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冀州
［《传》曰：尧所都也。又曰：此州帝都，不说境界，以馀州所至则可知。《正义》曰：史传皆云尧都平阳。《五子之歌》云：「惟彼陶唐，有此冀万。」是冀州尧所都也。又曰：兖州云济、河，自东河以东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又曰：九州之次，以治为先后。以水性下流，当从下而泄，故治水皆从下为始。冀州帝都，故首从冀起，而东南次兖，而东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扬；从扬而西，次荆；从荆而北，次豫；从豫而西，次梁；从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后也。自兖已下，皆准地之形势，从下向高，从东向西。青、徐、扬三州并为东偏。雍高于豫，豫高于青、徐；雍、豫之水，从青、徐而入海也。梁高于荆，荆高于扬；梁、荆之水，从扬而入海也。兖在冀之东南，冀、兖二州之水，各自东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经兖州。以冀是帝都，河为大患，故先冀而次兖。若使冀州之水，东入兖州，水无去处，治之无益，虽是帝都，不得先也。苏氏曰：尧水，河为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兖为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尤甚。尧都于冀，故禹行自冀始，次兖、次青、次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虽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缓也。故次扬、次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故次豫、次梁、次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馀患，而雍最高，故终焉。渭按：尧都平阳，今山西平阳府临汾县西南平阳故城是也。李巡注《尔雅》，始解州名。《孔疏》以为所言未必得其本。其后《晋志》、《通典》亦皆有说。林少颖云：九州命名之意，盖出于一时之偶然，不可必求其义。傅同叔云：凡释九州之名者，皆因字生义云尔。未必得古人命名之实，不足信也。此真通人之见，今一概不录，以其言尽属傅会，且非要义所关也。］
古书言唐尧所居者三。一为帝都，《汉志》云：河东本唐尧所居。应劭曰：平阳、尧都，在平水之阳是也。二为始封之国：一在太原晋阳县，《汉志》云：故《诗》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晋水所出是也；一在中山唐县，《汉志》云尧山在南，应劭曰故尧国，张晏曰尧为唐侯国于此是也。郑康成《诗谱》云：唐者，帝尧旧都，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后徒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此皆在冀州之域，故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也。济阴定陶县，《后汉》《郡国志》亦云古唐尧所居，此则在兖州之域。《水经注》：永安本彘县，汾水自县西历唐城东。瓒注《汉书》云：尧所都，东去彘十里。按：永安今霍州，霍太山在其东。扬雄《冀州牧箴》虽有「岳阳是都」语，然岳阳所该者广，平阳亦在太岳之阳，恐不止永安，瓒说非是。
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曰：《蔡传》尧初为唐侯，后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按尧为天子，实先都吾晋阳，后迁于平阳，从不闻有都陶之事，真属臆语，即《书疏》、《左氏杜注》、《孔疏》亦不确。唯《汉书》臣瓒注：尧初居唐，后居陶，故曰陶唐。师古曰：瓒说非也。许慎《说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济阴。《夏书》曰：东至陶丘，陶丘有尧城，尧尝居之，后居于唐，故尧号陶唐氏。斯得其解矣。吾欲取以易《蔡传》。冀州不言境界，《传》说为正。马、郑皆云时帝都之，使若广大。然《孔疏》非之曰：夫既局以州名，复何以见其广大，是妄说也。晁以道云：亦所以尊京师，示王者无外之意。说本马、郑，班固所谓，非其本义，与不得已者。
或问：冀州欲言其境界，当云何？曰：若从《尔雅》曰两河间，则漏却南河，未善也。古者河北之地，皆谓之河内。自战国魏始有河内、河东之别，而秦、汉因之以置郡。《周礼》所谓河内，不止河内郡地也。今即兼幽、并言之，亦无不可，必欲书境界，曰河内惟冀州，庶几得之。然经文简奥，可以互见，正不必尔也。
舜肇十有二州，以冀州之北广大，分置并州、幽州，至夏而复合于冀，与尧时同。《尔雅》之九州，有冀、幽而无并。郭璞以为殷制「两河间曰冀州」，《注》云：自东河至西河；「燕曰幽州」，《注》云：自易水至北狄。盖殷分夏冀州之东北以为幽，而正北并州之地仍属冀，视虞之冀则大矣。《周礼》：「东北曰幽州」，「河内曰冀州」，「正北曰并州」，与虞制同。贾公彦疏云：周之冀州小于《禹贡》，以其北有幽、并。然不唯小于《禹贡》，亦小于《尔雅》也。
