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19.2 杜预王宏传（公元284年）

十五 西晋-15.1.19.2 杜预王宏传（公元284年）

《晋书卷卅四•列传第四》：“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书仆射。父恕，幽州刺史。预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初，其父与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预久不得调。

文帝嗣立，预尚帝妹高陆公主，起家拜尚书郎，袭祖爵丰乐亭侯。

在职四年，转参相府军事。钟会伐蜀，以预为镇西长史。

及会反，僚佐并遇害，唯预以智获免，增邑千一百五十户。 与车骑将军贾充等定律令，既成，预为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犯则几于刑厝。刑之本在于简直，故必审名分。审名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书，铭之钟鼎，铸之金石，所以远塞异端，使无淫巧也。今所注皆纲罗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执名例以审趣舍，伸绳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诏班于天下。

泰始中，守河南尹。预以京师王化之始，自近及远，凡所施论，务崇大体。受诏为黜陟之课，其略曰；“臣闻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虚己委诚，而信顺之道应，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朴渐散，彰美显恶，设官分职，以颁爵禄，弘宣六典，以详考察。然犹倚明哲之辅，建忠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独美，功不得后名而独隐，皆畴咨博询，敷纳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纪远而求于密微，疑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繁，官方愈伪，法令滋章，巧饰弥多。昔汉之刺史，亦岁终奏事，不制算课，而清浊粗举。魏氏考课，即京房之遗意，其文可谓至密。然由于累细以违其体，故历代不能通也。岂若申唐尧之旧，去密就简，则简而易从也。夫宣尽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则以伤理。今科举优劣，莫若委任达官，各考所统。在官一年以后，每岁言优者一人为上第，劣者一人为下第，因计偕以名闻。如此六载，主者总集采案，其六岁处优举者超用之，六岁处劣举者奏免之，其优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优少者左迁之。今考课之品，所对不钧，诚有难易。若以难取优，以易而否，主者固当准量轻重，微加降杀，不足复曲以法尽也。《己丑诏书》以考课难成，听通荐例。荐例之理，即亦取于风声。六年顿荐，黜陟无渐，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岁一考，则积优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处，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进否劣者也。监司将亦随而弹之。若令上下公相容过，此为清议大颓，亦无取于黜陟也。”

司隶校尉石鉴以宿憾奏预，免职。时虏寇陇石，以预为安西军司，给兵三百人，骑百匹。到长安，更除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轻车将军、假节。属虏兵强盛，石鉴时为安西将军，使预出兵击之。

预以虏乘胜马肥，而官军悬乏，宜并力大运，须春进讨，陈五不可、四不须。鉴大怒，复奏预擅饰城门官舍，稽乏军兴，遣御史槛车征诣廷尉。以预尚主，在八议，以侯赎论。其后陇右之事卒如预策。

是时朝廷皆以预明于筹略，会匈奴帅刘猛举兵反，自并州西及河东、平阳，诏预以散侯定计省闼，俄拜度支尚书。

预乃奏立藉田，建安边，论处军国之要。又作人排新器，兴常平仓，定谷价，较盐运，制课调，内以利国外以救边者五十余条，皆纳焉。

石鉴自军还，论功不实，为预所纠，遂相仇恨，言论喧哗，并坐免官，以侯兼本职。

数年，复拜度支尚书。

元皇后梓宫将迁于峻阳陵。旧制，既葬，帝及群臣即吉。尚书奏，皇太子亦宜释服。预议“皇太子宜复古典，以谅闇终制”，从之。

预以时历差舛，不应晷度，奏上《二元乾度历》，行于世。

预又以孟津渡险，有覆没之患，请建河桥于富平津。议者以为殷周所都，历圣贤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预曰：“‘造舟为梁’，则河桥之谓也。”及桥成，帝从百僚临会，举觞属预曰：“非君，此桥不立也。”对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庙欹器，至汉东京犹在御坐。汉末丧乱，不复存，形制遂绝。预创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叹焉。

咸宁四年秋，大霖雨，蝗虫起。预上疏多陈农要，事在《食货志》。预在内七年，损益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言其无所不有也。

时帝密有灭吴之计，而朝议多违，唯预、羊祜、张华与帝意合。祜病，举预自代，因以本官假节行平东将军，领征南军司。及祜卒，拜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给追锋车，第二驸马。

