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沓藏书

10.5.12.1 晁错《论贵粟疏》(公元前168年)

十 汉-10.5.12.1 晁错《论贵粟疏》(公元前168年)

公元前168年,癸酉,汉文帝前元十二年

《资治通鉴卷第十五•汉纪七•汉文帝前十二年》:“冬,十二月,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东郡;大兴卒塞之。”

(冬季,十二月,黄河在酸枣县(在今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北)决口,向东冲溃了金堤,淹没东郡(在今河南省濮阳市西南。胡三省注:班志,酸枣县属陈留郡。师古曰:金堤在东郡白马界,今滑州。括地志:金堤,一名千里堤,在白马县东五里。余据河堤自汴口以东,缘河积石为堰,通河古口,咸曰金堤。又水经注:濮阳县故城在河南,与卫县分水;城北十里有瓠河口,有金堤);朝廷大量征发士卒堵塞决口。)

《汉书卷四•文帝纪第四》:“春正月,赐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二月,出孝惠皇帝后宫美人,令得嫁。”

(春正月,赐诸侯王女儿各二千户食邑。二月,放出惠帝后宫美人,准许她们嫁人(孝惠皇帝刘盈公元前188年去世,此时他的皇后张嫣仍在世,仍称为孝惠皇后)。)

《资治通鉴卷第十五•汉纪七•汉文帝前十二年》:“春,三月,除关,无用传。”

(春季,三月,朝廷宣布废止关隘检查制度(除关:开放关津。),吏民出行不必带证明身份的符传(胡三省注:张晏曰:传,信也;若今过所也。如淳曰:两行书缯帛,分持其一,出入关,合之乃得过,谓之传也。李奇曰:传,棨也。师古曰:张说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缯帛;棨者,刻木为合符也。康曰:传以木为之,长尺五,书符于上为信)。)

《汉书卷四•文帝纪第四》:“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下诏说:“引导百姓的出路,在于注重农本。朕亲自为天下劝农,至今十年了,而田地没有增加开辟,年景一年不丰收,民便有饥饿之色,是务农的还少,官吏努力不够的缘故。我韶书数下,年年劝民种树,而功效甚微,是因为官吏执行诏令不力,劝民不明,又加上我民甚苦,而官吏没有省察,又用什么来劝导呢?应免除今年一半租税,”

又说: “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天下最大的顺从。耕田是生存之奉、三老是众民之师长。廉吏是百姓的表率。朕很赞赏一些有这样品德的人.如今万家之县,说没有这样的人可以响应举荐之令,是真实情况吗?原因是官吏举贤之道尚未具备。应派谒者赐三老、孝者帛每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者每百石加三匹。还要问民所不便不安之处,按户口计算设置三老、孝悌、力田常任乡官,令各按自己的意志劝导百姓。”)

《资治通鉴卷第十五•汉纪七•汉文帝前十二年》:“晁错言于上曰:“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减汤、禹,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馀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畮,百畮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于有馀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帝从之,令民入粟边,拜爵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愈勤农,大富乐矣。” 上复从其言,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功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晁错(朝错)对文帝说(《论贵粟疏》):“英明的君主在位,百姓不受饥寒的折磨,这并不是君主能亲自耕作供给百姓食物,亲自织布为百姓做衣服,而是君主为百姓开辟了生财之路。所以尧遇到九年的大涝灾,商汤七年的大旱灾,而全国并没有被抛弃的病饿者(胡三省注:孟康曰:肉腐为瘠。捐,骨不埋者。或曰:捐,谓有饥相弃捐者;或谓贫乞者为捐。苏林曰:瘠,音渍。师古曰:瘠,瘦病也;言无相弃捐而瘦病者耳,不当音渍也;贫乞之释,尤疏僻焉。亡,古无字通),其原因就在蓄积多而预先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海内大一统,土地之广、人口之众,不亚于商汤和夏禹时代,再加上没有持续几年的旱涝天灾,但蓄积却没有那时多,原因何在?是因为土地还有余力没有利用,百姓还有余力没有发挥;可生长谷物的土地还没有全部开垦,山林川泽的财富还没有全部开发,不从事生产而消耗粮食的游民还没有全部回归农业生产。