冀州为中土，古轩辕、陶唐、有虞、夏后、殷人所都，及实沈、台骀、孤竹之封皆在焉。春秋时可考者，晋、魏、霍、冀、黎、扬、郇、贾、沈、姒、蓐、黄、潞、赤狄、邶、墉、卫、邢、共、凡、原、雍、邘、虞、檀、温、中山、鼓、肥、鲜虞、蓟、北燕、韩、无终、山戎，凡三十五国。战国时属燕、赵、魏，而秦、卫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此为钜鹿、邯郸、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河东、上党、太原、代郡、雁门、云中、三川。汉武置十三州，此为冀州、幽州、并州，后汉、魏、晋并因之。南北朝土地分裂，增置渐多，不可胜纪。唐承隋制，州即是郡。贞观初，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开元中，又析为十五道。此为河北道之汲那邺郡广平钜鹿信都赵郡常山博陵河间文安饶阳上谷范阳顺义归化、归德妫川渔阳密云北平柳城等郡；河东道之河东绛郡陕郡、平阳高平上党乐平阳城大宁文城西河太原昌化雁门定襄安边马邑云中等郡；又都畿之河内郡，开内道之单于大都护府。按：以上《通典》所列，信都当全属兖，邺郡之内黄、尧城、临河、汲郡之黎阳东境，当分属兖。以今舆地言之，山西太原、平阳、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泽、辽、沁三州；河南则怀庆、卫辉、彰德三府；直隶则顺天、永平、保定、广平、顺德五府及真定、河间二府之西北境，大名府浚之西境，又新置宣化府，及故辽东都司之两境，其北则逾塞直抵阴山下，西起东受降城之北，东讫于大辽水，皆古冀州城也。
冀西距河。河自今塞外东受降城南而东，至山西大同府废东胜州界，折而南，经平卤卫及太原府之河曲、保德、兴县，汾州府之临县、永宁、宁乡、石楼，平阳府之永和、大宁、吉州、乡宁、河津、荣河、临晋、蒲州，是为西河，与雍分界。
冀南亦距河。河自蒲州过雷首山，折而东，经芮城、平陆、垣曲及河南怀庆府之济源、孟县、温县、武陟，卫辉府之获嘉、新乡、汲县，是为南河，与豫分界。
冀东亦以河与充分界。自周定王五年河徙之后，禹河故道堙废，而冀、充之界难分。今按：《汉志》魏郡邺县下云「故大河在东，北入海。」故大河者，即王横所云「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者也。河自汲县南，东北流，至黎阳县西南，出大伾、上阳、三山之间。苏代谓之宿胥之口，郦道元谓之宿胥故渎，李垂谓之西河故渎，《浚县旧志》云在县西十里。盖禹迹也。自此而北，历荡阴、安阳、邺县、斥丘，至列人、斥章之境，左会衡漳，《经》所谓「北过降水」也。河自此东北入海。及定王时南从，则衡漳东出循河故道而下，至东光县西与大河合。王莽时河益从而南，漳水遂专达于海。故斥章以下，《水经》通谓之漳水，东北历平恩、曲周、钜鹿、经县、南宫、堂阳、扶柳、信都、昌成、西梁、桃县、鄡县、下博、乐乡、武强、武隧、武邑、东昌、弓高、阜城、乐成、建成、成平、浮阳，至章武、平舒入海。盖皆禹河之故道也。而说《经》者皆以王莽河为禹河谬矣。以今舆地言之，浚县、汤阴、安阳、临漳、成安、肥乡、曲周、平乡、广宗、钜鹿、南宫、新河、冀州、束鹿、深州、衡水、武邑、武强、阜城、献县、交河、沧州、青县、静海、天津，皆禹时冀东濒河之地，中流与兖分界。《王制》谓之东河。「北播为九河」，其经流《尔雅》谓之徒骇；又「同为逆河，东至碣石入海」，后世谓之勃海者也。详见《导河》。
唐冀州治信都县，贝州治清河县。《通典》以冀入古冀城，贝入古兖域，而又据洚水以画界。县在水西者为冀域，县在水东者为充域。今按：《汉志》：故漳河在信都县北，东入海。《禹贡》绛水亦入海。此水自南宫入经县，折而东北，迳信都城东，注于广川之张甲故渎，其后水复行北道，绛渎遂空，因谓之枯洚。盖漳水一时之徒流也。杜意谓禹河在此间，故以枯洚为降水，以深州之陆泽当大陆，是为「北过降水，至于大陆」云尔。然枯洚实非禹迹，而冀、兖之分界，以徒骇不以枯洚也。杜承前谬，抑又甚焉。漳水故徒骇也。唐冀、贝所领诸县，皆在漳东，安得有古冀地乎？
冀东北与青分界处，于古传记无可考。今按：碣石以西之渤海，即禹时逆河也。自天津卫直沽口与兖分界，又北历宝坻县东南，折而东历丰润、滦州、乐亭、卢龙、昌黎县南。昌黎汉参县，碣石在其地。渤海之北岸，皆冀域也。自此以东，则为大海，东历抚宁县东南，又东历山海关南，又东历辽东宁远、广宁等卫南，是为汉辽西郡地；又折而南历海州卫西南，曰梁房口关，大辽水于此入海。《水经注》云：大辽水出塞外卫白平山，东南入塞，直辽东之望平县西，屈而西南流，迳襄平县故城西，又南迳辽隧县故城西，又南小辽水注之；又东南迳房县西，左会白狼水，又东迳安市县西南入于海。望平、襄平、辽队、房县、安市皆汉辽东郡之属县，而辽水迳其西，是知辽西为冀域，辽东为青域，而碣石以东、粱房以西之海，则二州共之矣。
冀之北界亦无可考。约略言之，当得阴山。侯应曰：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馀里是也。昔战国时赵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距胡。燕、赵所筑长城，自云中以迄辽西，延袤可三千里，疑即尧时冀州之北界。但今之长城，未必皆古迹，其详不可得闻耳。北之西头，当起东受降城，即舜所分并州之西界。东头当抵医巫闾山，即舜所分幽州之东界。山在故辽东都司广宁卫西五里。《职方氏》「幽州山镇曰医巫闾」是也。《明一统志》云：舜分冀州东北为幽州，即今广宁以西之地，分青东北为营州，即今广宁以东之地。秦以幽州为辽西郡，营州为辽东郡。盖仍燕之旧，以大辽水为限也。
柳城县，汉属辽西郡，隋置营州治焉。唐因之。《地理志》：营州柳城县西北接奚，北接契丹。《通典》云：东至辽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七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其地远在今之塞外。《永平府旧志》云：柳城在昌黎县西南六十里。此盖唐永泰元年所置柳城军，非古之柳城。昌黎本金广宁县，大定末更名，亦非古之昌黎也。《水经注》曰：魏田畴引军出卢龙塞，堑山堙谷，五百馀里，迳白檀，历平冈，登白狼，望柳城。又曰：燕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龙山之南，福地也。使阳裕筑龙城，改柳城为龙城县。此真古之柳城，《禹贡》冀州东头之北界，当讫于此。今乃谓在昌黎县西南，则冀之东北隅戚地七八百里矣，岂不谬哉，
顾氏《日知录》云：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以冀州为中国之号。《楚辞》《九歌》：览冀州兮有馀。《淮南子》：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路史》云：中国，总谓之冀州。《谷粱传》曰：郑，同姓之国也，在乎冀州。渭按：《九歌》云：览冀州兮有馀，横四海兮焉穷。《淮南子》云：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又云：正中冀州曰中土。则号中国为冀州。范甯注《谷梁》云：郑，姬姓之国，冀州近京师，亲近犹不能服，则疏远者可知。杨士勋释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唐、虞、夏、殷皆都焉，是天子之常居。故后王虽不都冀州，亦得以冀州言之。则号王畿为冀州，义亦微别。