预既至镇，缮甲兵，耀威武，乃简精锐，袭吴西陵督张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户。

政，吴之名将也，据要害之地，耻以无备取败，不以所丧之实告于孙皓。预欲间吴边将，乃表还其所获之众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监刘宪代之。故大军临至，使其将帅移易，以成倾荡之势。

预处分既定，乃启请伐吴之期。帝报待明年方欲大举，预表陈至计曰：“自闰月以来，贼但敕严，下无兵上。以理势推之，贼之穷计，力不两完，必先护上流，勤保夏口以东，以延视息，无缘多兵西上，空其国都。而陛下过听，便用委弃大计，纵敌患生。此诚国之远图，使举而有败，勿举可也。事为之制，务从完牢。若或有成，则开太平之基；不成，不过费损日月之间，何惜而不一试之！若当须后年，天时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难也。陛下宿议，分命臣等随界分进，其所禁持，东西同符，万安之举，未有倾败之虑。臣心实了，不敢以暧昧之见自取后累。惟陛下察之。”预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与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画而密与陛下共施此计，故益令多异。凡事当以利害相较，今此举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于无功耳。其言破败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计不出已，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顷朝廷事无大小，异意锋起，虽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虑后难，故轻相同异也。昔汉宣帝议赵充国所上，事效之后，诘责诸议者，皆叩头而谢，以塞异端也。自秋已来，讨贼之形颇露。若今中止，孙皓怖而生计，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诸城，远其居人，城不可攻，野无所掠，积大船于夏口，则明年之计或无所及。”时帝与中书令张华围棋，而预表适至。华推枰敛手曰：“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兵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帝乃许之。

预以太康元年正月，陈兵于江陵，遣参军樊显、尹林、邓圭、襄阳太守周奇等率众循江西上，授以节度，旬日之间，累克城邑，皆如预策焉。

又遣牙门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袭乐乡，多张旗帜，起火巴山，出于要害之地，以夺贼心。

吴都督孙歆震恐，与伍延书曰：“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吴之男女降者者万余口，旨、巢等伏兵乐乡城外。歆遣军出距王浚，大败而还。旨等发伏兵，随歆军而入，歆不觉，直至帐下，虏歆而还。故军中为之谣曰：“以计代战一当万。”

于是进逼江陵。吴督将伍延伪请降而列兵登陴，预攻克之。

既平上流，于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广，吴之州郡皆望风归命，奉送印绶，预仗节称诏而绥抚之。凡所斩及生获吴都督、监军十四，牙门、郡守百二十余人。又因兵威，徙将士屯戍之家以实江北，南郡故地各树之长吏，荆土肃然，吴人赴者如归矣。

王浚先列上得孙歆头，预后生送歆，洛中以为大笑。

时众军会议，或曰：“百年之寇，未可尽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将起，宜俟来冬，更为大举。”预曰：“昔乐毅藉济西一战以并强齐，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著手处也。”遂指授群帅，径造秣陵。所过城邑，莫不束手。议者乃以书谢之。

孙皓既平，振旅凯入，以功进爵当阳县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户，封子耽为亭侯，千户，赐绢八千匹。

初，攻江陵，吴人知预病瘿，惮其智计，以瓠系狗颈示之，每大树似瘿，辄斫使白，题曰：“杜预颈。”及城平，尽捕杀之。”

预既还镇，累陈家世吏职，武非其功，请退。不许。

预以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勤于讲武，修立泮宫，江汉怀德，化被万里。攻破山夷，错置屯营，分据要害之地，以固维持之势。又修邵信臣遗迹，激用滍淯诸水以浸原田万余顷，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众庶赖之，号曰“杜父”。旧水道唯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表里山川，实为险固，荆蛮之所恃也。预乃开杨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预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凡所兴造，必考度始终，鲜有败事。或讥其意碎者，预曰：“禹稷之功，期于济世，所庶几也。”

预好为后世名，常言“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刻石为二碑，纪其勋绩，一沈万山之下，一立岘山之上，曰：“焉知此后不为陵谷乎！”

预身不跨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辄居将率之列。结交接物，恭而有礼，问无所隐，诲人不倦，敏于事而慎于言。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又撰《女记赞》。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世人未之重，唯秘书监挚虞赏之，曰：“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时王济解相马，又甚爱之，而和峤颇聚敛，预常称“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武帝闻之，谓预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

