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

曝书亭集巻三十二

翰林院检讨朱彝尊撰。

书二

史馆上总裁第一书。

彝尊来自田间，学无师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备员纂史受。

命以来，憢憢惴惴伏念史尚三长而不有其一，何以克副厥任？犹幸有阁下总率之，可以无恐。今开局逾月矣，顾未见体例颁示。窃有所陈造门者，再未值归沐之暇，敢奏记于左右。歴代之史，时事不齐，体例因之有异。班固书无世家而有后戚传，已不同于司马氏矣。范蔚宗书无表志，后人因取司马彪《续汉书志》，以为志又不同于班氏矣。盖体例本乎时宜，不相沿袭。故汉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真宗，皆尝行封禅之礼。作史者不必效史迁而述封禅之书也。德星、庆云、醴泉、甘露、器车、龙马、嘉禾、瑞麦，一角之兽，连理之木，九茎之芝，不絶于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齐而述符瑞之志也。此志之不相沿袭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于皇初欧阳子纪宰相世系，下逮于子姓，辽之游幸，金之交聘，他史无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袭也。史记列传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义儿伶官，宋有道学，他史无之，此传之不相沿袭也。至若皇后一也，尊之则附于帝纪，抑之则冠于臣传。公主一也。或为之传，或为之表，释老一也，或为之志，或为之传。馀如天文、五行，或分为二，职官氏族或合为一，然则史盖因时而变其例矣。明三百年事有创见者，建文之逊国革除，长陵之靖难，裕陵之夺门，宜何以书？跻兴献王于庙，存之则为无统，去之则没其实宜。何以书志河渠者，前史第载通塞利害而已，明则必兼漕运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御倭之术，宜何以书？志刑法者，前史第陈律令格式而已，明则必兼厂卫诏狱，廷杖晰之，宜何以书？若夫志地理，则安南之郡县，朵颜之三卫，曾入图版，旋复弃之。又藩封之建置，卫所之参错，宜何以书？至于土司之承袭，顺者有勤王之举，反侧者兴征讨之师，入之地志则不能详其事，入之官制则不能著其人，宜何以书凡？此皆体例之当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英临淮诸国，衍圣一公，咸与明相终始，则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张道陵之后，腼颜受世，禄奉朝请，于义何居？然竟置不録，难乎？免于阙漏，宜何以书？此亦体例之宜审量者也。盖作史者必先定其例，发其凡而后一代之事，可无纰谬。彝尊不敏，粗举大纲，伏希阁下不遗葑菲之末而垂采焉，示之体例，俾秉笔者有典式，譬诸大匠作室，必先诲以规矩，然后引绳运斤，经营揆度，崇庳修广，始可无失尺寸也矣。惟阁下垂察，幸甚幸甚！

史馆上总裁第二书

日者上书籖室以作史，宜先示体例，阁下不罪其戅，阙门相见有，晬其容语以史馆先务，无妨尽言，阁下之量可谓以虚受人矣，彝尊嘿而不陈，何以答阁下之慰诲？乃复破墨伸纸，载布腹心，冀阁下垂采，史馆急务，莫先聚书，汉之陈农、唐之李嘉、佑明之欧阳佑、黄盅危于幰吕复，前代率命采书之官，括图籍于天下。矧明史一代之典，三百年之事迹，讵可止据《实録》一书，遂成信史也邪？明之藏书、玉牒、宝训，贮皇史宬，四方上于朝者，贮文渊阁。故事，刑部恤刑，行人奉使还，必纳书于库，以是各有书目。而万厯中，辅臣谕大理寺副孙能，传中书舍人张萱等校理遗籍，阁中故书，十亡六七，然地志具存，著于録者尚三千馀。册阁下试访之，所司请于

朝未必不可得，又同馆六十人，类皆勤学洽闻之士，必能记忆所阅之书，凡可资采获者，俾各疏所有捆载入都，储于邸舍，互相考索。然后开列馆中所未有文集、奏议、图经、传记以及碑铭志碣之属编为一目。或仿汉、唐明之遣使，或牒京尹、守道十四布政使司，力为搜集，上之史馆。其文其事皎然可寻。于以采撰编次，本末具备，成一代之完书，不大愉快哉。昔者元修宋、辽金史，袁桷列状请搜访遗书，自实録、正史而外杂编、野纪可资证援参考者，一一分疏，其目具有条理语。有之，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阁下其留意焉。

