。』引不亡之征以胁恐下民也。」

○正义曰：《释诂》云：「食，伪也。」孙炎曰：「食言之伪也。」哀二十五年《左传》云，孟武伯恶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无肥乎？」然则言而不行如食之消尽，后终不行前言为伪，故通谓伪言为「食言」，故《尔雅》训「食」为伪也。

○正义曰：昭二十年《左传》引《康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杀其子，权时以迫胁之，使勿犯刑法耳。不于《甘誓》解之者，以夏启承舜、禹之后，刑罚尚宽，殷、周以后，其罪或相缘坐，恐其实有孥戮，故于此解之。郑玄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孙。《周礼》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稿。』」郑意以为实戮其子，故《周礼》注云：「奴谓从坐而没入县官者也。」孔以孥戮为权胁之辞，则《周礼》所云非从坐也。郑玄云：「谓坐为盗贼而为奴者，输于罪隶。」舂人、稿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论语》云：「箕子为之奴。」或如众言，别有没入，非缘坐者也。

○正义曰：汤既伐而胜夏，革命创制，变置社稷，欲迁其社，无人可代句龙，故不可而止。于时有言议论其事，故史叙之，为《夏社》、《疑至》、《臣扈》三篇，皆亡。

○正义曰：传解汤迁社之意，汤承尧、舜禅代之后，已独伐而取之，虽复应天顺人，乃是逆取顺守，而有惭愧之德，自恨不及古人，故革命创制改正易服，因变置社稷也。《易·革卦·彖》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下篇言汤有惭德。《大传》云：「改正朔，易服色，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所以变革此事，欲易人之视听，与之更新，故于是之时变置社稷。昭二十九年《左传》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已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已来祀之。」《祭法》云：「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是言变置之事也。《鲁语》文与《祭法》正同，而云「夏之兴也，周弃继之」，「兴」当为「衰」字之误耳。汤于初时，社稷俱欲改之。周弃功多于柱，即令废柱祀弃。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无及句龙者，故不可迁而止。此序之次在《汤誓》之下，云「汤既胜夏」，下云「夏师败绩，汤遂从之」，是未及逐桀，已为此谋。郑玄等注此序，乃在《汤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胜夏」也。《孟子》曰：「牺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益，则变置社稷。」郑玄因此乃云：「汤伐桀之时，大旱，既置其礼祀，明德以荐而犹旱，至七年，故更致社稷。」乃谓汤即位之后，七年大旱，方始变之。若实七年乃变，何当系之「胜夏」？「胜夏」犹尚不可，况在《汤誓》前乎？且《礼记》云：「夏之衰也，周弃继之。」商兴七年乃变，安得以「夏衰」为言也？若商革夏命，犹七年祀柱，《左传》亦不得断为自夏已上祀柱，自商以来祀弃也。由此而言，孔称改正朔而变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汉世儒者说社稷有二，《左传》说社祭句龙，稷祭柱、弃，惟祭人神而已。《孝经》说社为土神，稷为谷神，句龙、柱、弃是配食者也。孔无明说，而此经云「迁社」，孔传云「无及句龙」，即同贾逵、马融等说，以社为句龙也。

○正义曰：「疑至」与「臣扈」相类，当是二臣名也。盖亦言其不可迁之意。马融云：「圣人不可自专，复用二臣自明也。」

○正义曰：汤伐三朡，知是国名。逐桀而伐其国，知「桀走保之」也。「今定陶」者，相传为然。安邑在洛阳西北，定陶在洛阳东南，孔迹其所往之路，桀自安邑东入山，出太行，乃东南涉河，往奔三朡；汤缓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取」，《释诂》文。桀必载宝而行，弃于三朡。取其宝玉，取其所弃者也。楚语云：「玉足以庇荫嘉，谷使无水旱之灾，则宝之。」韦昭云：「玉，礼神之玉也。」言用玉礼神，神享其德，使风雨调和，可以庇荫嘉谷，故取而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