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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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随笔卷下
泸溪县知县顾奎光撰
桓、宣继弑而书「即位」者，外援既定，内位既固，从容成礼，无复危疑畏惮之心，可以见乱贼之得志也。
桓公元年「三月，公会郑伯于垂」，即书「郑伯以璧假许田」，所以结郑也。宣公元年夏，书公会齐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齐」，即书「齐人取济西田」，所以赂齐也。此与「会于稷以成宋乱」，「取郜大鼎于宋」皆同。盖乱贼所畏，不在强大，而在无欲。
晋赵盾帅师救陈，下书「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会晋师于榧林伐郑」，言伐郑，故书「会晋师」，而赵盾已见于上文，不必复书赵盾，文自简明，谨礼于微，诸说俱可不必。
晋虽大国，独当一楚，犹或不敌，复加以秦，则晋不支矣。故晋与秦合而楚败，楚与秦合而晋败，殽之后，秦、晋报复纷然，自是晋之全力在秦而不在楚。至楚人灭庸，而秦、楚之交合矣。赵穿侵崇求成，益为失策，不能合秦以拒楚，而怒秦以资楚，舛矣。
经不书「师败绩」，而书「获其君与将」者，韩原之获晋侯，郑获蔡公子燮，盖君与将虽见获，而师徒不至大崩也。其书「败其师」而获君与「将」者，以「蔡侯献舞归，获莒挐」、「获宋华元」、「获陈夏啮」、「获齐国书」，皆师先败而君将复见获者也。或疑岂有君将见获而师徒不至大崩者？不知韩之战，晋戎马还泞而止，是以见获，而秦伯亦几为晋止，为庆郑所误耳。是晋侯虽获而师未动也。传叙城濮之战，楚惟中军不败；邲之战，晋惟下军获全，始书「败绩」，则知书败与否，皆据实而言。但君将见获败，亦可想见矣。
赵盾舍灵公而欲立公子雍，秉国者如此，便是大事。糊涂令狐以后，秦晋之搆兵，盾为之也。其邢政偏颇，绝无执守，内不得于君，而外不竞于敌。三传所纪，如鉏麑、弥明、灵辄等事，人艳称之。吾谓厚施养士，使君侧左右皆为之死党，后来游侠气习已开于此。桃园之贼，即赵氏羽翼，穿特为之首耳。
盾于赵穿，曲徇其意，正欲得其死力。如求成于秦，而反伐其与国，秦非畏晋者，安得成？盾非不知此，以穿欲得兵柄，故遂使之。侵郑之役，合诸侯之师，力非不足而去之，亦缘君臣相图，意不在郑。弑械于此成矣。其亡也，以君委穿而已。且中立不成则奔，成则复，穿愚而盾巧矣。亡不越竟，而非谓越竟讨贼，遂可免罪。即使盾归罪于穿，执而戮之，终无以自解。刘氏敞谓：「盾之免与不免，在乎讨与不讨，而不在越与不越。」此未是。司马昭即斩贾充，亦何以谢天下？何况成济。
鲁宣继弑，齐惠亦继弑，故宣之立，不事晋而事齐。郑襄继弑，晋成亦继弑，故襄之立，不附楚而附晋。所谓同恶相济。
齐侯止公以叔姬免五年春。晋侯止公以赂免。鲁本望国，至是辱甚矣。黑壤之盟在七年冬
仲遂之卒，上书「公子」，下书氏及名，互详之也。春秋未尝贬，曷为不贬？遂之恶无待于贬也。
弑君大恶，天地所不容载，非文字间贬斥得蔽其辜，故文姜、哀姜犹称「夫人」、「小君」，庆父、仲遂犹称「公子」，正欲天下后世见其为夫人、公子，罪乃益重。若不书，与常人等耳。文姜孙齐不书「姜氏」，哀姜丧归不书「姜」，恐是遗阙，姑为说之耳。
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胡传曰：「著咎征焉。」此说为胜。潦车载蓑笠，士犹备之，岂有葬君母而无备者？宣公亲母，且由以得立，未必苟简从事。「不克葬」，则雨甚矣。弑君逐嫡而居然正夫人之位，生荣死哀，岂复有天道乎？雨甚水至，逾时淹日，不能成礼，亦足觇天人之理矣。
宣公三年，楚侵郑书「人」，四年，伐郑书爵。胡氏曰：「与之也。归生有可讨之罪，而楚非讨罪之师，春秋安得与之乎？」五年伐郑书「人」，九年伐郑又书爵。胡氏曰：「下书晋却缺帅师救郑，则知其非与之。」然则四年伐郑，果可为与乎？吾谓楚之伐郑，皆非予词，君行则书爵，大夫行则称「人」耳。若晋郤缺帅师救郑，与阳处父帅师伐楚以救江同意，有救之名，无救之实，力不足畏，德不足怀，救江而江灭，救郑而郑叛，犹之弗救而已。春秋愤楚之凭陵而书「救」，以解嘲耳。故十年楚伐郑，士会之救遂不书，盖谓晋救不足为有无也。
楚人杀陈夏征舒，予楚也。合下入陈纳孔宁、仪行父二事观之，固未尝以讨贼予楚。盖自征舒言之，则弑君之贼，虽蛮夷戎狄亦得明正其罪，而又伤王法之不申，伯威之不竞，此书杀征舒意也。自楚言之，则既有利心，复纳乱臣以间之，若正本、清源，二人当与征舒同辟，一杀一纳，于义安居？书「入」书「纳」，可见楚之非伯讨矣。
