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一四

△严武备

▲总论威武之道上

《易师》之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程颐曰：「《师》为卦，坤上坎下。以二体言之，地中有水为众聚之象；以二卦之义言之，内险外顺，险道而以顺，行师之义也；以爻言之，一阳而为众阴之主，统众之象也，《比》以一阳为众阴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师》以一阳为众阴之主而在下，将帅之象也。地中有水，水聚于地中为众聚之象，故为师也。君子观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众也。」

朱熹曰：「师，兵众也。下坎上坤，坎险坤顺，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农，伏至险于大顺，藏不测于至静之中，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养民则可以得众矣。」

臣按：先儒谓古者兵农合一，居则为比闾族党之民，役则为卒伍军旅之众，容之畜之于无事之时而用之于有事之日，此众即此民也，容之则保爱而不伤，畜之则聚处而不散，有以容之故无事之时得以生养而自遂，有以畜之则有事之时易于召集以相卫。国家之有众亦犹土地之有险也，地有险则人莫敢逾，国有兵则人不敢犯，然兵虽险而用之又必以顺焉，不顺不动也。

《序卦》曰：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程颐曰：「人之类必相亲辅然后能安，故既有众则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师》也。」

吕祖谦曰：「《师》以二为主，二将帅也，以一阳而为众阴之所听命者；《比》以五为主，以一阳而为众阴之所亲辅者也。《比》所以次《师》者，言众虽听命于将帅，而心当亲辅于君也。」

《杂卦》曰：《比》乐《师》忧。苏轼曰：「有亲则乐，动众则忧。」

余芑舒曰：「在上而得众故乐，居下而任众故忧。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乐也；鞠躬尽力，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师之忧也。」

臣按：《师》之为卦，万世论行师之道皆不出乎此。六爻之间，凡军旅之用，所谓出师、驻师、将兵、将将，与夫奉辞伐罪、旋师班赏，无所不有。先儒谓虽后世兵书之繁，不如《师》卦六爻之略，且所论者王者之师，比后世权谋之书奇正甚远。为天下者制师以立武，立武以卫国，卫国以安民，乌可舍此而他求哉？

《谦》：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程颐曰：「富者众之所归，惟财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执谦顺以接于下，众所归也，故不富而能有其邻也。邻，近也。不富而得人之亲也，为人君而持谦顺，天下所归心也。然君道不可专尚谦柔，必须威武相济，然后能怀服天下，故利行侵伐也。威德并著，然后尽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征不服者征其文德，谦逊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奔驰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谦之过也。」

朱熹曰：「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谦者也，故为不富而能以其邻之象，盖从之者众矣。犹有未服者，则利以征之，而于它事亦无不利。」

杨万里曰：「征不服者，不服而征，不得已尔。舜征苗，不得已也。汉武征匈奴，岂不得已乎？」

臣按：征者正也，下有不正，上则正之，下之人非有不正之事，而上之人辄兴师以侵伐之，则上已不正矣，如正人何？在上之人且谦柔和顺，而下之人乃负固不服，桀骜不驯，其不正甚矣，上之人专尚文德而不奋威武以正之，则流于姑息，失之宽纵，乃谦之过，非谦之益也，又岂所谓称物平施者哉？

《豫》：利建侯行师。

程颐曰：「豫顺而动也，豫之义所利在于建侯行师。夫建侯树屏所以共安天下，诸侯和顺则万民悦服，兵师之兴，众心和悦则顺从而有功，故豫悦之道利于建侯行师也。又上动而下顺，诸侯从王师，众顺令之象，君万邦聚大众，非和悦不能使之服从也。」

朱熹曰：「豫，和乐也。人心和乐以应其上也。」又曰：「建侯行师，顺动之大者。」

臣按：兵师之兴所以为民也，兴师而民心不悦，则其所行必非王者之师、仁义之举也。是以人君举事既揆之己，复询之众，众心和悦然后从而顺之，苟有不悦必中止焉，宁失势于他人，不失心于己众。