史馆上总裁第三书。

采书之议，阁下既信，鄙言行之，将来史馆，不患无书考证矣。独是体例犹未见颁，而同馆诸君纷纷呈列，传藁于掌记馆中供事，遂相促迫。且将阁下之命，谓元史纂修不过六七月，告成，具藁宜速，此则彝尊之所不识也。昔干宝勒《晋纪》先立凡例，凡例既立，然后纪、传、表、志相符。贞观撰《晋书》，体例出于敬播，于是李淳风、于志宁等则授之以志，孔頴达等则授之以纪传。治平撰《通鉴》，先编丛目，草巻草巻责之范梦得积至四丈，截为一巻。于是两汉则授之刘攽，三国六朝，隋则授之刘恕，唐五代十国则授之范祖禹，以故事无阙漏，而文不繁复，是史家之遗法也。司马迁续其父谈之书，以为《史记》。班固续其父彪之传，以为《汉书》。李百药续其父德林之纪传，以为《北齐书》，皆再世而就。至姚思廉《梁、陈书曾巩，谓其厯三世传父子数十岁而乃成。《隋书》始于王劭，次以颜师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于高宗时，岁月更久，盖史之难成如此。若夫元史，其先开局纂修一十六人，其后续纂一十五人，合计其成，仅十三月尔。其文芜，其体散，其人重复。既有苏布特矣，而又别出雪不台。既有鄂勒哲图》矣，而又别出鄂勒哲巴图尔。既有舒穆噜额森矣，而又别出舒穆噜阿实克，以及阿都齐、呼喇珠。两人既附书于哈噶斯齐都尔之传矣，而又为立传。至于作佛事，则本纪必书游皇城入之礼乐志，皆乖谬之甚者。以宋濂、王褘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寛、赵汸、陈基、胡翰、贝琼、高启、王彝，诸君子之文学经术，宜其陵轶。前人顾反居诸史之下，无他迫于时日故也。伏惟阁下幸勿萌欲速之念，当以五年为期，亟止同馆诸君，勿遽呈藁，先就馆中所有群书，俾纂修官，条分而缕析，●区而芋畴，事各一门，人各一册，俟四方书至以类相从，续之少者扶寸，多者盈丈，立为草巻，而后妙选馆中之才，运以文笔，删削巻成一篇，呈之阁下，择其善者用之。或事有未信，文有未工，则阁下㸃定，斯可以无憾矣。不然，朝呈一藁焉，夕当更此呈一藁焉。彼或异若筑室于道，聚讼于庭，糠䵃杂揉，嵌罅分裂，记述失序，编次不伦，阁下且不胜其劳，虽欲速而汗青，反无日也。《新唐书》之成厯十有七年，而纪、表、志、传书出两手，呉缜犹起而纠其缪，况体例莫定，草巻未编，而以六十人之藁错陈于左右，其何以诠择而㑹于一刘？知几曰，书彼竹帛，事非容易，阁下勿易视之，幸少寛其期，毋或如元史之牵率，必改图焉，仿贞观治平之遗法而后可尔。