冀、兖共此徒骇，八支皆在充域。而《孔疏》云「冀州之水，不经兖州」，常深以为疑。及读《河渠书》，禹道河，「至于大伾，以河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降水，至于大陆。」忽憬然如梦初觉，知降水、大陆、九河之区，尧时尚未为河所经也。孔义精绝，苏说更畅于孔。或谓尧时青、徐无河患，青所治者，潍、淄及汶，徐所治者，淮、沂及泗耳，于河无涉。馀按汉武帝时，河决瓠子，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是患及徐也。成帝时，河决东郡、平原，泛滥入济南、千乘，是患又及青也。当二渠未厮之日，河自大伾以下，行平地数为败，安知青、徐之境不若后世之横被其害乎？执《经》文州界之所无，以讥子胆，所谓夏虫不可与语冰者也。
郑樵《六经奥论》曰：《洪范》五行之序，一曰水，禹之治水，自冀州始。冀为帝都，在北方属水，故冀在先。冀州之水既治，水生木，水属东方，故次兖、次青、次徐，皆东方也。兖、青、徐之水既治，木生火，火属南方，故次扬、次荆，皆南方也。荆、扬之水既治，火生土，土属中央，故次豫。豫居天下之中也。豫州之水既治，土生金，金属西方，故终之以粱、雍焉。渭按：禹治水之序，不过先下而后高，更无他义。夹漈之说，类阴阳五行家言，以此说《经》，将流为纬书之袄妄。然其言近理，足以惑人，故洪最卢亦载之《随笔》，予不可以不辨。
○既载壶口，治梁及岐。
［《传》曰：壶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从东循山治水而西。《正义》曰：班固作《汉书地理志》，据前汉郡县言山川所在。《志》云：壶口在河东北屈县东南。梁山在左冯翊夏阳县西北。歧山在右扶风美阳县西北。然则壶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歧山，从东而向西言之也。曾氏败曰：吕不韦云：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无有丘陵高阜灭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按《地理志》谓壶口在北屈之东南，而郦道元谓孟门在北屈之西南，则壶口、孟门之东山也。龙门在梁山北，则梁山、龙门之南山也。以是言之，其先河出孟门之上，横流而出，则知其东之壶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垫于水矣。禹于壶口之西辟孟门，而始事于壶口，于梁山之北辟龙门，而终事于梁山，而其馀功又及岐山焉。盖壶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时，不可分言于二州，故并言于冀也。叶氏曰：《诗》言「奕奕梁山，维禹甸之」。则梁之施功为多，而岐则因梁以及之者也。薛氏曰：《传》称禹凿孟门，儒者多未之信。《夏书》「既载壶口」，不可诬也。吕氏曰：壶口、龙门之上口，水之为患，本于龙门狭隘。故禹凿之以行水，此用工之最大者。渭按：既者，已事之辞；载，事也。郑康成云载之言事，韦昭同。壶口山在今山西平阳府吉州西南七十里。梁山在今陕西西安府同州韩城县西北九十里。岐山在今凤翔府岐山县东北十里。吉州、汉北屈，韩城则夏阳，岐山则美阳也。水患莫大于河，孟门、龙门乃河之上下口，山石当路，东流水泄不利，故首辟之。壶口事毕，遂西治梁。盖自龙门治西河，南至于华阴，所谓决川距海也。治梁之馀，因而及岐。盖决渭之下流入于河，兼治梁山之野，使可耕作，所谓「浚畎浍距川」也。］
先儒以「既载」连上冀州读，谓赋功属役，载于书籍。《经》实无此意。且以「既载」连上读，则「壶口」二字不成辞。当从苏氏以「既载壶口」为句。载本训事，林少颖引《诗》「俶载南亩」为例，谓始有事于壶口。愚按：《诗》《传》：俶，始；载，事。以为始有事宜也。此但言载无始义。《尔雅》：哉，始也。哉与载异。颜师古以载为始，非是。当从郑、韦之训事，如请事斯语之事也。
冀三面距河，而不言治河。盖河非一处，治非一时，不可浑言。故举山与地以别之。壶口、梁山志龙门西河之治也，岳阳志南河底柱之治也，覃怀志孟津、洛汭之治也，衡漳志东河之治也，大陆志徒骇之治，碣石志逆河之治也。虽不言治河，而河已无不治。圣经之书法，其微而彰也如此。
禹所治者水也，而或举山以表水。唯壶口、梁山志西河，雍之三危志黑水，为决川距海之事。岐、岳及徐之蒙、羽，梁之岷、嶓、蔡、蒙，雍之荆、岐、终南、敦物、鸟鼠，则皆浚畎浍距川之事，所谓涤源者也。
《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皆言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孟门山在今平阳府大宁县西南八十里，吉州西六十里，壶口之北，黄河中流。《水经注》云：河水南迳北屈县故城西，有孟门山，即龙门之上口也。实为黄河之巨厄。此石经始禹凿，河中漱广，夹岸崇深，倾崖返捍，巨石临危，若坠复倚。其中水流交冲，鼓若山腾，浚波颓叠，迄于下口。《元和郡县志》云：孟门山在慈州文城县西南三十六里，俗名石槽。今河中有山，凿中如槽，束流悬注七十馀尺。渭按：龙门之上口为孟门，在今吉州西，西直陕西延安府之宜川县；其下口即今河津县壶口山尽处，近世亦谓之门者也。西与韩城之龙门相对，上口至下口约一百六十馀里。