预在镇，数饷遗洛中贵要。或问其故，预曰：“吾但恐为害，不求益也。”

预初在荆州，因宴集，醉卧斋中。外人闻呕吐声，窃窥于户，止见一大蛇垂头而吐。闻者异之。其后征为司隶校尉，加位特进，（武帝太康五年（甲辰）闰十二月，0284年）行次邓县而卒，时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赠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成。预先为遗令曰：“古不合葬，明于终始之理，同于无有也。中古圣人改而合之，盖以别合无在，更缘生以示教也。自此以来，大人君子或合或否，未能知生，安能知死，故各以己意所欲也。吾往为台郎，尝以公事使过密县之邢山。山上有冢，问耕父，云是郑大夫祭仲，或云子产之冢也，遂率从者祭而观焉。其造冢居山之顶，四望周达，连山体南北之正而邪东北，向新郑城，意不忘本也。其隧道唯塞其后而空其前，不填之，示藏无珍宝，不取于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为冢藏，贵不劳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尚其有情，小人无利可动，历千载无毁，俭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丧亡，缘陪陵旧义，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为将来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无旧冢。其高显虽未足比邢山，然东奉二陵，西瞻宫阙，南观伊洛，北望夷叔，旷然远览，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树开道，为一定之制，至时皆用洛水圆石，开遂道南向，仪制取法于郑大夫，欲以俭自完耳。棺器小敛之事，皆当称此。”子孙一以遵之。子锡嗣。

锡字世嘏。少有盛名，起家长沙王乂文学，累迁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屡谏愍怀太子，言辞恳切，太子患之。后置针著锡常所坐处氈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问锡：“向著何事？”锡对：“醉不知。”太子诘之曰：“君喜责人，何自作过也。”后转卫将军长史。

赵王伦篡位，以为治书御史。孙秀求交于锡，而锡拒之，秀虽衔之，惮其名高，不敢害也。

惠帝反政，迁吏部郎、城阳太守，不拜，仍迁尚书左丞。年四十八卒，赠散骑常侍。

子乂嗣，在《外戚传》。”

（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祖父杜畿（传见224年），是魏尚书仆射。父亲杜恕（传见252年），是幽州刺史。

杜预学识广博，熟知国家兴衰之道，常说：“德不能指望达到，建功立言还有可能。”起初，他父亲与宣帝互不投合，于是免官后幽禁而死，因此杜预很久得不到调用。

文帝司马昭嗣立（正元二年二月丁巳初五，255年3月29日），杜预娶皇帝的妹妹高陆公主（司马懿第二女），最初出任尚书郎，承袭祖爵丰乐亭侯。

在职四年，调任参相府军事。钟会讨伐蜀，任命杜预为镇西长史。

钟会反叛（元帝景元五年正月己卯十八，264年3月3日），幕僚助手一并遇害，只有杜预凭藉智慧免于难，增加食邑一千一百五十户。

杜预与车骑将军贾充等人制定律令（武帝泰始四年（太始四年）正月丙戌十八，268年2月18日），完成以后，杜预为律令做注解，于是奏报说：“法律，是如同准绳墨斗一样的决断条例，不是穷尽理性的书籍。因此文辞简约条例率直，断决明白禁令简要。条例率直就容易分辨，禁令简要就难于违犯。容易分辨人们就知道避免犯法，难于违犯就没人违法。刑法的根本就在于简要率直，因此就必须推究名分。推究名分，必须要克制小的道理。古代的刑书，刻在钟鼎上，铸在金石上，以便堵塞异端，使其无法诡辩。如今所注释的都是搜集法律的要义，根据名分推究。使用法的人依据名分条例来审定取舍，伸张法律的公正，摒除细碎的道理。”下诏书在天下颁布实行。

泰始年间，杜预任河南尹。杜预认为京师是王道教化的出发点，从近到远，所有政策措施，力求谶大体。奉诏制定罢免，升迁的法规大致是说：

“我听说上古的政治，因循自然，自身清虚追求诚信，那么就有了诚信顺从之道；精神感化心灵沟通，就得到了天下至理。淳朴的风气逐渐消散，彰明美德显现恶行，设立官职，颁发爵位俸禄，宣布六典，以便详尽考察官员。然而仍要倚赖明哲的官吏，建立忠贞的机构，使名位不能超越功绩而过分显赫，使功劳不能落后于名位而埋没，都要广泛征求意见，令人陈述意见而加以采纳。到了末世，不能治远就求助于条文细密，怀疑官吏就相信耳目，疑惑耳目就相信简书。简书越是繁多，官吏们越是虚伪（方，术也；言为官之方术也），法令细密，虚伪更多。以往汉代的刺史，也是年终奏报述职，没有统一规定考查，政绩清浊仅列大概情况。