《酺》之彖曰：酺，扬于王庭，孚言信之在中诚已也号命众之辞有厉危也；告自邑私邑也，不利即从也戎尚武也；利有攸往。

程颐曰：「小人方盛之时，君子之道未胜，安能显然以正道决去之，故含晦俟时渐、图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当显行之于公朝，使人明知善恶，故云『扬于王庭』也。君子之道虽长盛，而不敢忘戒备，故至诚以命众，使知尚有危理焉。以此之甚盛决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备则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惧之心则无患也。圣人设戒之意深矣，然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胜之，故圣人诛乱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告自邑，先自治也。戎兵者，强武之事，不利即戎，谓不宜尚壮武也。」

朱熹曰：「酺，决也。阳决阴也，其决之也，必正名其罪而尽诚以呼号其众相与合力，然亦尚有危厉，不可安肆，又当先治其私而不可专尚威武，则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辞。」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程颐曰：「内怀兢惕而外严诫号，虽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

臣按：先儒谓「不利即戎」与「莫夜有戎」相应，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兴兵以寇君子，不利即戎言君子不当专尚威力以胜小人，盖君子之感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则君子未必有加于小人而适以败天下之事尔，此圣人之所以深戒也。然则所谓君子胜小人之道奈何？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胜之，养之以善而横逆自若也，则含晦俟时，以冀其机之可乘，仗义执言以明其罪之所在，布诚信以孚众心，申号令以竦众听，相与同心以除害，协力以敌忾，兢兢焉常存危厉之心，不欺彼衰而遂安肆也，业业焉益尽自治之道，不恃己强而事威武也，内怀乎兢惕，外严乎备戒，虽有仓卒莫夜之戎，亦无所忧矣。夫然后以堂堂之陈、正正之旗，举无敌之师而加诸有罪之人，夫何往而不成功哉？苟或恣其一决之勇而求大快于吾心，则非徒不能除其害，而反有以致其大害矣。圣人于《》之卦而丁宁深切如此，其为君子谋至矣，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萃》之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颐曰：「泽上于地为萃聚之象，君子观萃聚以除治戎器，用戒备于不虞。凡物之萃则有不虞度之事，故众聚则有争，物聚则有夺，大率既聚则多故矣，故观萃象而戒也。除，谓简治也，去弊恶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朱熹曰：「除者，修而聚之之谓。」又曰：「大凡物聚众盛处必有争，故当预为之备，如人少处必无争，才人多少间便自有争，所以当预为之防也。」

丘富国曰：「天生五材，谁能去兵？用兵乱也，去兵亦乱也。君子当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人之销锋镝、唐末之议销兵则非谓之除戎器。汉武席文景富庶之极，至穷兵黩武以事四夷，又岂戒不虞之义乎？」

臣按：民生于世犹泽在地中，泽润乎地而不燥，地容乎泽而不溢，相与含容而不觉其为多也。泽一出乎地上则日积月累，其出也无穷尽，其流也无归宿，则必有奔放溃决之虞矣。譬之民焉，当夫国初民少之际，有地足以容其居，有田足以供其食，以故彼此相安，上下皆足，安土而重迁，惜身而保类，驯致承平之后，生齿日繁，种类日多，地狭而田不足以耕，衣食不给，于是起而相争相夺而有不虞度之事矣。是以圣王随其时而为之制，既为之足食以顺其生，又为之足兵以防其变。所谓足兵者不止戎器也，而独以戎器言，盖兵与农皆出于民，农所以别于兵者，以所执之器异也，执耒耜痔钱镈者则谓之农，手戈矛擐甲胄者则谓之兵，其实皆民也，言器则人在其中矣。大抵兵威之所以不振者，由上之人狃于治安而不知戒也。盖事久则必弊，除其旧而新之则宿弊为之一新，人聚则必散，收其散而聚之则泮涣有所拘束，夫然则事之可虞者皆不足虞矣。窃惟我圣祖承元政废弛之后，民俗凋弊之余，大振威武以立国，内而畿甸、外而边方，设立卫所，每卫五所，每所千军，错峙郡邑之中以为民生之卫，盖不待民生之萃聚而后戒其不虞也，圣祖思患豫防之心远矣。今承平百余年，生齿之繁比国初几千倍蓰，而兵戎之众反不及什二三焉，岂《大易》因《萃》象以除戎器、戒不虞之义哉？伏惟圣明留心武事，明敕所司，通将洪武年间原设卫所军士队伍并见在数目以闻，下执政大臣，俾其详究军伍前后所以多寡之数，必欲复祖宗之旧，其道何繇，或别有它策，具疏备陈，然后集议，除其旧而新之，收其散而聚之，断断乎必有益于国、必无损于民然后行之，庶几合乎《大易》《萃》卦之象以为国家制治保邦千万年长久之计，宗社生灵不胜大幸。