孟门有二。一在龙门山北，三子言河出孟门之上者是也。一在太行山东，《左传》：襄二十三年，齐侯伐晋，取朝歌，入孟门，登太行。《史记》：吴起谓魏武侯曰：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吕氏春秋》曰：通乎德之情，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刘孝标《广绝交论》曰：太行、孟门，岂云崭绝。凡与太行连举者皆非吉州之孟门也。杜预云：孟门，晋隘道。而不言其处所。司马贞注《吴起列传》云：刘氏按：纣都朝歌，则孟门在其西。今言左，则东边别有孟门也。其注《齐世家》则曰：孟门在朝歌东。盖据起言以立说，今其地实无山以应之。齐师自朝歌而西入，亦不当反在其东。然则孟门者，太行隘道之名，疑即今辉县之白陉也。乐史《太平寰宇记》云：相州安阳县有鲧堤，禹之父所筑，以捍孟门，今谓三仞城。盖亦指朝歌西之孟门，但不知从孟门来者为何水，须筑堤以捍之。若谓此孟门即龙门之上口，则筑堤当在太原府濒河之地。安阳距西河千里，山脊隔断，何用为孟门筑堤。窃疑此堤为清、淇、荡、洹诸水而设，后人误认两孟门为一山，遂附会其说以为鲧所筑以捍孟门耳。
汉贾让奏云：昔大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林少颖曰：凿者，宜就狭处凿而广之，未必如贾让所谓堕断天地之性。渭按：性犹生也，谓非人功所造，对上文城郭、田庐、冢墓而言。山陵当水路则堕之，亦非谓本不通水者也。生而狭者，人功凿之使广，即是堕断天地之性，让言未为过也。
三子所称吕梁山即《禹贡》之梁山也。《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公羊》曰：梁山，河上山。《谷梁》曰：壅遏河三日不流。《水经》：河水南出龙门口。《注》云：昔大禹导河积石，疏决梁山，谓斯处也。即《经》所谓龙门矣。《魏土地记》曰：粱山北有龙门山，大禹所凿，通孟津河口，广八十步，岩际镌迹，遗功尚存。河水又南迳梁山原东，山在夏阳县西，临于河上。渭按：粱山之崩，能壅河，则俯瞰河流可知，信为禹凿之馀。三子所称吕梁即此山之别名矣。郦道元以为在离石县界，其言曰：善无水西流历吕粱之山而为吕梁洪，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荡，震天动地。昔吕梁未辟，河出孟门之上。盖大禹所辟以通河也。司马彪曰：吕梁在离石县西。今于县西历山寻河，并无遏岨，至是乃为巨险，即古吕梁矣。在离石北以东可二百馀里。阎百诗为之辩曰：道元言吕梁之水势与龙门无异，而以为在离石。离石，明之石州改名永宁州者，必求其地以实之，永宁州东北则今静乐县、岢岚州之地，西去黄河约二百里，无所谓河流也。土人欲当以河曲县西南二十五里天桥峡，亦有禹凿之迹，天将阴雨，激浪如雷，几相似矣，而无所谓千仞巨石，又南去离石四百馀里，皆与《郦注》不合，当阙疑。百诗言甚核。今大同府平卤卫西亦有吕梁山，近志以郦氏所言者当之，则更在河曲之北，去离石愈远矣。总由不知吕梁即龙门之南山，而移其名于它处耳。且使吕梁果在离石县北，则西南距孟门六七百里，未凿不足为其害。三子先言龙门，次言吕梁，其为夏阳之梁山无疑也。《列子》又有吕梁为孔子所观者。郦道元谓在吕县泅水之上，今徐州东南五十里吕梁山是也。其下即古泗水，金、元以后为黄河所夺，而泗殚为河。禹河未尝经此，傅同叔以此为禹凿之吕梁，谬极矣。
王应麟《困学纪闻》曰：「治梁及岐」，若从古注，则雍州山距冀州甚远，壶口、大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经注》以为吕梁、狐岐。读此始知《蔡传》说宗晁氏，其言曰：粱、岐皆冀州山。梁山，吕梁山也，在今石州离石县东北。《尔雅》云「梁山晋望」，即冀州吕梁也。又《春秋》「梁山崩」，《左氏》、《谷梁》皆以为晋山，则亦指吕梁矣。岐山在今汾州介休县。狐岐之山，胜水所出，东北流注于汾。二山河水所经治之所以开河道也。先儒以为雍州梁、岐者，非是。渭按：蔡氏所指吕梁在今永宁州东北，本名骨脊山，去河一百五十馀里，狐岐在今孝义县西，一名薛颉山，去河三百三十馀里，安得谓河水所经而治之以开河道乎？且使二山果为此《经》之梁、岐，则当在太原役中，不得与壶口连举矣。晁说大谬。《尔雅》曰「梁山晋望」，正谓夏阳之梁山。夏阳，故少梁，秦地也。《左传》：文十年，晋人伐秦，取少梁。梁山由是入晋。成五年，梁山崩，晋侯所以问伯宗，而行降服、彻乐之礼。下逮战国，少梁犹属魏，故梁山虽在雍域，而实为晋望。蔡氏以为在冀州即离石之吕梁，何其考之不详邪？
或问《尸子》之言可信乎？曰可信。《汉艺文志》：《尸子》二十篇。名佼，晋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春秋谷梁传》两引《尸子》语。《后汉书宦者传》注曰：尸子，晋人，作书二十篇，其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盖即龙门、吕梁之说所自出也。尸子，晋人，必亲见禹凿之迹，故以为言。吕不韦相秦，采入其书，《淮南子》亦载之。此或古书成语，非佼所造也。《朱子语录》云：龙门至今横石断流，水自上而下，其势极可畏。向未经凿治时，龙门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滚入关陕，一派东滚往河东，为患最甚。此言深得尸子之意，蔡氏亲承师说，宜尊所闻，而《集传》既从曾氏引吕不韦语，又从晁氏谓吕梁在离石，自相矛盾。明洪武中，刘三吾等奉敕撰《书传会通》，亦仍谬而莫之正，何其懵与。
《朱子语录》云：今人说禹治水始于壶口，凿龙门。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汹涌，其势迅激，纵使凿就龙门，而下流水未分杀，必且溃决四出。盖禹先决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又浚畎浍之水，使各通于川，只是先从低处下手。故尝谓禹治水，当始于碣石、九河。此必朱子未定之论，而傅同叔宗之。又据《孟子》「禹疏九河，瀹济、漯」二语，以为禹之治水，实自兖始。但就冀一州而言，则龙门为咽吭之害，故首及之。凡为此论者，总由不察洪水之状如何，而壶口、梁山所以必当先治之故耳。尧曰：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孟子》曰：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馀。洚水者，洪水也。此水迫近都邑，尧亲见其状，故口能言之，而心实惧之。正尸子所谓河出孟门之上，大溢逆流；朱子所谓一派滚入关陕，一派滚往河东者，非泛言九州之水灾也。盖凡水逆流皆谓之洪水，而龙门、吕梁之河为害尤甚。禹受命治水，无急于此者。此而能治，则无水之不可治；此而不能治，则帝都将有其鱼之患，而又何暇救天下之昏垫哉。无论冀为帝都在所当先，即非帝都，而滔天之势若此，亦安得舍冀而事兖也。明嘉靖中，马明衡撰《尚书疑义》，其论《禹贡》一条云：朱子谓《禹贡》记治水，始于壶口、龙门，不敢深信。盖谓当自下流始，自下流则当自碣石、九河始。此意固是。馀窃以为自下流始者，此治水之大势。然上流有壅遏之甚者，则亦必先达之，此治水之权宜也。况冀州帝都所在，吕梁河之所急，安得不先治之。凡后世观古人之事，只当见其大纲，至于因时从宜，则去古益远，不可执一论也。斯言深得《经》意，故备录于此。