魏氏考核官吏，也就是京房的遗意（刘劭考課法，其略见魏明景初元年（237年）），他的条文可以说是极细密。然而由于过于细碎就违背了本意，因而历代不能通行。不如申述唐尧的旧典，摒除细密而取简要，也就简而容易执行。讲透事物的常理，心领神会而能够阐发，这是由人来实现的。排除了人而专用法，是不合道理的。如今科举的优劣，还不如委任显要官吏（远官，显官也。居一官之长， 其事得专达于上），各自考核所统辖之人。任职一年以后，每年评出优秀的一人为上等，差劣的一人为下等，到时公布姓名。像这样六年，主管的人总集卷宗，对于六年来政绩优秀的越级任用，对六年来处于劣等的人奏报免职（六优，谓六载俱优。六劣，谓六载倎劣），对那些优多劣少的进用，劣多优少的降级。

如今考核政绩的品评，因为所任职的条件不一，确实有难易之分。如果因为难而被认为优，因为易被认为劣，主管的人一定要衡量轻重，略加降等，不必完全曲就法规。《己丑诏书》认为考核难于行得通，用共同推荐的方式。推荐的道理，也是出于传闻。六年才推举，不是逐渐升降，又不符合古代三年一考核的本意。如今每年一考核，积累了优的评定就升迁，积累了劣的评定就罢黜。以士君子之心相推求，不会出现六年六次黜退的清官，六次进升劣绩之官。监司也将会随时弹劾。假如上下官吏公然包容过失，那是舆论完全败坏，也就和黜退升迁的考核无关了（通鉴记其事在武帝泰始四年（268年））。”

司隶校尉石鉴因原有怨恨弹劾杜预，杜预被免职。当时敌人（鲜卑族秃发部首领秃发树机能）侵犯陇右（武帝泰始六年（270年）），任命杜预为安西军司，给他三百兵士，一百坐骑。到了长安，改任秦州刺史，兼东羌校尉、轻车将军、假节。适值敌兵强大，石鉴当时任安西将军，派杜预出击敌军。

杜预认为敌军兵强马壮，而官军力量悬殊，应当集中兵力等待时机，到春天进兵讨伐，陈述了五条现在不可、四条不必出兵的意见。石鉴大怒。又奏报皇帝杜预擅自修饰城门官舍，滞留耗费军需，派遣御史用槛车把杜预交付廷尉。因为杜预娶的是公主（预尚帝妹高陆公主（司马懿第二女）），在减轻刑罚的八议范围内（“八议”最早源于西周的八辟，在曹魏的《新律》中首次入律。所谓“八议”是指法律规定的以下八种特殊人物犯罪，不能适用普通诉讼审判程序，司法官员也无权直接审理管辖，必须奏请皇帝裁决，由皇帝根据其身份及具体情况减免刑罚的制度。这八种人是：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按以侯赎罪论处。后来陇右的事态最终如同杜预的预计。

那时朝廷都认为杜预擅长运筹谋划，新兴匈奴统帅刘猛发兵反叛时（武帝泰始七年（271年）正月），从并州西到河东、平阳，诏令杜预以散侯身份在宫中设定计谋，不久任度支尚书（三国魏文帝置，因掌贡赋和税租，量入为出，故名度支）。

杜预于是上奏立藉田，安定的边疆，以及治国之要事。又奏请制作人排新器，兴建调节粮价的常平仓，规定谷物价格，核定食盐贩运，制定赋税条例，对内利于国家对外救助边塞一类建议五十多条，都被采纳。

石鉴从军中回朝廷，上报功劳不属实，被杜预弹劾，于是相互仇恨，吵闹不止，两人都坐罪免官，以侯爵兼任本职。

几年后，又任度支尚书。

元皇后（武元杨皇后杨艳）的棺材将迁到峻阳陵（武帝泰始十年八月戊申十九，274年10月6日）。旧的制度是，安葬以后，皇帝及群臣就服丧完毕。尚书上奏，皇太子也应除去丧服。杜预奏议“皇太子应恢复古代典章，应依皇帝服丧”，听从了。