“严寒之时人们急需衣服,不求轻暖,能御寒就穿(胡三省注:师古曰:荀御风霜,不求美丽也);饥饿时急需食品,不求香甜可口,能充饥就吃。饥寒临身,人们顾不得讲究廉耻。人之常情,一天不吃两餐就会挨饿,一年不做衣服就会挨冻。如果腹中饥饿却得不到食物,肌肤寒冷却得不到衣服,即便是慈父也不能保有他的儿子,君主怎么能够控制住他的百姓呢!英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引导百姓从事农桑耕织,少收赋税,多搞蓄积,用来充实府库,防备旱涝灾害,所以才能稳定对百姓的统治。百姓的善恶,就看君主如何去诱导、统治他们;百姓追求财利,就如同水只会向下流而不选择方向一样。

“珠、玉、金、银等物品,饿的时候不能吃,冷的时候不能穿;但是大家都把它们视为珍宝,原因就在于君主使用它们。这些东西轻又小便于收藏,只要拿着握于手掌中的那么一点,就可以周游天下而不受饥寒之苦。这可以使臣子轻易地背叛他的君主,使百姓轻易地离开故乡,刺激了盗贼的贪欲,使逃亡者得到轻便的资财。粟、米、布、帛等物,产于土地,按时成长,投入很多人力,不是一天就可以生产出来的;重达数石的粟、米、布、帛,价值有限,一个体力中等的人却已无法搬运,它不会成为资贼劫夺的目标,但人们一天得不到它们,就得忍受饥寒。所以英明的君主看重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家中有五口人的农民家庭,为官府服徭役的不少于两个人,能耕种的土地不过一百亩,百亩土地的收获量不超过一百石。农民春季耕种,夏季锄草,秋季收获,冬季贮藏,砍柴,修缮官府房屋,服徭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暑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严寒,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日子;还有民间的人情往来,吊唁死者慰问病人、赡养父母、哺育子女等负担,也得从一百石的收获物中支付。农民如此勤劳困苦,还要再蒙受旱涝灾害,官府政令严苛而赋税繁重,不按规定时间征收赋税,早上发布的政令晚上又有变化。农民家中有资财的,以半价折卖,家中贫穷的,只好去借利息双倍的高利贷,于是就有人卖土地房宅、卖妻卖子以偿还债务了。而那些行商坐贾,实力大的积贮钱财发放双倍利息的高利贷,实力小的坐在市肆中作买卖(胡三省注:师古曰:行卖曰商,坐贩曰贾。列,市列也,若今市中卖物行也。),依靠手中囤积的物品,每天游荡在都市之中,得知皇帝急需某种物品,就把价格提高到两倍以上。所以商人男的不去耕田耘草,女的不去养蚕纺织,但穿衣服却非穿华丽的绸缎不可,吃饭非吃好米好肉不可。商人不受农民那样的辛苦,却可以得到很多钱财(胡三省注:师古曰:仟,谓千钱;伯,谓百钱也。白,莫白翻,今俗犹谓百钱为一伯)。商人依仗手中大量的钱财,与王侯显贵结交,势力超过了一般官员,于是以财利进行倾轧;商人到千里之外遨游,车子在路上前后相望,络绎不绝。他们乘坐着坚实的车子,鞭策着肥马,踏着丝制的鞋子,穿着精美的白色绸缎衣服。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破产流亡的原因。 “现在的当务之急,没有比使百姓从事农耕更重要的了。要想使百姓务农,关键在于使全社会把粮食看成为珍宝;使全社会把粮食看做珍宝的方法,在于朝廷把粮食作为奖惩手段统治百姓。可以召募天下百姓向官府缴纳粮食,用以购买爵位免除罪名。这样,富人可以拥有爵位,农民可以得到钱,粮食就不会被屯积。那些能够缴纳粮食换取爵位的人,都是粮食有余的,收取余粮供给国家使用,就可以减少对贫困百姓收取的赋税,这就是所说的‘损有余,补不足’,政令一公布就可以给百姓带来利益。