宋儒以雍山不当入冀，故梁、岐有异论。曾彦和云：壶口、梁岐一役也，不可分言于二州。故并言于冀，疑者可涣然释矣。愚尝谓《禹贡》书法亦有变例，非故为变也。事有所不同，则例因之以变耳。于冀得五焉：凡山皆系本州，而雍之梁、岐独书于冀，一也；凡治水皆系土田之上，而「恒、卫既从，大陆既作」，独书于田赋之下，二也；其三，则《孔传》所云「不说境界，先赋后田，不言贡篚，皆殊于馀州」者是已。学者不知变例，则胶柱而鼓瑟，锲舟以求剑，乌可与言《禹贡》哉！
冀州有三壶口。一在吉州西南，《禹贡》之壶口也。一为汾阴县西南之平山，平水所出，亦名壶口山，又名姑射山。郦道元谬以为《尚书》之壶口。一在长治县东南。《左传》：哀四年，齐国夏伐晋，取壶口。《杜注》：潞县东有壶口关。潞县即今潞城县，关以山为名。此二山皆非《禹贡》之壶口也。雍州有二梁山。一在韩城县西北，《诗》所云「奕奕梁山」者，《禹贡》之梁山也；一在乾州西北，西南接岐山县界，即《孟子》所云「太王居邠，逾梁山」者，非《禹贡》之粱山也。
［《传》曰：高平曰太原，今以为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阳。《正义》曰：太原，原之大者。《汉书》以为郡名，即晋阳县是也。《释地》云：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也。下文《导山》云「壶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即太岳也。《地理志》：河东彘县有霍太山。《周礼》《职方氏》：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曾氏曰：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阳，汾水之所经。「既修太原，至于岳阳」，道汾水故也。叶氏曰：《传》言禹能修鲧之功，则鲧功不皆废也，盖有因而修之者焉。鲧惟知治太原，而不知道壶口以及粱、岐，此功所以不成。故禹必先事壶口、梁、岐，而后修鲧之旧迹，自太原以至岳阳也。朱氏曰：今河北多有鲧堤，太原、岳阳，帝都所在，鲧必极意崇防，禹因其旧而修之，成先绩也。然不以此为始事者，盖必河道通，而汾水之来，始有可受。禹急于河之大，鲧急于汾之小，此成功所以殊耳。渭按：晋阳，今太原县，属山西太原府。彘县，今霍州，属平阳府。太岳在州东三十里，详见《导山》。岳阳，凡太岳山南皆是其地，当直抵南河。贾让言禹析底柱，则南河亦施功之处，知必在治岳阳时矣。曰「至于」者，所以联络其两头，见中间相去之远也。］
高平曰原，广平曰陆。《释地》正相反。《传》改言高平为是。然不当连「太」字。《疏》云太原，原之大者，则「太」字别是一义，斯为无病矣。鲧徒事太原而不知凿龙门，所以无功。然壶口、梁山之役，非神禹何从措手，鲧即欲为禹所为，亦终不能耳。
《水经注》：汾水出太原汾阳县北管涔山，南流与东西温溪合，又南迳汾阳县故城东，〔丁晏曰：《锥指》太原下引汾水又南迳汾阳故城东，脱「又南迳秀容城东」七字。〕又南与酸水合，又南出山，东南流，洛阴水注之。又南迳阳曲城西，又东南迳晋阳县东，晋水从县东南流注之。又南迳梗阳县故城东，又南，洞涡水从东来注之。又南迳大陵县东，又南迳平陶县东，文水从西来注之。又南与石桐水合。又西南迳介休县故城西，又南迳冠雀津，又南入河东界，迳永安县西，又东与彘水合。〔丁晏曰：又南与彘水合，「南」误作「东」。〕又南迳霍城东，又南霍水入焉。又南迳扬县西，又南迳高梁故城西，又南迳白马城西，又南迳平阳县故城东，又南与牛水合，又南迳襄陵县故城西，又南迳临汾县东，又屈从县南，西流，迳绛县故城北，又西迳虒祁宫北，又西迳魏正平郡南，又西迳王桥，〔丁晏曰：「又西迳王泽」，误作「王桥」。〕。浍水入焉。又西与古水合，又西南迳长修县故城南，又西迳清原城北，又迳冀亭南，又西与华水合。又迳稷山北，又西迳邓丘北，又西迳皮氏县南，又西至汾阴县北，西注于可。平遥、汾阳、介休、孝义、灵石、汾西、霍州、赵城、洪洞、临汾、襄陵、太平、绛州、曲沃、稷山、河津、荣河诸州县界中，皆汾水之所经也。
《周礼》：冀州浸曰汾。《诗》《魏风》曰：彼汾沮洳。宰孔言晋有汾、河、涑、浍以为渊，韩献子言新田有汾、浍以流其恶。此四水者，晋之望也。涑水合洮水，互受通称，故亦名洮。《左传》：子产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冥师，生允格、台骀。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然则汾、洮之待治，自古有然。朱长孺云：智伯谓汾水可浸平阳。宋取北汉，亦壅汾水灌太原。是汾水为何东害甚大，禹治之，自不容缓，岂独以帝都所在哉！渭按：川宜宣，泽宜障，此一定之理。鲧欲继台骀之业，而以治泽者治川，以害人者救人，能无败乎？
太原在平阳东北。《左传》：台骀能业其官，以处太原。即《经》所谓太原矣，亦谓之大卤。《春秋》：昭公元年，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三《传》皆作太原。《谷梁》云：中国曰太原，夷狄曰大卤。又谓之大夏，《左传》「迁实沈于大夏」；《史记》「禹凿龙门，通大夏」；齐桓公「西伐大夏」是也。又谓之夏虚，《左传》「命唐叔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是也。又谓之晋阳，《春秋》：定公十三年，「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是也。盖皆太原之异名。周时迫近戎狄，故祝佗言：成王封唐叔于夏虚，疆以戎索。籍谈言：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景王言：唐叔受分器以处参虚，匡有戎狄。杜预曰：太原近戎而塞，不与中国同。其地盖华戎错居，故《谷梁》有夷狄曰大卤之说。