杜预因为当时的历法有差错，与规的刻度不符，奏上《二元干度历》，流行于世。

杜预又因孟津渡口（今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市东黄河渡口）危险，有船只覆没的隐患，请求在富平津修河桥。评议的人认为是殷周建都的地方，历代圣贤没有修建，必定有不能修建的原因。杜预说：“‘造舟船建桥梁’，说的就是在河上修桥的事。”等到桥建成（武帝泰始十年（274年）八月），皇帝与百官前往视察，举酒杯对杜预说：“不是你，这座桥建不起来。”杜预说：“若不是陛下的圣明，我也不能做出这一点成绩。”

周朝的盛水器，到汉东京时还在皇帝座侧。汉末战乱，不复存在，形状尺度也未能流传。杜预创造性地造出来，向上奏报，皇帝很是高兴赞叹。

咸宁四年（278年）秋，大雨不停，蝗虫成灾。杜预上疏陈述兴农要事，事情记载在《食货志》。

杜预在朝中七年（泰始六年（270年），预自秦州刺史得罪归，拜度支尚书，至是七年矣），改革各类政务，不可胜数，朝廷内外称颂，称他为“杜武库”，说没有他不参与成功的。

当时皇帝暗中有灭掉吴国的计谋，而朝廷中的议论多与此违背，只有杜预、羊祜、张华与皇帝的心意投合。羊祜生病，推举杜预代替自己，于是以原有官职假节代平东将军，兼征南军司。

羊祜去世后（武帝咸宁四年十一月辛卯廿六，278年12月27日），官拜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给追锋车、第二驸马。

杜预到任后，修缮锁甲兵器，显示武力，挑选精锐，袭击吴西陵督张政，大败敌军（十一月），因为有功增加食邑三百六十五户。

张政是吴国的名将，占据要害之地，耻于未防备而失败，不把伤亡的实情告诉孙皓。杜预想离间吴国边防将领，于是上表送还所俘获的吴国兵士给孙皓。孙皓果然召见张政，派武昌监刘宪代替张政。因而大军到达时，使吴国正变换将帅，从而造成覆没。

杜预安排妥当后，就奏请讨伐吴国的日期。皇帝答覆说等明年方能大规模行动，杜预上表陈述上策说（武帝咸宁五年（279年））：“自闰月（是年闰七月）以来，敌军只是警戒，下游没有兵员上调（吴自建业寇淮、襄，皆自下泝江而上）。以情理形势推论，敌人兵力缺乏，在力量不能保全两头时，必定先保护上流，尽力保护夏口以东，来苟且偷生，不会大规模派兵西进，使国都空虚。而陛下误听，于是弃置大计，放纵敌患。伐吴的确是国家的长远之计，假如行动会导致失败，可以不行动。攻吴的方针，是务求稳妥。如果一旦成功，就能开创太平的基业；不能成功，不过耗费一些时间，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假如等到后年，天时人事不会不变，我怕伐吴会更难了。陛下先前的意见，是分别命令我们在自己镇守的疆界分头进军，对军队的约束，东西符节相同，这是万全之计，没有失败的忧虑。我心中确实了解，不敢用模糊不清的见解自找麻烦。请陛下考虑。”

杜预十几天后又上表说：“羊祜与朝廷大臣多有不同，不先广为谋划而秘密地和陛下共同施行这一计谋，因而更招致不同意见。凡事应当比较利害，如今这一行动十有八九有利，其余一二也不过无功罢了。那些说到破败的情形也是不可能的，只不过因为计谋不是出自自己，功劳不在自身，各以自己先前的言论为耻，所以坚持己见。近来朝廷不论大事小事，都有不同意见（此言指出贾充、荀勗、冯紞等肺肝，），虽然因为人心不同，也因为自恃恩宠不考虑后果，于是轻易发表相同或相反的意见。过去汉宣帝评议赵充国的上疏，事情应验以后，责问那些持异议的人，都叩头谢罪，以此来堵塞异端。自从秋天以来，讨伐敌人的形势已经初步显露。如果现在中止，孙皓因为害怕而出计谋，或许迁都到武昌，进一步完善修筑江南各城，把居民迁到远方，城攻不破，田野没东西可以掠夺，在夏口蓄积大船，那么明年的计划或许会落空。”