左氏叙邲之战，说楚之所以胜，在晋人口中叙出，晋之所以败，在楚人口中叙出。其叙楚之胜，在楚之不欲战处见之；叙晋之败，在晋之或欲战或不欲战处见之。不必看到交锋接创，已自胜负燎然。
晋杀其大夫先縠，不正其邲之罪，而加以召狄者，何也？桓子请死，而士贞子救之，若赵穿、魏锜皆无讨焉，则无辞以诛縠，故置邲事不问，而以召狄中之，可见縠之刚愎不容于晋矣。
宋人及楚人平宣十五年夏。左传言：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而起之。子反惧，与之盟而告王。公羊言：「司马子反乘堙而窥宋城，宋华元亦乘堙而出见之。」二传不同，公羊语为可信。子反为大将，军中守备护卫必然严密，何以夜入登床如无人焉？果尔，则必如后世剑侠之术也，异矣。
春秋书「饥」、书「有年」，重民命也。桓、宣书「有年」，说者胡氏、孙氏以为不宜有。夫其君是恶，其民何罪？此正见天心之仁爱耳，复何异乎？汪氏克宽曰：「幸其仅有年也，得之矣。」亲戚间财帛交际，若我贫彼富，不可不分明，我富彼贫，又太分明，不得锱铢计较，纵是分所应得，亦能致怨。
宣十四年秋九月，楚子围宋，至十五年五月而后宋及楚平，其服宋也，可谓难矣。宋人告急，晋安得不救？而伯宗之言曰：天方授楚，未可与争。虽晋之强，能违天乎？谚曰：高下在心，川泽纳污，山薮藏疾，瑾瑜匿瑕，国君含垢。君其待之。晋本畏楚，而伯宗复以此言佐之，晋益不振矣。楚虽强，而顿兵坚城之下已逾半载，师老财匮，势如弩末，使晋救之，未必不退，而包羞忍耻，不敢出师，顺天者存，果如是乎？书「宋人及楚人平」，所以伤中夏之无盟主而讥晋也。说春秋者，乃以专政擅名罪华元、子反，岂识轻重哉！
楚围宋而晋不救，于是宋未下而鲁先降矣。十五年春，公孙归父会楚子于宋。使晋能救宋，鲁犹有所恃也。
孟献子谋鲁，荐贿以求免，其恇懦无策与伯宗同，而一则以礼意文之，一则以天意诿之。故谋国者，论时势，不容以盛衰强弱委之天意，而不知自强；论道理，又不可珠玉皮币之事，为以小事大之礼。后世若汉、唐之和亲，宋之岁币，孟献子之故智也；宋之偏安，伯宗之故智也。二人言皆可听，而误国不小。
断道之盟宣十七年，五国之君皆在，故书爵，非予之而贵之也。外楚既无事实，谋齐亦出私愤，何予之而贵之有？予之，赵氏鹏飞说；贵之，家氏铉翁说。
宣公即位以来，事齐甚至，末年乃谋伐之，必不堪其诛求也。依人自立者必受其敝，以力服人者必反为雠。石晋之于契丹，亦犹是矣。
宣公弑立，而叔肸非之，织屦而食，终身不食宣公之禄。与之财，则曰我足矣。谷梁以为通恩，胡氏以为明亲亲，厉不轨，其贤于春秋宜也。书字必赐氏也。胡氏以不用事不见经为疑，非也。不食其食矣，其不用事可知也。赐氏，自是宣公之恩，叔肸有不得而辞者，未有君不赐氏，春秋贤之而特加以字者也。叔肸以加字为贤，则仲遂当去字为贬。遂不可去字，则肸亦不可加，故断其为宣公赐也。
鲁肸、卫鱄皆公弟之贤者，卫献无信故去之，鲁宣有恩故留之，所遇异也。杨氏士勋以春秋字肸而名鱄，强分优劣，非是。然则仲遂亦字，谓遂贤于鱄，可乎？
楚子旅书卒不书葬，公羊以为辟其号，是也。孙氏复曰：贬之也。春秋于列国之君，不备礼不书葬，不往会不书葬，皆非贬词。如贬之，则于吴、楚并不书卒可矣，何独不书其葬哉？
宣公薨而归父逐，榖梁曰：捐殡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胡氏曰：「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论固正矣，然使旧主耄昏，奸权擅柄，新君嗣政，大憝不除，而执「三年无改」之说，袭其粃政，用其私人，因循而莫敢动，何以明赏罚而新号令？若归父，则固不必逐，而逐之若是亟者，以欲去三桓之怨也。行父始不能治仲遂之恶而比之，继不能忍归父之怨而逐之，则是为死君而已矣。
鞌之战，成公二年，四卿并将，扫境兴师，大夫气熖赫然，而公室微矣。然亦不独鲁也，战鞌之后，即为袁娄之盟，征伐者大夫，会盟者亦大夫，虽其来有渐，而是役实一大关目也。
自鞌以后，六年侵宋，则仲孙蔑、叔孙侨如；昭公十年伐莒，则季孙意如、叔弓、仲孙玃；定公八年侵卫，则季孙斯、仲孙何忌；哀公二年伐邾，则季孙斯、叔孙州仇、仲孙何忌。而鞍之役，尚有臧孙许、公孙婴齐；伐莒之役，尚有叔弓，余则无非三家者。故大夫擅兵，自翚帅师而已然若兵柄悉属三家，则自此始耳。
成公以前，民犹公家之民，兵犹公家之兵，故师则命帅，将必属卿。至是则各自为帅，有专属而无兼统，故分则独出，合则并出。然三家之中，季孙为主，后此书并将无有不合季孙者，惟六年侵宋不预耳。