《诗小雅》：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周语》：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后汉书西羌传》：穆王西征犬戎，获其五王，遂迁戎于太原。又云：夷王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又云：宣王二十七年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诸所称太原，或以为即《禹贡》之太原。《日知录》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毛、郑皆不详其地，其以为今太原阳曲县者，始于朱子，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诗》则必先求泾阳所在，而后太原可得而明也。《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泾阳县，并头山在西，《禹贡》泾水所出。《后汉书》《灵帝纪》：段熲破先零羌于泾阳。《注》：泾阳属安定郡，在原州。《郡县志》：原州平凉县，本汉泾阳县地。今县西四十里泾阳故城是也。然则太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尔。计周人之御猃狁，必在泾、原之间。若晋阳之太原，在大河之东，距周京千五百里。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国语》「宣王料民于太原」，亦以其地近边而为御戎之备，必不料之于晋国也。若《书》《禹贡》「既修太原，至于岳阳」；《春秋》「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太原」；及「子产对叔向，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太原。」则是今之晋阳，而岂可以晋之太原，为周之太原乎？《小尔雅》云：高平谓之太原。则太原当在州界，非平凉县，县乃古泾阳，在固原之东，猃狁侵及泾阳，而薄伐之，以至于太原。盖自平凉逐之出塞，至固原而止，不穷追也。
岳阳，就附近山南者言之，则为今岳阳、赵城二县。蔡氏主岳阳一县固非，然《经》之所指亦不止此二县。扬雄《冀州牧箴》曰「岳阳是都」，则尧都平阳亦岳阳也。且如华山之阳，附近者为商州，而山南之地非商州所可尽。衡山之阳，附近者为衡阳县，而荆之南界，非此县所可尽。至若岷山之阳，更不知其所届，安得专指灌县为岷阳哉！夫岳阳亦犹是也，直抵南河又何疑焉。
或问：下文云「至于衡漳。」衡漳者，水也。岳阳果包有南河，曷不云「至于南河」乎？曰：自华阴而底柱、而孟津、而洛汭、而大伾，皆南河也。言南河则混而无别，侵及覃怀矣。然则书「至于底柱」不亦可乎？曰：匠柱者，河中之山也。言岳阳则底柱之功见，言底柱则太岳之功不见，故不言底柱而言岳阳也。
《复斋集义》曰：他所举山川，皆先地后绩者，观成功而言也。壶口、梁、岐、太原，皆先绩后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邵氏简端录》曰：载、治及修、至于，皆言施功也，诸州言施功例诸此。底绩、至于，皆言成功也，诸州言成功例诸此。渭按：篇末云「告厥成功」，则九州所叙，似皆以成功言之。诸水土之功，率系山川地名之下，而此载、治、修，独系其上，故以为施功之辞。然皆冠之以「既」，则亦是成功矣。惟豫州导菏泽、被孟猪，实施功之辞，立文偶尔异同，不可强生义例。
○覃怀砥绩，至于衡漳。
［《传》曰：覃怀，近河地名。漳水横流入河，从覃怀致功至横漳。《正义》曰：《地理志》河内郡有怀县，在河之北。盖「覃怀」二字共为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即古「横」字。漳水横流入河，故云横漳。漳在怀北五百馀里。《地理志》：清漳水出上党沾县，浊漳水出长子县，东至邺县入清漳。曾氏曰：覃怀，平地也。当在孟津之东、太行之西。怀襄之时，平地致功为难，故曰砥绩。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东流注之，地形南北为从，东西为横，河北流而漳东流，则河从而漳横矣。夏氏曰：冀州三面距河，河为大患。故禹所治自壶口至衡漳，皆所以治河之害，与夫别流之入于河也。金氏曰：大行为河北脊，脊上诸州并山险。唯太行之南，怀州濒河之地，平夷广衍，田皆腴美，俗称小江南，即古覃怀也。渭按：怀县故城在今河南怀庆府武陟县西。衡漳一名降水，其入河在今直隶广平府肥乡、曲周二县界，《经》所谓「北过降水」者也。详见《导河》。「覃怀砥绩」，则孟津、洛汭之河治矣。「至于衡漳」，则自大伾引河，北载之高地，与降水会，衡漳治而中间大小诸水亦无不治矣。禹治冀至此，太原、衡漳之南，南河之北，西河之东，东河之西，水土悉平，可以则壤而成赋矣。］
河内西阻王屋诸山，其北又有太行蔽之，与河东隔绝，孟门之洪水，及太原岳阳而止，不能东溢为灾，故其役可以差缓。
《水经注》：浊漳水出上党长子县西发鸠山，东过其县南，又东迳屯留县南，屈迳其城东，绛水注之。又东迳壶关县北，又东化迳潞县北，又东迳武安县南，清漳水自涉县东南来注之，谓之交漳口。又东出山，迳邺县西，又东迳三户津，又东迳武城南，又东迳梁期城南，又东迳平阳城北，又东迳斥丘县北，即裴县南，又东北迳列人县故城南，又东迳肥乡县故城北，又东北迳斥漳县南，《尚书》所谓「覃怀底绩，至于衡漳」者也。渭按：《汉志》邺县东有故大河，北入海。又广平斥章县《注》：应劭曰漳水出治北入河。《通典》云：衡漳入河在肥乡县界。盖河由邺东而北，漳从邺北横流至肥乡、斥章二县界入河。故郦氏以为《禹贡》之衡漳也。以今舆地言之；浊漳水出山西长子县发鸠山，东流经长治县西，又东北经屯留、潞城、襄垣、黎城、平顺，又东经河南林县，至涉县东南，清漳水注之。清漳出山西乐平县沾岭，南流经和顺、辽州、黎城，又东经河南林县，至涉县与浊漳合流，东经安阳、临漳，又东北经直隶成安县，入肥乡、曲周二县界，《禹贡》之漳、降尽于此矣。《水经注》所叙自平恩以下曰漳、曰绛，皆后起之名，非《禹贡》之漳、降也。