当时皇帝正和中书令张华下围棋，而杜预的上表恰好送到。张华推开棋盘拱手说：“陛下圣明神武，朝廷内外清平，国家富裕兵力强大，号令如一。吴国国君荒淫暴虐。诛杀贤能，现在伐吴，可以不费力就能成事。”皇帝于是答应。

杜预在太康元年（280年）正月，在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陈兵，派遣参军樊显、尹林、邓圭、襄阳太守周奇等人率领军队沿辽西上，授予节制调度权，十天之间，连续攻克城邑，都如同杜预的预料。

杜预又派遣牙门管定、周旨、伍巢等人率领奇兵八百人，以船夜渡，袭击乐乡（今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西南），多竖旗帜，在巴山（湖北省荆州市松滋市西北，通鉴胡三省注：巴山在今江陵府松滋县，有巴复村。）点火，在要害的地方活动，来涣散敌人的信心。

吴都督孙歆极为恐慌，给伍延写信说：“北方来的各路军队，是飞过江来的。”吴国的男女投降的有一万多人，周旨、伍巢等人把军队埋伏在乐乡城外。孙歆派军队出战王浚，大败回城。周旨等人的伏兵，跟随孙歆的军队入城，孙歆没发觉，直到军帐下，俘虏了孙歆回来。因此军中传出歌谣说：“用计诏吏代替打仗以一当万。”

于是杜预进逼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吴国督将伍延假装投降而陈列军队登上城墙，杜预攻克。

杜预平定上游以后，沅湘（水经：沅水出牂柯且蓝县东北，过临沅县，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入于江。湘水出零陵始安县阳海山，东北过洮阳、泉陵、重安、酃、阴山、澧陵、临湘、罗、下隽等县，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以南，直到交广，吴国的州郡都望风而降，奉送印绶，杜预持符节以皇命安抚他们。斩杀及活捉吴都督、监军十四人，牙门、郡守一百二十多人。又凭仗军威，迁徙将士及屯田戍守之家充实江北，南郡过去的地方各设置长吏，荆地整肃，吴人来投奔的如同回家一样。

王浚先报上他得到的孙歆的头颅，而杜预后送来活的孙歆，洛阳中把这当为大笑话。

当时众将集中商议，有人说：“百年的敌寇，不能彻底攻克。现在快到暑天了，雨水正多，疾病瘟疫将发生（考异曰：三十国春秋曰：“方春水生，难于久驻”，按时未暑，当依三十国春秋），应该等到冬天，再大行动。”杜预说：“过去乐毅凭藉济西一仗就吞并了强大的齐国（事见周赧王三十一年（公元前284年）），如今军威已经振奋，势如破竹，几节之后，全都迎刃而解，不再有费力的地方了。”于是指令群帅，直奔秣陵。所经过的城邑，没有不放弃抵抗的。持异议的人于是写信谢罪。

孙皓被平定以后（武帝咸宁六年三月壬寅十五，280年5月1日），振军凯旋，因有功进升爵位为当阳县侯，增加封邑加上以前的共九千六百户，封儿子杜耽为亭侯，千户，赐绢八千匹。

当初，攻打江陵，吴人知道杜预颈上长有瘤子，怕他的谋略，把瓠绑在狗脖子上展示。每当大树长像瘤子的东西，就砍下去露出白色，写上“杜预颈”。等到攻下城，把那些人全部捕杀。

杜预返回任所后（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五月），屡次陈述自己的家世官职，说武职不是他的擅长，请求退职。皇上不准许。

杜预认为天下虽然安定，但忘了战争必定危险；于是努力讲授武备，建立学堂，江汉怀其恩德，教化影响到四面八方。攻破山夷，设置军屯营地，分别占据要害之地，稳固维持局势。又修建邵信臣遗迹，阻遏滍、淯几条河水来浇灌万余顷良田（水经注：滍水出南阳鲁山县西尧山，东迳犨县，又东南迳昆阳县，又东北迳颖川定陵县，东入于汝。淯水出弘农卢氏县攻离山，东南迳南阳西鄂县、宛县而屈，南过淯阳县，又南过新野县，西过邓县，南入于沔），划分田界刻石碑，使有规定，公私同时得利。百姓信赖他，称他为“杜父”。