阳桥之役，王卒尽行，楚以众胜，而晋亦辟之，故侵卫书「师」，盟蜀书「人」，皆著其众也。人楚，故并列国之卿人之，又以见服从楚者众也。中书「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见侵卫盟蜀者，为婴齐也，非贬词，盖不待贬耳。三年伐郑，晋、宋、卫、曹并书爵，则以其君自行，亦非予词。夫冬盟蜀，则即楚而背晋在十一月。春伐郑，则即晋而背楚。正月。反复无常，二三其德，难乎其立国矣。屡书「公」而不讳，亦危之也。
郯伯姬来归，杞叔姬来归，皆见出也。虽未审其事，然为不安于国则同。叔姬之归，杞伯先来朝而后复逆其丧者，杞素畏鲁，故未敢决绝耳，未见叔姬之优于伯姬也。虫牢之盟，左氏曰：「郑服也。」郑以讼许不胜，急而求合，非力屈而服，非心悦而服，虽汲汲为此盟，而必不能固矣。吴伐郯。成公七年春。家氏铉翁曰：「贵郯而贱吴也。」夫吴为太伯之后，而周章武王所封，何贱焉？孙氏复曰：「恶其僭号也。」是时楚僭王号，方主夏盟，春秋书子、书卒，业已与诸夏同，何独恶吴之僭号？其书国者，始通上国，犹略之之词。逮盟会渐数，故至襄五年于戚则书「吴人」，襄十年书「吴子卒」，则详之矣。楚见于经，始亦称「荆」庄公十年九月书「荆败蔡师于莘」。至庄公二十三年书「荆人」，僖元年书「楚人」，四年书「楚屈完」，二十一年书「楚子」，亦渐详之也。蛮夷渐盛，交于诸夏，而无攘却之者，圣人忧而伤之，则有之矣。若曰书国、书人皆为恶斥之词，则其强盛之时尤当痛绝，不应严于前而恕于后也。以书国为贱，以书爵为贵，则盂之会、黄池之会，可谓贵之乎？
吴与楚敌已久，蛮夷自相攻伐，圣人弗责也。至是则兵连上国矣，故以伐郯始，犹楚之见经以败蔡师于莘始也。
易首乾坤，诗始关雎，书「重厘降」，礼谨大昏。春秋为国史，于男女夫妇之间，未尝不反复致意，以其为人伦之始也，故于「纳币」、「亲迎」、「致女」、「逆女」、「来媵」、「来归」，苟非得礼为常事，莫不悉书；于大美大恶，则尤言重词复，不厌其详。于文姜则详之，「会禚」、「亨祝丘」之类，志淫也；于哀姜则详之，「纳币」、「观社」、「遇榖」、「盟扈」之类，志乱也。内女之贤详书之者，纪叔姬媵也，而书「归」、书「卒」、书「葬宋伯姬」尤详，凡七见经，皆以其守贞而全义也。此不特见史法详略之宜，而圣人重男女夫妇之节亦显然矣。
孔氏颖达云：「史称有屠岸贾者，有宠于灵公，此时为司寇，追论赵盾弑君之事，诛赵氏，杀赵朔、赵同、赵括而灭其族。案：三年传，栾书将下军，则于时朔已死矣。同、括为庄姬所譛，此年见杀。成公八年，赵朔不得与同、括俱死也。于时晋君明，诸臣强，无容有屠岸贾辄厕其间，得如此专恣。又说云：公孙杵臼取他儿代武死，程婴匿武于山中，居十五年，因晋侯有疾，韩厥乃请立武为赵氏后，与左传背违。马迁妄说，不可从也。」汪克宽氏曰：「史记称屠岸贾诛赵氏，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皆灭其族。而春秋止书杀同、括，不书杀朔、婴，则不惟与传抵牾，亦且与经相戾。此据经驳史，尤无可疑。左氏于赵氏事如鉏麑、提弥明、灵辄辈皆记之，岂有杵臼、程婴所为略不一及？而其事又非寻常，不容泯泯反复核之，史所言恐无稽也。」
使召伯来锡公命，称天子，益知天王之称王，非贬词也。孔氏颖达曰：「称天王者二十五，称王者六，称天子者一。王称并行，传无异说，故知天子、天王，王者之通称也。」
生而赐氏者三：季友、仲遂、叔肸也；以父字为氏者一：仲婴齐也。皆变礼，故书之。
晋侯执曹伯，归之于京师。书爵者，书其归京师为天讨也。虽伯主，必能尊王而后可以讨罪。晋侯是举，能正已矣。负刍弑立，稽三载而执之，则缓；列之会而执之，则谲。春秋善善从长，无不足之词。盖初时诸侯请讨，晋以伐秦为劳，请俟他年。此与之会，负刍不敢不至，因而执之，则不兴师旅，罪人斯得，皆有息民之意焉。此春秋之所恕也。
公如京师成十三年三月。因伐秦也。不书「朝王」，必其不成朝王之礼也。宣伯欲赐，请先使王以行人之礼礼焉。孟献子从，王以为介而重贿之。是时凌替已甚，更不如河阳、践土时矣。王待诸侯之臣若此，则诸侯可知当时局景，岂特下堂而已。若使朝王成礼，虽以他事至，而存之二百四十年，以志饩羊之意，未必非春秋所乐书也，故传言「朝王」而经不书。
子鱼让宋襄公，子西让楚昭王，子良让郑襄公，子臧让负刍，季札让僚及光，皆能敝屣千乘者，而子臧、季札尤称其贤。然较争夺篡弑之人，虽过百倍，而反使争夺篡弑者偃然得志，君父大雠，不复关念，惟知归洁其身，非圣贤所许也。晋人执负刍，将见子臧于王而立之。其将亡也，国人皆将从之。外为大国所与，内为国人所归，而不能正负刍之罪，是其守节，适以成就乱贼而已。