史馆上总裁第四书

伏承阁下委撰《明文皇帝纪》，彝尊本之实録，参之野纪，削繁证谬，屏诬善之辞，拟藁三巻，业上之史馆矣。昨暏同馆所纂建文帝纪，具书燕王来朝一事，合之鄙藁，书法相违，彝尊愚暗，匪敢露才扬己暴人之短，惟是史当取信百世，讵可以无为有？故敢述其所闻，复上书于阁下，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遗诏，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逾月而讣至燕，燕王抵淮安敇，令归国斯。太祖实録、史臣曲笔谓用事者矫诏却还，当在是年之秋也。时方执周王橚废为庶人，是冬，齐王槫有罪，召入京留之，燕王方虑祸及，归国恐后，因简壮士为护卫，迨齐王之入燕，且益惧焉，肯以次年来朝，身犯危地，而且傲慢无礼，由皇道入，登陛不拜，致监察御史曾鳯韶、戸部侍郎卓敬一劾王大不敬，一请徙封南昌，建文帝不报，而燕世子及弟髙煦适以三月至京师，譬诸虎离其穴，尽将虎子深入坎窞陷阱之中，缚之一二，猎夫力尔，虽至愚者勿为，而谓智虑絶人之燕王为之乎？且燕世子之来在三月，则是时燕王犹未反国，野史称文皇遣之来，谁实遣之？姜清秘史据南京锦衣卫百戸潘暄贴黄册，内载校尉潘安，二十三日，钦拨随侍燕王还北平，以为来朝之验，似若可徵，然稽之实録。靖难师驻龙潭，帝顾望锺山，怆然下泪，诸将请曰：祸难垂定，何以悲为？帝曰：吾异日渡江，即入京见吾亲，比为奸恶所祸不渡此江数年，今至此，吾亲安在？瞻仰孝陵，是以悲尔！然则太祖崩后，燕王未尝入朝可知已，盖革除年事，多不足信，即燕王来朝，不足信者一也。金川门之变，实録称建文帝阖宫自焚，中使出其尸于火，越七日，备礼葬之，遣官致祭，辍朝三日。野记则云：松阳王景请以天子之礼葬文皇从之。夫既葬以天子，未有不为之置陵守冢者，而锺山左右无之，则备礼云者，亦史臣欺人耳目焉尔。矧孝陵渴葬，文皇责建文以庶人之礼葬其祖，又岂肯以天子礼葬建文乎？不足信，二也。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传有天下大师之塔，谓是建文帝坟，此尤无据。彝尊尝登房山山隅有乱塔寺，瘗僧骨不可数计，绕山村落田中，亦多僧塔，或题司空，或题司徒，或题帝师国师，盖辽、金、元旧制，则然所称天下大师，不足为异，而乃诬为建文帝墓，既云不封不树矣，其谁复立石为表？不足信，三也。从亡随笔称太祖预贮红箧，于奉先殿侧四围，以铁锢之，锁二，亦灌以铁汁，程济破之，得三度牒，济为帝祝发，既扶帝出聚宝门矣，不应复折，而至神乐观不足信，四也。致身録：帝至鬼门，从者八人，牛景先用铁棒，启之而出，考是日乙丑，文皇一入金川门，即分命诸将守京城，及皇城鬼门，非无人之境，为景先者持铁棒启门，守城将士岂无一人见者不足信，五也。建文帝既自焚，方先生孝孺衰，杖哭阙下，语文皇曰：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至文皇谓曰：独不顾九族邪？答曰：便十族，奈何因并其弟子友朋为一族戮之？此则三家村夫子之说矣。欧阳夏侯尚书虽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马、郑俱云九族上自髙祖，下至●孙九峰，蔡氏从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为九，其实本宗一族尔。迨秦汉诛及三族，则兼逮母妻之党村夫子，不知九族尚轻三族为最酷，而造为是说，使文皇果用是刑，无舍母妻之族，而遽株及于弟子友朋者。且正学之友最莫逆者，无如宋仲珩、王孟緼、仲缙、郑叔度、林公辅诸人，故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缙之子叔丰，皆为及门高弟诸君惟仲缙先卒，其馀当日咸不及于难，缉其遗文以传，足以破野史之谬，不足信六也。实録文皇既入，即收孝孺，旋执泰子澄至阙，同磔于市所，榜奸党二十五人，郑赐、黄福、尹昌隆在其列，不闻伏法，又靖难师起北平，所司州县官弃职逺避，朱宁等二百一十九人亦未尝悉诛，独大理少卿胡闰野史谓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外遣戍者又一百一十四人，而《奉天刑赏録》载茅大芳妻死，上命饲狗不应若是之酷，不足信七也。万厯初，以建文帝所遗三诗宣付史馆，窃疑是㸃窜元之故臣，忆庚申君之作，若天命潜移四海心」一语，岂出之帝口乎？不足信八也。铁铉二女，没入敎坊，世传七言二诗，乃呉人范寛题老妓巻而作，载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为傅㑹，不足信，九也。河西佣川中补锅匠雪庵僧，东湖樵夫，洁其身，隐其名姓，据传闻以书奚而不可，乃慿转轮殿，䑕啮馀册，一一实之，不足信十也。文皇实録》载壬午岁七月，命前工部尚书严震直戸部致仕尚书王钝、应天府尹薛正言，分往山西、山东、陜西巡视，俾奏利弊。震直受诏至山西，九月，病卒于泽州公廨。初不闻震直督饷山东，为北兵，缚置布囊，夹以两马，舁至京后，使安南回滇，遇建文帝，惭愤吞金死也。况震直之卒，忠诚伯茹瑺撰神道碑，可证吞金之事，不足信十一也。至若因杨行祥事而移之，杨应能、王元美辨之矣，不足信十二也。因史仲彬之名而造为致身録，久而附益之，或又有驳之者，不足信十三也。世之论者，以革除靖难之事，载诸实録者，皆曲笔无宁取之野史。然实録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岁月无舛，后人不难论定。至逊国诸书，往往以黎丘之鬼，●人观听，以虚为实，以伪乱真，其不滋惑焉者寡矣。阁下宜辨去其惑，晓然开谕同馆，毋相矛盾，作史之贵乎有识者此也。故因燕王来朝一事而兼及之，惟阁下澄鉴不宣。