旧水道仅有沔汉通往江陵一千几百里，向北没有通路。巴丘湖，沅湘交会的地方，内外有山川，确实险固，正是荆蛮所凭仗的。杜预开杨水（水经注：扬水上承江陵县赤湖，东北流迳郢城南，又东北与三湖水会。三湖者，合为一水，东通荒谷，东岸有冶父城。春秋传曰：“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谓此处也。春夏水盛，则南通大江，否则南迄江隄。扬水又东入华容县，又东；北与柞溪水合；又北迳竟陵县，又北注于沔，谓之扬口。预传曰：旧水道惟沔、汉达江陵千数百里，北无通路，预乃开扬口，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內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杜佑曰：夏水、扬口，在今江陵郡江陵县界。），从夏水到巴陵一千多里，对内泻除长江水险，对外沟通零桂的漕运。南方歌颂他说：“后世没有叛乱因杜翁，谁能清楚智名与勇功。”

杜预对公家的事，知道的就没有不去做的。凡所兴建制定的，必定从头到尾考察，很少有失误。有人讥讽他用心细碎，杜预说：“禹稷的功业，是希望救世，我做的也差不多。”

杜预看重在后世留名，常说“高岸可以成为峡谷，深谷可以成为山陵”，刻两块石碑，记载他的功绩，一块沉到万山之下，一块立在岘山之上，说：“谁知以后不会成为山陵深谷呢!”

杜预行不骑马，射不透甲，而每逢大事，就立身于将帅之列。与人结交，恭敬有礼，问他事情无所隐瞒，诲人不倦，做事机敏而说话谨慎。立功以后，从容无事，于是沉溺于经籍，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各家谱系，作《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形成一家之学，快老了才完成。又撰《女记赞》。当时评论的人说杜预的文义直率无华，世人未能看重，只有秘书监挚虞赞赏，说：“左丘明本来是为《春秋》作传，而《左传》于是单独行于世。《释例》本来是为《传》撰写的，而所发挥阐明的岂止《左传》，因此也独行于世。”当时王济懂得相马，又很爱马，而和峤很能聚敛钱财，杜预常说“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武帝听说后，对杜预说：“你有何癖?”回答说：“我有《左传》癖。”

杜预在镇，多次馋赠洛阳的权贵要人。有人间他原因，杜预说：“我怕他们坏事，不求得到好处。”

杜预初到荆州，因为宴会，醉倒在屋中。外边的人听到呕吐声，偷偷向屋里窥探，看到一条大蛇低头而吐。听说的人觉得怪异。其后被征为司隶校尉，加位特进，出行到邓县时死去，时年六十三岁。皇帝很是感叹悼念，追赠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号成。

杜预事先立下遗嘱说：“古代不合葬，明白始终的道理，如同从有到无。中古的圣人改为合葬，大概因为不在于别葬合葬，是凭藉活着的人来显示教化罢了。从那以后，大人君子或合葬或别葬，不能知道生，怎么能知道死，因而各自按自己的心意。我过去作台郎时，曾经因为公事路过密县的邢山。山上有坟，问农夫，说是郑大夫祭仲，或说是子产的坟，于是率随从的人祭奠观看。坟建造在山顶上，四面视野开阔，连接山体南北的正中而偏向东北，对着新郑城，表示不忘本。隧道堵住坟后而空着前面，不填土，表示墓中没有珍宝，不采取深埋的方法。山上多有好看的石料而不用，一定要采集洧水自然之石来砌坟墓，用意是不耗费人工，而这些石料世间没有用处。君子称道这坟墓有情义，小人又无利可图，历经千年没有被毁坏，这是由于薄葬的缘故。我去年春天入朝，因为郭氏丧亡，根据陪陵的旧章程，自己上表营建洛阳城东首阳以南为将来的墓地。而所得到的地域正中有小山，上边没有旧坟。它的高大虽然比不上邢山，然而东近二陵，西可以看到宫阙，南面可以看到伊水洛水，北面可以望见伯夷叔齐，地方空旷视野开阔，是安卧之地。因而就植树开道，按一定的制度营建。到时全部用洛水的圆石，开隧道向南，礼制模仿郑大夫，希望用薄葬来自我完善。棺器小殓等事宜，都应与此相称。”子孙完全遵从遗嘱。