现行的律令规定:有一匹战马的人家,可免除三人的兵役(胡三省注:如淳曰:复三卒之算钱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师古曰:当为卒者,免其三人;不为卒者,复其钱);战马,是天下的重要军事装备,所以给予免除兵役的优待。神农的教令说:‘有高达十仞的石砌城墙(胡三省注:应劭曰:仞,六尺五寸也。师古曰:此说非也;八尺曰仞,取人伸臂之一寻也),有宽达一百步的滚沸的护城河,有一百万全副武装的士兵,但没有粮食,那无法守住城池。’由此看来,粮食是君主的重要资本,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所在。现在百姓缴纳粮食要得到五大夫以上的爵位,才能免除一人的兵役,这与对有战马的人的优待相比较,差得太远了。封爵的权力,是君主所专有的,由口而出可以无穷无尽;粮食,是百姓所种的,生长于土地而不会缺乏。得到高等爵位和免除罪名,是天下百姓最迫切的欲望;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到边境地区,以换取爵位、免除罪名,不用三年时间,边塞的粮食储备就必定会很多了。”

文帝采纳晁错的意见,下令规定:百姓输送粮食到边塞,依据输送粮食的多少,分别授给高低不同的爵位(胡三省注:时令入粟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

晁错又上奏说:“陛下降恩,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去边塞,以授给爵位,这是对百姓的很大恩德。我私下担忧边塞驻军的粮食不够吃,所以让天下的屯粮崐大批流入边塞。如果边塞积粮足够使用五年,就可以让百姓向内地各郡县输送粮食了(胡三省注:师古曰:入诸郡县以备凶灾也);如果郡县积粮足够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随时下诏书,不收农民的土地税。这样,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万民,百姓就会更积极地投身农业生产,天下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

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说:“引导百姓的正确道路,在于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朕亲自率领天下人务农耕种,至今已有十年了,但荒地的开垦没有增加,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就有饥饿之色(胡三省注:师古曰:登,成也;言五谷一岁不成则众庶饥馁,是无蓄积故也);这是从事农耕的人还不多,而官吏没有切实发展农业。朕屡次颁下诏书,每年都鼓励百姓种植,至今未见成效,这就证明官吏没有认真地执行诏令去勉励百姓。况且朕的农民生活很苦而官吏并不去照顾他们,又怎么能勉励他们从事农业呢!今年把原定征收的土地税的的一半赐给农民。”)

《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上》:“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晁错复说曰: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饲)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无)捐瘠者,以畜(蓄)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汤、禹,加以亡(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言(蓄)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上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臧(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赍)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臧(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价)而卖,亡(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债)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无)农夫之苦,有仟佰(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邀),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谓衣长而拖于地。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亡(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亡(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俞(愈)勤农。时有军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宁;岁孰(熟)且美,则民大富乐矣。”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

(于是皇上为贾谊的话(《论积贮疏》)所感动,就开始设置籍田(一作“藉田”,古时帝王于春耕前亲耕农田,表示以奉祀宗庙,且有劝农之意。文帝前二年,始开籍田),亲自耕种来勉励百姓。晁错又劝说皇上道(下文为《论贵粟疏》):

“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国内没有被遗弃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如汤、禹之时,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开发,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

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像鸟兽一样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受冻的人对衣服,不要求轻暖;挨饿的人对于食物,不要求香甜可口;饥寒到了身上,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因此也就能够拥有人民。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南西北。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珠玉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随便地离开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收获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农夫中的五口之家,家里可以参加劳作的不少于二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超过百石。他们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还得砍木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劳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署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际往来,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抚养孤老,养育幼儿,一切费用都要从农业收入中开支。农民如此辛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敛,随时摊派,早晨发命令,晚上就要交纳。交赋税的时候,有粮食的人,半价贱卖后完税;没有粮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债纳税;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房屋、卖妻子儿女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们,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用特殊手段获取利益。他们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所卖物品的价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没有农夫的劳苦,却占有非常丰厚的利润。依仗自己富厚的钱财,与王侯接交,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相互倾轧;他们遨游各地,车乘络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赶着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

当今虽然法律轻视商人(谓汉朝贱商。但汉代人“仍然重视商贾”,当时镜、印等物多有“重商之表示”(陈直说)),而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法律尊重农民,而农民事实上却已贫贱了。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一般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恶颠倒,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国家富裕,法令实施,那是不可能的。