史馆上总裁第五书。

昨过髙斋，值阁下他出阍者延客坐案，有阁下手疏史目，盖体例初藁取而诵之，有儒林传。又有道学传阁下讲明正学，探洛、闽之渊源，欲为道学立传，固宜然彝尊窃以为不必也。传儒林者，自司马氏、班氏以来，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偁撰东都事略》，更名儒学，而以周、张、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学析而为两言，经术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别之为道学，又以同乎洛、闽者进之，道学异者置之儒林。其意若以经术为麄，而性理为密，朱子为正学，而杨、陆为岐涂，黙寓轩轾，进退予夺之权，比于春秋之义。然六经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尧、舜之术不外是焉。学者从而修明之。传心之要㑹，极之理，范围曲成之道，未尝不备。故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夫多文之谓儒，特立之谓儒以道得民之谓儒，区别古今之谓儒通天地，人之谓儒儒之为义大矣，非有逊让于道学也。且明之诸儒，讲洛、闽之学者，河东薛文清公而外，寥寥数人。薛公立传，当在宰辅之列。今取馀子标为道学，上不足拟周、程、张、朱，下不敌儒林之盛，则莫若合而为一。于篇中详叙源流，所自览者可以意得。此彝尊前书所云体例，不必沿袭者也。狂简之言，不知所裁，惟阁下审择之。