鲁两婴齐：仲婴齐，仲遂子也。公孙婴齐，叔肸子也。叔老、叔弓、叔辄、叔鞅，始以叔为氏，而婴齐称公孙，故知以王父字为氏者，正也；仲婴齐其变也。
钟离会吴，通吴以牵楚也。
范文子其大臣乎，忧深而虑远。伐郑之役，成十六年。则曰：「若逞吾愿，诸侯皆叛，晋可以逞。若惟郑叛，晋国之忧可立俟也。」盖逆知必有楚师矣。及战于鄢陵，则曰：「夫合诸侯，非吾所能也，以遗能者。我若群臣辑睦以事君，多矣。」又曰：「惟圣人内外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鄢陵之反，至于祈死而死，盖厉公之侈，栾、郤之不协，外嬖与诸大夫之相争，势必作难，而又胜楚以益其疾。故鄢陵之胜，晋君臣之祸也。孟子曰：「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春秋诸臣，惟文子知此意，贤哉！
榖梁曰：「四体偏断曰败。」此言败则目也，其说固矣。春秋书「败绩」者，其君皆折肱伤股乎？
伐郑之役，王臣始会伐，成十六年秋。自尹子而后，以诸侯用王师，而王臣奔走与诸国大夫无异，此又一变也。非挟天子以令诸侯，乃挟诸侯以令天子矣。高氏闶谓其扶义以令天下，岂不谬哉！
王臣会伐，自刘康公、成肃公从伐秦始，至尹武公同伐郑，经始书之。继是复伐郑，则尹、单二公并预柯陵之盟，歃血要言，王官与列卿夷矣。然首止、葵丘会而不盟，翟泉为盟之始，此则会伐而同盟之始。僖公八年洮之盟，王人与焉，微者也。且王室有难，故无讥焉。
晋弑其君州蒲，称国以弑，不得其主名也。或本国史官书之，或鲁史书之，则圣人因之，否则不得而悬坐也。董狐、南史所以可贵。
行父，乱贼之尤也。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小善耳，岂足掩其夫恶哉！仲遂弑君，而人谓之贼，行父与于弑君，而人谓之忠，欺世盗名，又甚于遂矣。
简王崩于九月辛酉，讣告未及，邾子之朝，晋、卫之聘，皆无贬焉，此亦幸耳。当时诸侯即讣告已及，亦岂能因闻丧而辍朝聘哉？杨氏士勋谓鲁是有礼之国，焉得受之？不知鲁非昔日之鲁。春秋时，天王之待鲁为最殷勤，而鲁之事天子极偃蹇落穆，特较之射王中肩、首犯不韪者稍愈耳。
孔氏颖达曰：「经云六月庚辰，郑伯睔卒。传言七月庚辰，郑伯睔卒。」杜以长历校之，此年六月壬寅朔，其月无庚辰，七月壬申朔，九日得庚辰，则传与历合，知传是而经误也。经在当时，日月不应误，意是传写讹耳。其它残脱舛漏，亦不能无，读经者不可概忽为传疑，亦不可强生别解也。
遂城虎牢，扼吭拊背，得地利之胜者也。然悼公即位，诸侯大睦，故能逼郑以制楚，盖先得人和矣。 襄四年，公如晋，请属鄫，晋侯许之。五年，穆叔觌鄫世子巫于晋。九月，穆叔以属鄫为不利，使鄫大夫听命于会。六年，莒人灭鄫。鲁既属鄫而不能庇，故晋人以为讨。春秋鄫极微弱，宋人用之，邾人戕之，其受凌虐亦无如鄫者。至是见灭于莒，非必如榖梁立异姓以莅祭祀之说也。小国互相并吞，而大国莫正其罪，利其赂则请为属，不利则听其亡，鲁岂有字小之义乎？晋不讨莒而讨鲁，未为偏也。
季友赐费在僖元年，至襄七年，南遗为宰，始城费。自后南蒯以费叛，昭十二年。弗狃以费叛，定八年。至定十二年堕之。大夫方张，陪臣继叛，此天道也。
晋栾书、中行偃弑君，而书晋「弑」，则漏其主名矣，然犹知其为弑也。郑公子𬴂弑君，而以疟疾赴竟，若非弑者，然乱贼益巧，而史益无直笔矣。
「初税亩」，宣十五年始征私田也。「用田赋」，哀十二年则又加征矣。公田之法，什取其一，今又履其余亩，复什收其一。杜氏预说合于哀公「二犹不足」之言，故朱子从之。榖梁曰：「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是尚未至什而取二，故杜说为长。已为什而取二，至哀公托名军用，加敛于田，数之多寡不可知，要之又多于税亩矣。古者田出租，里出赋。赋之本义专为出军。租取民财，田主供之。赋取民力，商贾之里廛供之。国语孔子对冉有之言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赋里以入，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六百四十斛，秉刍二百四十斗，出米十六斗，不过是也。先王以为足。胡传取国语谓「田以出粟为主而足食，赋以出军为主而足兵。弛力薄征，当以农民为急，而增赋竭作，不使末业者独幸而免也」。观此，则「用田赋」者，乃令出粟者复出军，既失重本抑末之意，而更假军旅之名，为聚敛之实，不过加征以足用耳。吕大圭曰：陈君举谓以丘赋为未足，又以田赋之。田赋之者，家一人以为兵也。然九夫为井，六十四井为甸，甸出革车一乘，则是五百七十六夫而出七十五人。今几受田者皆出兵一人，比古七倍，恐加兵不至如是之甚。贾逵以为周制十六井赋戎马一匹，牛三头，今使一井之田出十六井之赋，是多于常赋十六倍，于理亦未然。论语有哀公问有若之言，是举宜出于哀公。然自襄十一年作三军，而民之属公者仅十二分中之五。至昭五年，舍中军，公室无复有民矣。此虽哀公之意，亦三家为之，故季氏使冉求访于孔子，可见哀公不得而为主也。