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朱熹曰：「圣人之德，无一尘之累，无事则其心寂然，人莫能窥，有事则神知之用，随感而应。神武不杀，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谓。」又曰：「武虽是杀人的事，圣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杀也。」

臣按：神武不杀四字虽圣人以赞《易》卦之用，然武而谓之神，神武而谓之不杀，神武而不杀之一言，是诚圣人文化之妙、用武德之至。仁函阴阳生杀之机妙，仁义生成之化，方其事之未来也，运其神妙之机而测度之于几微、朕兆之先，及其事之既往也，敛其明照之用而包函之于幽微阴密之地，用是以立武则变化而莫测，运用而无方，仁厚而不伤，广大而无间，是即帝尧广运之武、成汤天锡之勇也。伏惟圣人在上，体《大易》神智之德，存神武不杀之心，民之有患，不得已而用武，本仁心而运神智，仗道义以施德威，以不杀而为杀也，则圣武布昭于天下，则其所谓乃武者不独并称于乃文，而且与乃圣乃神之妙用，巍巍乎、荡荡乎，与帝尧之德同一广运矣。

《虞书》：益曰：「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朱熹曰：「广者大而无外，运者行之不息。大而能运则变化不测，故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则谓之武，自其英华发外而言则谓之文。」

臣按：益赞尧之德不徒曰德而且曰帝德，广运不徒曰广运而继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谓之乃者，以见帝德之所以广运有此四者，而其所以知其为圣神文武者乃以时而出之也。本神圣以为文武，此圣人之文所以为文思而光于四表，而其武所以为神武而不杀也欤。

《商书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敷著圣武，代虐以宽，兆民允怀。

蔡沈曰：「圣武犹《易》所谓神武而不杀者，汤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宽，故天下之民信而怀之也。」

臣按：先儒谓不徒武而谓之圣武，以见其出于德义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圣武之实也。至于天下之民莫不信而怀之，此圣武之效也。

《诗商颂长发》之七章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遏同。苞有三蘖旁生萌蘖，谓韦顾、昆吾也，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韦顾、昆吾皆桀之党。

朱嘉曰：「武王，汤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讨也。言汤既受命，载旆秉钺以征不义，桀与三蘖皆不能遂其恶，而天下截然归商矣。初伐韦，次伐顾，次伐昆吾，乃伐桀，当时用师之序如此。」

臣按：先儒谓载旆秉钺，不敢不虔，所谓临事而惧也。夫成汤以天锡勇智之资，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犹虔敬如此，况无成汤之德之才而所遇者又非韦、顾、昆吾之敌，而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惧哉？

《殷武》之首章曰：挞疾貌彼殷武，奋伐荆楚。鹔冒也入其阻，裒聚也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朱熹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汤孙，谓高宗。旧说以此为祀高宗之乐，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挞然用武以伐其国，入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盖谓此欤。」