儿子杜锡继嗣。

杜锡字世嘏。年少时有名望，最初做官是长沙王司马乂的文学（官名。汉代郡国皆置文学，相当于后世之教官），渐次迁升为太子中舍人（太子贴身侍从）。

性情耿直忠烈，多次劝谏愍怀太子，言辞恳切，太子感到忧虑。后来在杜锡常坐处的毛毡中放了针，把杜锡刺出了血。过后，太子问杜锡：“近来你在做什么事?”杜锡回答说：“喝醉了不知道。”太子追问说：“你喜欢苛求别人，怎么自己也作错事呢。”后来转任卫将军长史。

赵王司马伦篡位（司马伦建始元年正月乙丑初九，301年2月3日），任他为治书御史（为御史中丞佐贰，御史台要职，置二至四员，分领侍御史诸曹，监察、弹劾较高级官员，亦奉命出使，收捕犯官等）。孙秀请求和杜锡交往，而杜锡拒绝了他，孙秀虽然怨恨，但怕他名望高，不敢加害于他。

惠帝复位（惠帝永宁元年四月癸亥初九，301年6月1日），升杜锡为吏部郎、城阳太守，不接受，改为尚书左丞。四十八岁去世，追赠散骑常侍。

儿子杜乂继嗣，见《外戚传》（传见336年）。）

《晋书卷九十•列传第六十•良吏》：“王宏，字正宗，高平人，魏侍中粲之从孙也。魏时辟公府，累迁尚书郎，历给事中。

泰始初，为汲郡太守，抚百姓如家，耕桑树艺，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尽事宜，在郡有殊绩。司隶校尉石鉴上其政术，武帝下诏称之曰：“朕惟人食之急，而惧天时水旱之运，夙夜警戒，念在于农。虽诏书屡下，敕厉殷勤，犹恐百姓废惰以损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长吏未能尽勤，至使地有遗利而人有余力，每思闻监司纠举能不，将行其赏罚，以明沮劝。今司隶校尉石鉴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而熟田常课顷亩不减。比年普饥，人食不足，而宏郡界独无匮乏，可谓能矣。其赐宏谷千斛，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俄迁卫尉、河南尹、大司农，无复能名，更为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涂面，置深坑中，饿不与食，又擅纵五岁刑以下二十一人，为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绩，听以赎罪论。

太康中，代刘毅为司隶校尉，于是检察士庶，使车服异制，庶人不得衣紫绛及绮绣锦缋。帝常遣左右微行，观察风俗，宏缘此复遣吏科检妇人衵服，至褰发于路。论者以为暮年谬妄，由是获讥于世，复坐免官。后起为尚书。

太康五年卒，追赠太常。”

（王宏，字正宗，高平人（今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西北昌邑镇），魏侍中王粲（传见217年）之从孙也（王业之子，王弼之兄）。魏时辟公府，累迁尚书郎，历给事中。

泰始初，为汲郡太守，抚百姓如家，耕桑树艺，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尽事宜，在郡有殊绩。司隶校尉石鉴上其政术，武帝下诏称之曰（武帝泰始五年十月丙子十九，269年11月29日）：“朕惟人食之急，而惧天时水旱之运，夙夜警戒，念在于农。虽诏书屡下，敕厉殷勤，犹恐百姓废惰以损生植之功。而刺史、二千石、百里长吏未能尽勤，至使地有遗利而人有余力，每思闻监司纠举能不，将行其赏罚，以明沮劝。今司隶校尉石鉴所上报的汲郡太守王宏勤勉安抚百姓，引导教化有方，督促鼓励开荒五千多顷，遇到年成普遍饥荒，而汲郡却独独没有缺粮的，可谓能干。特此赐给粮食一千斛，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俄迁卫尉、河南尹、大司农，无复能名，更为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墨涂面，置深坑中，饿不与食，又擅纵五岁刑以下二十一人，为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绩，听以赎罪论。

太康中，代刘毅为司隶校尉，于是检察士庶，使车服异制，庶人不得衣紫绛及绮绣锦缋。帝常遣左右微行，观察风俗，宏缘此复遣吏科检妇人衵服，至褰发于路。论者以为暮年谬妄，由是获讥于世，复坐免官。后起为尚书。

太康五年（284年）卒，追赠太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