《蔡传》：按桑钦云：二漳异源而下流相合，同归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独达于海，请以为渎，而不云入河者，盖禹导河自降水、大陆，至碣石东北入海。周定王五年河徒砱砾，则渐迁而东。汉初漳犹入河，其后河徙日东，而取漳水益远。至钦时，河自大伾以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钦与唐人所言者如此。渭按：《水经》或以为汉桑钦作。钦，成帝时人，河自大伾以下非故道，即自周定王五年始，岂待汉成帝时哉！且阜城以下之漳水，钦时犹为大河之经流，漳未尝自入海也。河徙砱砾乃无稽之妄谈，辨见《导河》《历代徒流下》。
衡漳者，河北之利害也。昔战国时魏西门豹、史起先后为邺令，皆引漳水溉田，以富河内，写卤化为稻粱。后汉元初二年，复修故渠以溉田。建安中，曹公平邺，又堨漳水回流东注，号天井堰，里中作十二墱，墱相去三百步，令互相灌注，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水所溉之处，名曰晏泽陂。故左思《魏都赋》云「墱流十二，同源异口」也。东魏天平中，决漳水为万金渠，亦曰天平渠。唐咸亨三年，又引为金凤、菊花诸渠，以溉邺南。至德后遂废。宋天圣四年，王氵公上言：今相、魏、磁、洛之田，并漳水者，斥卤不可耕。请募民复十二渠，渠复则水分，无奔决之患，可以富数郡之民。诏河北漕司规度，而议者谓漳水岸高，难开导，浑浊不可溉田。氵公又奏：渠田起于战国，前载但言灌溉之饶，不言疏导之法。唯《相州图经》载，天井堰，魏武所作，分十二墱，相距三百步，互相灌注。可见疏导之法，必就高阜凿岸为渠，截流为堰，然后行水数里，方至平田。凡渠开二十四丈，则作堰之功，可损其半，日役万人，五十日而罢。若采不山之石，取磻阳之木，给利成之铁，用郑、白渠之法，扼中流以作堰，下流大渠，分置斗门，馀水东入于御河，或水盛溢，则下流闭渠，以防奔注。复三百年之废迹，溉数万顷之良田，虽劳不可已也。议卒不行。后氵公为河北转运使，导相、卫、邢、赵天平、晏陂诸渠，溉田至数万顷。由是观之，漳水之为利也大矣。然冬官不修，沟逆地阞，水属不理孙，则亦有害。曹操、慕容垂、郭子仪之攻邺，皆引漳水以灌其城。此虽出于人为，亦以水势乘高而下，能沈平地故也。明正德十五年，漳自安阳决而南，又东入卫，袤百馀里，广四十里，土田悉成污莱，其为害不亦大乎。禹治河之馀，泛滥虽除，而田间积潦，不可不疏泄。况漳南河北五百里间，有沇水、沁水、清水、淇水、荡水、洹水诸川，左右翼带，禹时并注于河，亦犹河、汾之间，包有涑、浍等水，无论大小，皆当尽力，此浚畎浍距川之事，所谓涤源者也。
朱子言禹治水从低处下手，使先凿龙门，而下流水未分杀，必且溃决四出，故以为自九河、碣石始。愚谓怀襄之世，河从大伾以东，早己溃决四出。太史公云『行平地、数为败』是也。不待凿龙门而始然。且龙门未凿，水由地上泛滥而南，亦终入于河，河中之水不加少。龙门既凿，水由地中行，复其故道，亦只是此水，河中之水不加多。凿与不凿，其利害皆在冀，于兖、青、除无损益也。唯是『覃怀底绩』之后，引河北载之高地，河东、河内大小诸水，悉归于东河，崩腾北注，向之青、徐，分受其患者，至此兖独当之，势甚危急。而恒、卫、大陆亦弥漫难治，非先疏九河不可。故经书二役于田赋之下，以见其从，其作在九向既道之后，不与覃怀之役相连，此化工之笔，非史臣所能与也。
○厥土惟白壤。
［传曰：无块曰壤，水去土复其性，色白而壤。《正义》曰：此土色白而壤，雍州色黄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盖州内之土不纯一色，故不得言色也。曾氏曰：冀州之土岂皆白壤，云然者，土会之法，从其多者论也。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致稼穑树艺。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则夫教民树艺与因地制贡，固不可不先于辨土也。辨土之宜有二：白黑之类，辨其色也；壤坟之类，辨其性也。盖草人粪种之法，騂刚用牛，赤缇用羊，坟壤用麋，渴泽用鹿，粪治田畴，各因色性而知其所当用。禹之辨土，所以必致意于此也。东阳陈氏《大猷》曰：白言色，壤言质，水患退，而后土性复，色质辨，始可兴地利、定赋法也。渭按：夏氏引渴泽用鹿，不如引埴墟用豕，于《经》为切。］
《疏》云：郑注《周礼》十有二壤曰：壤亦土也。变文耳。以万物自生焉，则言土；以人所耕而树艺焉，则言壤。壤，和缓之貌。按：此《经》上文言十有二土，即分野十二邦，上系十二次。保章氏所谓「以星土辨九州之地」者，故云壤亦土也，变文耳。然则九州之土，皆可谓之壤，与冀、豫、雍之壤，对坟、埴、涂泥、垆、黎而言者有别。唯咸则三壤乃通九州言之，壤亦土也，与十有二壤正同也。
《说文》：壤，软土也。《释文》：马融云：壤，天性和美也。刘熙《释名》：壤，也，肥濡意也。颜师古注《汉志》曰：柔土曰壤，皆与《传》意合。若郑所云和缓，则由人功所致，凡土皆然，非州别之质性，《疏》不当取以为义。
《周礼草人》职曰：凡粪种，騂刚用牛，赤缇用羊，坟壤用麋，渴泽用鹿，咸泻用貆，勃壤用狐，埴垆用豕，强临木用蕡，{<br />强，其两反。{临木，呼览反。}}轻荧用犬。《注》云：凡所以粪种者，谓煮取汁也。赤缇，縓色也；渴泽，故水处也；泻，卤也；貆，貒也；勃壤，粉解也。埴垆，黏疏者；强临木，强坚者；轻荧，轻脆者。郑司农云：坟壤，多盆鼠也。玄谓坟壤润解。《疏》云：《禹贡》白壤之属九等，与此騂刚之属九等不同者，以《禹贡》是九州，大判各为一等，此九等无妨一州并有其类，故不同也。渭按：《草人》所言色质略具。张华《博物志》云：五土所宜，黄白宜种禾，黑坟宜种黍，苍赤宜菽、芋。则但言其色而质不祥。《职方氏》云：扬、荆宜稻，豫、并宜五种，青宜稻、麦，兖宜四种，雍、冀宜黍、稷，幽宜三种。则但言九州之所宜，而色质皆不著，总不如《草人》之备，而《草人》又不如《禹贡》之精详也。
○厥赋惟上上错