「初税亩」，首坏田制也。「作丘甲」，首坏军制也。至用田赋，则田制、军制俱乱矣。于倍征后加征，是乱田制；令出粟者出兵，是乱军制。六书故：「上取诸下曰赋。」禹贡：「厥赋惟上上错。」注：「赋谓土地所生，以供天子。」周礼：「以九赋敛财贿。」太宰八则，「五曰赋贡」。注曰：「率出泉也。贡，功也。九职之功所税也。」是租亦云赋，故曰赋税。而计口率泉，乃属兵赋。周礼「辨其夫家之众寡与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即汉之口赋也。左传言「悉索敝赋」，则以兵为赋。汉邢法志：「畿方千里，有税有赋。」税以足食，赋以足兵，始分赋、税为二矣。
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一百四十四夫。四丘为甸，五百七十六夫。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为成。一成之赋，长毂一乘、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二十五人为一甲，积四丘而具一乘，每丘出十有八人耳。作丘甲，则使一丘出一甲士二十四步卒，而长毂牛马之数亦加四之一，是每甸增一甲也。杜氏谓使丘出一甸之赋太过，此与用田赋不同。作丘甲专为益兵，而用田赋乃是加征耳。九夫为井，实则八家，盖去公田百亩矣，一丘止应一百二十八家也。税亩在宣公十五年，丘甲在成元年，逾三年耳。变乱先王成法，自其君始，而其臣遂无顾忌矣。成法既坏，则由是而作三军，舍中军，无所不可。故公室之分，宣公先启之也。
鲁本有三军，而此言作者，分公室之始也。专擅改作不足责，而弱公强私之罪大。
始则三分其民，三家各得其一。继则四分其民，季氏独得其二。故作三军而三家并强，舍中军而季氏独强。
邢丘之会，襄八年命朝聘之数也。大夫听命，已为过矣，况诸侯乎？胡氏曰：「朝聘，事之大者，而使大夫听命，无乃以姑息爱人而不由德乎？」是不知晋命朝聘之数，为以天子自居，而欲使诸侯亲自𫖯首于坛坫之下，以成其僭妄也。榖梁曰：「见鲁之失正也。」不知此正以公不与会，稍为得体。以为失政，非也。陈氏傅良曰：「大夫不书，尊晋侯也。」亦无此意。伯主尊大，自为典制。彼不尊周室，春秋何为独尊晋侯哉？晋侯亲发命，郑伯亲听命，则书晋侯、郑伯而已，无所庸其尊。高厚、向戍辈知有伯主，不知有天子，奉命惟谨，微之则书人而已，亦无所庸其贬。
溴梁之会，襄十六年。高厚歌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大夫遂自盟。是大夫之盟，固有君命矣。孔氏颖达云，「君使之盟，非自专也」。高厚是大夫，盟高厚，故使大夫，无诸侯盟大夫之礼。公、榖、胡氏皆以为诸侯失政，大夫不臣，殆未考本事。政在大夫，岂自今日始哉？
悼公三驾，襄十年秋，戍郑虎牢，一也；十一年秋，同盟于亳城北，二也；九月会于萧鱼，三也。三驾而后得郑，诸侯之劳肄亦甚矣。盟则不如召陵，战则不如城濮，其得计者，在城虎牢以逼郑，而通吴以牵楚，故郑服而楚亦不争。其不与楚战，终是畏楚之意，多以为疲楚者，非也。
吴子寿梦卒，临于周庙，礼也。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是故鲁为诸姬，临于周庙；为邢、凡、蒋、茅、胙、祭，临于周公之庙。是则传所言「周庙」者，宗庙也，文王庙也；「周公之庙」者，祖庙也。诸侯不敢祖天子而有文王庙，非礼也。
杜氏谔曰：「宣十八年录楚子旅卒者，甚其暴盛。此书吴子乘即寿梦卒，亦以其暴盛。」此说无理。国君薨卒，来赴告则书之，否则不书，此常例也。若云甚其暴盛，则春秋书「卒」，如杞、邾、莒之君亦书，岂有暴盛意乎？盟会侵伐，其暴盛于生时为甚，何反于书「卒」而见之乎？