史馆上总裁第六书。

●尊自入史馆，受阁下知己之言，忘其梼昧，屡奏记于三席，顾念同馆诸君，授之以简，初无质难，而独一新进，䀨䀨于左右，难乎免于躁人之讥，然有不容己于言者，敢再陈之？国史者，公天下之书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间，非信史矣。明自万厯间，顾髙诸君子，讲学东林书院，士大夫向风景从，主持清议，久而渐成，门戸不得其门，入者分镳而驰，迁染之涂既殊，相争如水火，当是时，中立不倚者寡矣，究之东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异乎东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当就一人立朝，行已之初终，本末定其是非，别其白黑，不可先存门戸于胸中，而以同异分邪正，贤不肖也。大扺小人之交，无所不比，而君子或有所不同，方宋盛时，晏殊为相，范仲淹参知政事，杜衍为枢密使，韩琦、富弼副之，可云同心辅政者矣！及赵元昊叛，仲淹主调，发弼不主调发，衍是弼议殊是仲淹议若不相能者，然既而退朝，语笑无间，唯其是非同异，一出于公，故能成庆厯之治，东林之君子则不然，一言之合，则以为同道而信之，终身一言之乖，则斥为匪人怀恶而不复亲比，居田间者，遥制朝柄，而庠序之士，立文社应之，转相慕，袭胶结而不可解异议者，一发而不胜，乃树援以为敌，久而假宦寺之权以祸君子，未始不由君子之疾恶过激也，使克如晏、范、杜、韩诸老，和而不同，群而不党，宁有是哉？毎见近时之论，其人而东林也，虽晩而从逆，必为之曲解。攻东林者，殉国之难，人所共知，终以为伪执门戸以论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胜道者。已彝尊先曾祖太傅文恪公，廉节自励，中立无党，以礼部左侍郎、摄本部尚书事，请册立东宫公私疏凡七十上，流传者二十馀篇，存之史馆，其言最切直者劾郑国㤗，大指谓明外戚不预政事，册立匪国，泰所宜言，当时贵妃亲懿，咸为侧目，其后册立㫖下仪注，皆先公预定，出诸袖中，且上言国朝册立东宫，无谒谢贵妃四拜之礼，宣德、嘉靖旧仪与今有别，故实録特书，是年礼臣悉从裁革，不敢援故事以请，而郭文毅公遗先公书，以先公议礼疏，誾誾侃侃，百折不回，比之中流砥柱，顾先公诸疏，世或移置他人姓名，若呉人文秉，撰先拨志始一书，凡涉册立事，纤悉具録，独于先公劾国泰暨裁革贵妃四拜礼，皆削而不书，无他以先公名不入东林党籍也。秉为文肃公子，文肃中，天启壬戌进士第一人，是年先公实主㑹试，文肃固先公所取士也，虽渊源有自，而秉一字不以假人，其待中立者且然，况与东林树敌者乎？即此一家一事言之，党人之是非，公乎不公，阁下可以审察矣，彝尊非不知是言，出必有唾其面者，然而国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间者也，区区之诚，以南董望阁下，冀裁择焉。

史馆上总裁第七书。

《明史》成书，莫难于万厯之后，稗官踳驳是非，易以惑人。至崇祯一朝无实録，依据，尤难措手。日者阁下选同馆六人，先纂《长编》，可谓得其要矣。《长编》成于李焘，其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故国史官文书而外，家録、野纪，靡不钩索质验，旁互而参审焉，无妨众说，并陈草创讨论而㑹于一今，则止据十七年邸报，缀其月日，是非何以明同异？何以别挂一而漏万失焘之体例矣！家録、野纪虽未足尽慿然，亦当错综诠次而后是非不可揜，本末具见阁下，奚不取诸史馆四方所上之书，凡涉崇祯朝事，俾纂修者一一穿联之。又是时朝中朋党，坚不可化，封疆将帅率以爱憎废置，而贤不肖无分焉。若袁崇焕之死，钱龙锡之获罪，负天下之至冤，而党人恨不食其肉非睹。

《太宗实録》：何由知计出于反间乎？盖以本朝档子合之，崇祯邸报逺不相蒙，是必兼听并观，而后可审其功罪，至于甲申冦难，朝野相传，谓懿安皇后不死然。

《世祖实録》：大书元年五月，葬明天，启皇后张氏于昌平州，足以洗其冤矣。他若庄烈愍皇帝之谥，定自

本朝而野纪纷纭，或书思宗烈皇帝或书毅宗烈皇帝，或书威宗烈皇帝，或书怀宗端皇帝，宜以后定之谥，大书简端者也。又甲申，殉难诸臣俱经。

锡谥应特书于传后，而内官从死者。或云王之臣或云王之心，或云王之俊，其实则王承恩。

章皇帝有谕祭文，此明徵矣」。又莆田王公家彦以兵部右侍郎协理戎政，亦死甲申之难，见闻者无异辞，乃顺治九年。

章皇帝轸念殉国诸臣。

特命礼部锡谥，易名二十五人，而典礼者独遗王公不与谥，岂非阙典也？与侧闻顺治二三年各省巡抚题报崇祯闲死事诸臣，方之野纪，当得其实，亦宜分年书之阁下，奚不请于

朝暂假

文皇帝

章皇帝两朝实録，亟令史馆、监生誊一副本，庶纂修者得以参详同异，而不失之偏，此非小补也。不然，以宜书者不书是编，出览者将谓识大识小，无一具焉，可不深虑也哉！

曝书亭集巻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