当今的迫切任务,没有比使人民务农更为重要的了。而要想使百姓从事农业,关键在于抬高粮价;抬高粮价的办法,在于让百姓拿粮食来求赏或免罚。现在应该号召天下百姓交粮给政府,纳粮的可以封爵,或赎罪;这样,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就可以得到钱财,粮食就不会囤积而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产业的人。从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货物来供政府用,那么贫苦百姓所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补不足的,法令一颁布百姓就能够得益。依顺百姓心愿,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需要的东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从事农业生产。按现行法令,民间能输送一匹战马的,就可以免去三个人的兵役(言当服兵役者免除之,不当服兵役者免除其赋税)。战马是国家战备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农氏曾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之宽贮满沸水的护城河,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然而没有粮食,那是守不住的。”这样看来,粮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资财,是国家最根本的政务。现在让百姓交粮买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一匹战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远了。赐封爵位,是皇上专有的权力,只要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别人;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中而不会缺乏。能够封爵与赎罪,是人们十分向往的。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献纳粮食,用于边塞,以此换取爵位或赎罪,那么不用三年,边地粮食必定会多起来。

于是文帝就听从了晁错的话,叫百姓纳粟给边境,纳六百石赐给上造爵位(上造:爵名,第二等),稍稍增到四千石,赐给爵位五大夫(第九等),一万二千石赐给爵位大庶长(爵名,第十八等级),各以纳粟多少和爵位等级作为差别。晁错又上奏道:

“陛下有幸使天下人纳粟给边境来授爵,恩惠很大。我私下怕守边士卒的食物不足以使又下粟充分分散。边境上的粮食足以支付五年,可命令向郡县纳粟了;足以支持一年以上,可以到时赦免,不收农民田租。这样,恩泽加给万民,人民更加勤勉务农。碰巧有军役,或者遭受水旱灾害,百姓不贫困,天下安宁;每年五谷成熟而且质量很好,那么人民就很富足安乐了。”皇上又听从了他的话,就下韶赏赐人民十二年(指文帝前十二年(前167))一半的租税。第二年,就免除了百姓田地的租税.)

《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匈奴数侵盗北边,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

(匈奴(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胡族的一支。商、周时称为严允、荤粥,战国时始称匈奴。以游牧为业。秦曾派蒙恬修长城以拒之。西汉武帝以前,经常侵扰西北、北方边郡)屡次扰掠北方边郡,驻守这一地区的军队数量很多,边区的粮食不足以供给应当供应的人员。于是,政府招募百姓,凡能够捐献或转运粮食到边郡的,赐给爵位,最高可至大庶长(爵名,二十等爵制中的一个等级。商鞅变法时制订,汉代继承下来。二十等为: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三级簪袅(又称谋人),第四级不更,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三级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上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彻侯(通侯)。索隐按:汉书食货志云文帝用晁错言,“令人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为差”。)。)

《汉书卷二十七下之上•五行志第七下之上》:“文帝十二年,有马生角于吴,角在耳前,上乡(向)。右角长三寸,左角长二寸,皆大二寸。刘向以为马不当生角,犹吴不当举兵乡(向)上也,是时,吴王濞封有四郡五十余城,内怀骄恣,变见(现)于外,天戒早矣。王不寤(悟),后卒举兵,诛灭。京房《易传》曰:“臣易上,政不顺,厥妖马生角,兹谓贤士不足。”又曰:“天子亲伐,马生角。””

(文帝十二年,吴国有马生角,角在耳前,向上长。右角长三寸,左角长二寸,都是二寸粗。刘向以为马不应当长角,就像吴国不应兴兵向上一样。这时,吴王刘濞封地有四郡五十余城(四郡:东阳郡、鄣郡、会稽郡、吴郡。楚汉之际,会稽郡析出吴郡),心怀骄傲,变节的心已表现出来,上天早有警戒。吴王不醒悟,后来终于兴兵,被诛灭。京房《易传》上说:“臣轻慢皇帝,政务就不会顺利,出现的妖孽就是马生角,这就是所谓的贤人不足。”又说:“天子亲自讨伐,马就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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