襄十三年「春，公至自晋」，传云：「孟献子书劳于庙，礼也。」桓二年传曰：「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至，舍爵策勋焉。公之如晋也以朝，且拜士鲂之辱。」其事伯主，卑恭已极，告事而已，何劳可书而谓之礼乎？长樗之盟，孟献子相。襄三年夏，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惧矣。」恭不近礼，识者非之。献子有贤德，而不知事大之礼，使其君屈体强大，仆仆道途，又自以为功，可谓无耻矣。
晋侯搜于绵上以治兵。士匄让荀偃，韩起让赵武，栾黡让韩起。传言「晋国之民是以大和，诸侯遂睦」，其事在襄十三年。至十四年春，会于向，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则云「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是与「诸侯遂睦」之语相背矣。及夏伐秦之役，荀偃欲战，栾黡径归，而栾针死，士鞅逐，其不和如此。一年之间事，语不相应，自为矛盾，左氏可尽信乎？
卫侯出奔齐。以臣逐君，不可训也，故失国而不名。晋为伯主，当正林父之罪而纳卫侯。乃听师旷、荀偃之言，反助林父而立剽。政、邢既失，则齐人之贰，正不在假羽毛而弗归也。师旷之言，似识道理；荀偃之言，似识时势。此谓巧言乱德。
襄十九年八月，仲孙蔑卒，而二十年正月，仲孙速会莒人盟于向。二十三年秋，仲孙速卒，而二十四年春，仲孙羯帅师侵齐。此不行三年丧之始。
季武子废弥公鉏，立纥悼子，而公鉏即为仲孙废秩立羯。武子明知秩长当立，而无以答公鉏，故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
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啖氏曰：「不言叛，为内讳也。」非也。「叛」者，从其国言之，如卫孙林父、宋华亥、宋弟辰、晋赵鞅等是也。书「来奔」者，词系于鲁，而不系于邾。何由书「叛」？经书三叛人：襄二十年邾庶其，昭五年莒牟夷，三十一年邾黑肱，皆季氏为逋逃之主，而公不在国也。季氏外倚强臣，内受叛臣，所谓同恶相济。
庄公之弑，晏婴不死，其言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此贾举、州绰之徒所以不得为死节也。然身为大臣，于君之失德，无谏诤之节；君之临危，无捍卫之谋。及君既死，不能讨贼，复不能洁身而去，徒以婴言为贪生苟免之计，则害义矣。
宋公杀其世子痤。襄二十六年秋。谗痤者，伊戾也；杀痤者，向戌也。大臣不贤，女寺得计，能使人君父子不能相保，而无敢明白其事者。江充之谗戾太子，使为宰相者能持重，而以田千秋之告武帝者入奏，帝未必不悟，乃仓黄发兵，至于两败。张九龄去而太子瑛死，李泌在而广宁王安。由是观大臣之系于国家，岂浅鲜哉！
向戌以弭兵为名，而晋、楚之从交相见。自此南北两伯，而中夏诸侯皆南面朝楚，乃东西并帝之权舆也。故宋之会，为春秋一大关键。襄二十七年夏。
向戌之弭兵，又即战国合纵之始也。但此主通和，彼主拒秦耳。其游说列国，颇类苏秦。
宋之盟成于二十七年之秋，至明年而宋、郑、陈、许皆旅见于楚，公留楚七月，至使亲禭。见辱如此，谓非向戌之罪乎？然晋已不竞，无能庇诸侯，其折而服从楚，亦势也。襄二十九年夏五月「阍弑吴子余祭」，与「吴子使札来聘」文不隔月。盖余祭使札在先，被弑在后。札之至鲁，未及闻丧，故请观周乐而后去鲁。据吴赴，则余祭弑在前，季札至在后，则追书于来聘之上。杜注、孔疏皆极明白。传言「城杞」在六月，而士鞅之聘、杞子之盟，俱在「城杞」之下，则札来在六月可知。春秋于夏五月下连系七事，更不隔月者，盖使五月书「吴子弑」，六月书「吴子使札」，则将以札为夷昧所使，而君尚未葬，概行吉礼，益滋后人之疑矣。
襄二十八年十有二月，天王崩，灵王乙未楚子昭卒，明年春王正月书「公在楚」，夏五月书「公至自楚」，不奔天王之丧，而送楚子之葬，何也？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冬十月，葬蔡景公，即书「会于澶渊，宋灾故」。不讨弑君之贼，而恤失火之灾，何故？公在楚，为天王崩而书，非以存君；宋灾故，为葬蔡景公而书，非为失信。
子野卒而立禂，穆叔不欲，而季孙立之，盖立长立贤，权臣所忌也。
莒人弑其君密州。程子曰：莒子虐，国人弑之而立展舆，展舆非亲弑，是也。如传云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则弑君与父，不容不书。且经云「密州」，传云「买朱鉏」，显与经异，当以经为正。