李雩曰：「楚为夷狄之国，世乱则先叛，世治则后服，商室中微，往往为患，高宗所以伐之。」

朱善曰：「自古中兴之君未有不以武德胜者，盖继衰乱之后，内之则法度之既弛、纪纲之既坏，外之则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胜之，则安能举王纲于已坠、合人心于已离、拨乱而复反于正哉？若殷之高宗是已，信乎其无愧于为汤之孙矣。」

臣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事之至难者也，然诗人颂高宗不徒曰武而曰殷武，而又以为汤之绪，以见高宗所以用武远伐暴乱者，不过承其先世余烈，以孙而成祖之功绪而已，然则后人所成之功，何者而非前人之绪哉？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谓文王设为天命文王之辞，无然不可如此畔离也援攀援，无然歆欲之动也羡爱慕，诞先登于岸道之极至处。密人密须氏，吉姓之国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国名徂往也共阮国之地名。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周师，以按遏也徂旅密师之往共者，以笃于周祜福也，以对答也于天下。

孟子曰：「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朱熹曰：「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羡，则溺于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济。文王无是二者，故独能先知先觉以造道之极至，盖天实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违其命，而擅兴师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则赫怒整兵而往，遏其众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盖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尝有所畔援歆羡也，此文王征伐之始。」

王安石曰：「有所畔援歆羡，不得其欲而怒，则其怒也私而已，文王之怒是乃与民同怒而异乎人之私怒也。」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怒而无所畔援歆羡，是怒而得其中，中而中其节，是之谓和。圣人一心中和之极，是惟不怒，而其所怒者必其所当怒而不可不怒者焉，无所偏倚无所乖戾，乃合天理人情于一心，故一怒而可以安天下之民。彼秦皇汉武之穷兵黩武，是怒所不当怒者也，所怒者一己之私，一怒而害天下之民，乃至毒流于四海，祸延于子孙。呜呼，可不戒哉。

其七章曰：帝谓文王，予设为上帝之自称怀眷念也明德文王之德，不大声以犹与也色，不长夏以革未详。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法也。帝谓文王，询尔仇方仇国，同尔兄弟与国也，以尔钩援钩梯也，与尔临临车也冲，以伐崇国名墉城也。

司马迁曰：「崇侯虎谮西伯于纣，纣囚西伯于泚里，其后赦西伯，赐之弓矢鈇钺，得专征伐。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归三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

朱熹曰：「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聪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吕氏谓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无迹，与天同体而已，虽兴兵以伐崇，莫非顺帝之则而非我也。」

严粲曰：「崇侯谮文王而文王伐之，疑于报私怨者，然虎倡纣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讨罪，何容心哉？盖由其心纯乎天理，故喜怒皆与天合，所仇者非私怒，所同者非苟合也。」

八章曰：临冲闲闲徐缓也，崇墉言言高大也。执讯连连属续状，攸馘割耳也安安不轻暴也。是类祭上帝是祃祭始造军法者，是致致其至是附使之来附。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强盛貌，崇墉仡仡强壮貌。是伐是肆纵兵也是绝是忽灭也。四方以无拂戾也。

左氏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

朱熹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缓攻徐战，告祀群神，以致附来者而四方无不畏服。及终不服则纵兵以灭之，而四方无不顺从也。夫始攻之缓、战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将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终不下而肆之也，则天诛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谓文王之师也。」

臣按：先儒谓文王之伐始于密，王功之始也；终于崇，天下遂无不服，王功之成也。文王伐崇之师，诗人于其卒章形容文王所以缓攻、徐战之方，致至待附之故，及其终不服从而后纵兵诛灭之意。朱子所以解释之者明白详悉，后世帝王伐叛讨罪所当取法焉者也。

《文王有声》之一章曰：文王有声，魌发语辞骏大也有声。魌求厥宁，魌观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即崇国之地。文王烝哉。

孔颖达曰：「武功非独伐崇而已，所伐邗、耆、密须、昆夷之属皆是也，别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后，故特言之，为作邑张本，言功成乃作邑也。」