宋之会，晋楚并伯。申之会，昭四年夏。楚专会诸侯而独伯矣。然鲁辞以祭，卫辞以疾，曹、邾辞以难，楚威虽盛，而诸侯之未肯甘心服从，犹可见也。在会而执徐子，盖欲以威诸侯；至秋而伐吴，则宋、郑、滕、小邾亦不与矣。
中军之舍，昭五年春。乘叔孙豹之卒，豹卒于四年冬十二月。不特卑公室，并以弱仲叔二家也。
惠墙伊戻之谗太子痤也，以坎牲加书，平公既知痤之冤而烹伊戻矣。及寺人柳之谗华合比也，亦坎牲加书，平公又信之。一法再施，而又屡验，何以接踵蹈袭？平公明而复暗，佐无左师之聒，亦绝不为解也。此传之可疑者。
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齐平。传曰：「齐求之也。」若谓与燕平，则下云「燕人行成，盟于濡上，且归燕姬，赂以瑶瓮、玉椟、斝耳」，是燕求之，不应云齐求之。若云与鲁平，则齐、鲁十数年中并无怨隙，自崔杼伐我北鄙之后，襄二十五年已有庆封之聘，未尝搆怨，何事议和？即云昭公即位以来，未尝与齐通好，然但求通好，会可也，盟可也，何必言乎？李氏廉谓下文又有「叔孙莅盟」，正与叔还莅盟之事相类。然「郑人来输平」，隐六年。则平狐壤之怨；定十年。「及齐平」，则平八年侵齐伐鲁之怨；定十一年。「及郑平」，则平六年侵郑取匡之怨。独此与下「莅盟」，后虽有属，而前则无根。以经文求之，则「暨齐平」即蒙上「伐北燕」为文，间时不间事。而叔孙莅盟在三月公如楚之后，间事复间时，则以为燕、齐平较优。
葬陈哀公。谁葬之？舆嬖袁克葬之。是未必成葬礼，诸侯未必敢往会葬。楚灵之暴，并未必能葬故君以示恩。而春秋书葬者，与下书「会陈」、「陈灾」同为特笔，以绌楚而存陈也。
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书楚子名，变例也。公羊曰：「绝之」，胡氏曰：「恶之」，高氏闶曰：「同斥其名，以见其罪。」同说皆是。然楚灵罪大极恶，非书名足以蔽辜。毛西河说实未得确然之义。春秋非失国而生名者，卫侯煅及楚子虔。
许世子止弑其君买，三传皆以为非弑。诸儒释之，又以不尝药为无解于弑，以合经文。然左氏言止奔晋，榖梁言止未逾年而死，其纪已有参差。吾谓春秋原情定罪，竟以许止、蔡般一例并书，未免漫无区别。欧阳公竟以止为弑君，非无见也。公羊曰：「葬许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然则葬蔡景公，亦赦般乎？髡顽之弑以疟疾赴，楚麇之弑以疟疾赴，所以掩饰者，亦复略同。
曾子问曰：「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陈，闻天子崩、后之丧，君薨，夫人之丧，如之何？」孔子曰：「废。」然则是四者，虽祭亦告。卿大夫之卒，则不告也。榖梁言大夫之卒，虽祭，礼皆告于君。
檀弓：「仲遂卒，犹绎。仲尼曰：非礼也。卿卒不绎。」然则卿大夫之丧，正祭不可废，而绎祭可废也。何休言礼，大夫死，为废一时之祭。有事于庙而闻之者，去乐；卒事而闻之者，废绎。是故万入去籥，非礼之礼也。绎祭尚可废，岂去籥足以明待大臣之礼乎？叔弓盖莅事而卒于庙，非当祭而告也。去乐卒事，乃礼之正，与去籥一失一得。
昭二十二年六月，叔鞅如京师，葬景王，王室乱。此春秋特笔也。鲁之如京师者止此矣。王室之乱，亦无复能安定之者矣。既伤无王，兼惜无伯。昔时子颓、子带之难，恃有桓、文起而定之。今则两王并立，共主播迁。至四年之后，始为黄父之会，犹曰将待明年。怠敖至此，欲其勤王以求诸侯者，亦不可得。故特书王室乱，所以重责盟主而兼及诸侯。
子朝告诸侯之词甚直，其言「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王不立爱，公卿无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寿早夭即世，单、刘赞私立少，以间先王，亦惟伯仲叔季图之」。盖子朝是庶长，而王猛、敬王是太子母弟。刘、单奉嫡以绌庶，尹、毛奉长以绌幼，故子朝以齿序为辞。自春秋书「王子猛卒」，又书「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然后天位大定，而庶长不得干嫡幼之分明矣。
王城曰东都，对西京而言。此一东西周也。东都自平王东迁以来世居之。洛诰所谓「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传所谓「定鼎于郏鄏」是也。亦名上都。成周，下都也，周公迁殷顽民于此，洛诰所谓「卜瀍水东，亦惟洛食」是也。而成周在王城东，故子朝据王城。敬王入成周，苌弘以敬王为东王，子朝为西王，此又一东、西周也。敬王不居王城，晋率诸侯城成周，遂定都焉。则以下都为东周，而非郏鄏之旧矣。洎考王封其弟揭于河南，曰河南桓公，乃前东都，即子朝所据，称为西周。威烈王时，桓公孙惠公复封其少子班于巩，曰东周惠公。韩、赵即其所封，分为二：显王寄居东周巩也；赧王复迁西周东都也，而周遂亡。此又一东、西周，则又以巩为东周，而非下都矣。
昭公两朝晋而一见止，五如晋而四不得入，此失国出奔之由也。季氏所畏者晋，而无忌于齐，使公朝必见盟会，必与睦于盟主，则季氏逐君，讵能晏然？惟意如结援晋臣，而恶公于晋，使晋视公藐然若无，而不复有敬礼之心，使公亦与晋愈疏，而不敢倚以自固。臣交日密，主势日孤，然后无君之心大逞。公虽流徙播迁，无复援而纳之者，季氏竟安意肆志，据有鲁国矣。故公之见辱于晋，正意如之谋，而薨于乾侯张本也。
释春秋而责昭公，是以成败论人。假令鬷戾不救，平子出亡，则将以刚果善断许之，而不复罪其轻发矣。公若、公为、公果、公贲、郈氏、臧孙，皆以私怨。若禘于襄公，万者二人，而众万于季氏，则大夫之怨平子，乃公愤也。僚祖告公，至于再三，而曰「非小人所及」，亦非一味轻举，特误以公果辈为可恃，而不知其亦徼幸于一胜耳。然伐季氏而入其门，无敢倒戟而御者，即孟、叔二家观望不动，登台之请，惶急已甚。此际能有操纵，使孟、叔不救而听其出亡，未至一败涂地。是公之伐季氏在不知人，而不可专责以逞私妄动也。
谗人以君侥幸夺门，诸臣是矣。
昭公入国甚易，而竟薨于乾侯者，由齐、晋无助之者也。凡君出奔者，必立一君以为之敌，如郑之突、卫之叔武及剽皆是。而昭公既出，君仍虚位，未尝别立新主。意如虽强，然孟孙终不为助，而甚畏于晋，车马衣屦之馈，伪为周旋。晋定使荀跞一讯，词哀而理屈，不敢悍然出无君之言，较之祭仲、高渠弥、元咺、孙林父、宁喜辈，其恶不如。至若叔孙昭子、孟懿子皆欲纳公，未尝得罪通国而卒不得归者，其不能自归，则为从者所劫；其不能正季氏之罪而归鲁君者，则在齐晋之君皆昏弱，臣皆贪黩，而无勤恤之意也。梁丘据取货，而齐为季援矣。范献子取货，而晋为季援矣。景及顷、定皆瞢然无定见，纷纷之议，反若季氏逐君为顺天而存，昭公失国为逆天而亡者。伯图不竞，君臣之义益不明于天下。经书曰「次于阳州」，「齐侯唁公于野井」，「齐侯使高张来唁公」，「晋侯使荀跞唁公于乾侯，控于大邦，唁之」而已，使在桓、文时，安得至此？此春秋所伤也。
公至自齐，居于郓，其设主以行告至之礼与否，不可知也。前年次于阳州，唁于野井，皆齐地，此书「至自齐」者，明郓之犹为鲁地也。然上言齐侯取郓，后言郓溃，二十九年，见此一隅之地，犹藉人之力有之，而卒不能有，自是削迹于鲁，而一民尺土非公有矣。
城成周，说者以为善列国，非也。王室之乱，在昭公二十二年，逾年而晋有围郊之师，四年而晋有黄父之会，及成周之城，阅十年矣。有怠慢若此，而谓之尊王勤王者乎？天王入于成周，无一字及晋纳王，见春秋之深恶晋矣。
公薨于乾侯，甚意如之恶也。有君不事，致淹恤在外八年而卒客死，其罪上通于天矣。其不敢篡、不敢别立君者，外惧讨而内则孟、叔不同心也。说春秋者反责昭公，可谓不识轻重。是必祭则寡人含羞忍垢而老死牖下者乃为贤也，是犹以高贵乡公为罪而末减司马氏也。定公即位于六月戊辰，六月以前为昭，六月以后为定，然不可一年两君。而昭之薨在十二月，故即书「定元年」，仍是逾年改元之例。若昭薨于正月，则定虽六月即位，不得书「定元年」。
正月、二月无事，故书「春王三月」。左氏、公榖离而析之，故诸儒有正始而明王法，不与季氏颁朔之论。惟邵氏宝、赵氏恒、余氏光之说最简易。其竟不书「正月」者，昭公之丧未归，定公之位未定，故不欲如隐、庄、闵、僖之例，无事亦书，所以存其实也。
以「不讨贼」责定公，是又欲其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也，可谓不识时务。汪氏克宽以不讨贼责之，而家氏铉翁并例定于篡，更深文矣。春秋但据事直书，书日者，见犹是殡而即位之常。书「即位」者，正以明嗣君继及之始，不与季之得专废立也。书法详明，岂有先罪定公之意？
定公初年，夫子不仕，是未有用之者，说者更谓昭、定之际，子有所歉故然。集注于子奚不为政亦及此意，实则非也。若云恶定公之立不正与季氏之逐君，当始终痛绝，决志不仕，何以恶于初年而恕于中叶？又何以恶平子而恕桓子乎？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痛之也。距薨则八月，距丧归则逾月，又葬之墓道南，是不成乎为葬，而犹曰「我君也」，此鲁臣所泚颡也。我君而如此薨、如此，丧归又如此葬也，此圣人所痛心也。
春秋随笔卷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