朱熹曰：「此诗言文王迁丰、武王迁镐之事，而首章推本之曰文王之有声也，甚大乎其有声也。盖以求天下之安宁而观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君也哉。」

臣按：先儒谓文王之所以大有声者，本由于征伐，而其所以征伐者不过求天下安宁而观其功底于成耳。盖以既为人君则当奉天道以安民，民有不安必有逆天命以致之者，于是乎奉天命以讨其罪，使之不敢厉吾民焉。罪人既得而其所以为安集生聚之者不可无所居，故又为之邑以居之焉。凡若是者，非贪功以立威也，非广地以附众也，尽吾为君之道以无负上天付托之意焉耳。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言众也。矢陈也于牧野，惟予侯维也兴。上帝临女，无贰疑也尔指武王心。

朱熹曰：「此章言武王伐纣之时，纣众会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陈于牧野，则维我之师为有兴起之势耳。然众心犹恐武王以众寡之不敌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临女，无贰尔心。盖知天命之必然而赞其决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设言以见众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臣按：此诗可见武王之伐纣，盖承上帝之命，有如上帝赫赫然在上而临督之者矣，此众所以劝之无二其心也。盖人之心即天之心，人心之所欲即帝命之所临，苟拂人心而肆行己志，则是人心不归，人心不归则是上帝不临矣，上帝不临则其心不能无疑，其心既疑则虽有师徒之众、将帅之贤，亦岂能有成功哉？是故明主之兴师动众，恒反求诸心曰上帝临我乎？揆之天理而合则帝命在是矣，夫然后决然为之而不疑，不然则然而不敢少安也。

《诗序》：《酌》，告成大武也。曰：于叹辞铄盛也王师，遵循也养时晦。时纯熙光矣矣，是用大介甲也，所谓一戎衣也。我龙宠也受之，暗暗武貌王之造为也。载则也用有嗣，实维尔公事也允信也师。

朱熹曰：「此颂武王之诗。言其初有于铄之师而不用，退自循养，与时皆晦，既纯光矣，然后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后人于是宠而受此暗暗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师尔。」

臣按：先儒谓此诗颂武王之武功，言其初虽有甚盛之师，而退自循养，与时皆晦，不见其有迹，直至其时之至既纯光矣，然后一著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为武王之武也。后王于是宠而受此暗暗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师可也。不先时而动，不后时而靡，君之用武能如是，是亦武王也已。

《鲁颂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鲁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武貌虎臣，在泮献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问讯囚也如皋陶，在泮献囚所虏获者。

朱熹曰：「古者出兵受成于学，及其反也释奠于学，而以讯馘告，故诗人因鲁侯之在泮而愿其有是功也。」

其六章曰：济济多士，克广德心善意也。桓桓于征，狄遏也彼东南谓淮夷。烝烝皇皇盛也，不吴音话不扬肃也。不告于讠凶讼也，在泮献功。

其七章曰：角弓其觩健貌，束矢五十为束其搜矢疾声。戎车孔博广大，徒御无斁竞劝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违令也。式固尔犹谋也，淮夷卒获。

司马光曰：「受成献馘，莫不在学，所以然者，欲其先礼义而后勇力也。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若专训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礼义，奚所不为矣。」

臣按：朱熹谓作泮宫克淮夷之事，他无所考，故不质其为僖公之诗，而且以克淮夷为颂祷之辞，则是诗所谓献馘、献囚、献功者，则未必有是事也。然其事虽未必有，但味其辞，克而谓之既，既者已然之辞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鲁尝从齐桓会于咸，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尝从齐桓会于淮，为淮夷之病殽。当是时，主会在齐而僖公从焉，作颂者以公亦尝与齐之会，故掠齐之美者以颂鲁欤？其事之有无固不可必，臣载之于此，以见受成献馘之礼皆在于学，非但礼有是言，而古之人实尝行之，非虚语也。

以上总论威武之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