［《传》曰：赋谓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错、杂，杂出第二之赋。又曰：此州先赋后田，殊于馀州，不言贡篚，亦差于馀州。《正义》曰：往者，洪水为灾，民皆垫溺，九州赋税，盖亦不行。水灾既除，土复本性，以作贡赋之差，故云赋谓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也。因九州差为九等，上上是第一，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杂出第二之赋。《孟子》称税什一为正。轻之于尧、舜为大貃、小貃，重之于尧、舜为大桀、小桀。则此时亦什一税，俱什一而得为九等差者，人功有强弱，收获有多少。此州以上为正，而杂为次等，言出上上时多，而上中时少也。多者为正，少者为杂，故云第一。此州言上上错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后言错。豫州言错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错而后言上中。扬州云下上上错，不言错下上者，以本设九等，分三品为之，中下、下上本是异品，故变文言下上上错也。梁州云下中三错者，梁州之赋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时多，故以下中为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杂出，故言三错。足明杂有下上、下下可知也。九等所较无多，诸州相准为等级耳。此计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与豫州同时，则无第一之赋。豫州与冀州笫一同时，则无第二之赋，或容如此，事不可恒也。林氏曰：九州之赋，计其岁入之总数，而多寡相较，有此九等。冀最多，故为上上，兖最少，故为下下，馀州率皆如此。非取民之时，有九等之轻重也。又曰：冀州之赋，独先于田者，盖王畿千里之地，天子所自治，并与园、廛、漆、林之类而征之。如《周官》载师之所任，非尽出于田也。故以赋属于厥土之下，而馀州皆田之赋也。故先田后赋，所以异于畿内也。］
龙子曰：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此贡之所以为不善也。愚谓贡异于助，唯无公田耳。其取民之制，虽云于一夫受田五十亩之中，税其五亩之所收。然亦每岁各视其丰凶，以为所入之多寡，与助法无异。非上之人科定此五亩者出谷若干斗斛，以为常也。藉令乐岁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赋何以有上下错乎。然则龙子之言非与？曰龙子盖有为言之也。夏元肃曰：战国诸侯重敛掊克，立定法以取民，不能因丰凶而损益，且托贡法以文过，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谓不善者，特救战国之失耳。禹法实不然也。柯山此解甚妙。盖自鲁宣公税亩以后，诸侯废公田而行贡法，取民数倍于古。乐岁犹可勉供，凶年则不胜其诛求之苦，而皆藉口于夏后氏，以文其贪暴。龙子所以痛心疾首，而为是言。孟子方劝滕君行助以革当时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贡。故举龙子之言以相形，而未暇深求其义理。其实龙子所谓莫不善者，乃战国诸侯之贡法，非夏后氏之贡法也。
或问：禹之取民，果如助法，因丰凶以为多寡，则九州之赋，何以有定等？曰：此有其说也。消息盈虚，天行自然之理。州境广大，一岁之中，丰凶并见，荒于东则稔于西，赢于高则诎于下。彼此乘除，相去不远。故分而言之，则民之所供于上者，参差不齐，此国不同于彼国，此乡不同于彼乡。合而计之，则上之所得于民者，自有定数。此州常多于彼州，彼州常少于此州。虽或有升降之时，而要以多者为正，少者为杂，此其所以有定等也。苟曰五亩之税，岁有常科，不问其丰凶，则真有如孟子所云，凶年必取盈，使民称贷而益之者矣。曾谓尧、舜在上，大禹成赋，而有如是之敝法乎哉！
错等之义，二孔阙如。林氏主丰凶立说。《蔡传》以为丰凶则九州皆然，何独于冀、梁、豫、扬言之。盖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类。故赋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然地力上下年分，亦非独四州为然也。傅氏云：错之为言，非杂也，差也。九州之赋，州内可均齐者，则无差等之例。如其不可均齐，则大概几何，而或升或降，亦任土随宜可也。若此，则取民之时有轻重，而九等非计岁入之总数矣。以理揆之，林说近是。然其言曰：水旱必有所蠲以利民，故其所入之总数，自有增损。夫谓损由于镯可也，而增岂加赋所致乎？且禹之立法，丰凶元与民共之，未尝有待于蠲也。错等或有或无，诚不可晓。窃谓《禹贡》所言，唯据各州定赋之后，锡圭告成之前，十馀年间，岁入之常数，而第为九等。又据四州十馀年间，丰凶增损不齐之救，而名之曰错。有则书，无则阙，非以是为将来之定式，而馀州永无杂出之赋也。不然，天道有盈亏，地力有遗尽，人功有勤惰，语其极致，则错而上下，相去有不止于一等者，禹安能以目前之所验，而悬定数十百年之升降哉！诸家所说皆未允当，愚推测及此，自谓千虑之一得云。
《疏》云：冀出第二时，无第一；豫出第一时，无第二。是二州不相易等也。或言如此则九等有阙奈何？曰：就冀、豫观之，谓二州互易其等亦可通。知不然者，以雍、扬、充验之也。使雍与扬相易，则雍当书下错。梁与扬、兖相易，则扬当书三错，充当书上错矣。而《经》文无之，故知二州不相易等也。然二州同年杂出，而互易其等，亦理之所有。孔预知之，故曰或容如此，事不可恒。大抵错等之赋，随时升降，即令馀州备言，亦不足以穷其变。此四错者，犹之发凡起例，仿是以类推，则无不可见耳。
刘原父说此《经》云：圣人预为推移通变之权，而通行于万世。于是举其轻重之尤者四州，而为错法焉。朱子亦云：岁有丰凶，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错法以通之。愚谓：错等之赋，不期然而然，禹未尝预立为此法。凡言错法者，非是。若夫推移通变之权，则五亩之税，视丰凶以为多寡，岁岁如此，不独在错等之年也。
《禹贯》之所谓赋，《郑注》、《孔疏》皆主谷税，而军赋不与焉。苏氏始云「赋，田所出粟米兵车之类」，而《蔡传》取之。盖以周时军旅之征，亦谓之赋。《周礼》《大司马》注曰：赋，给军用者也。《小司徒》注曰：赋谓出车徒给繇役也。《论语》：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孔安国注云：兵赋也。《左传》曰：天子之老，请帅王赋。又曰：悉索敝赋。又曰：韩赋七邑。又曰：鲁赋八百乘，邾赋六百乘。又曰：郐无赋于司马。其所谓赋，皆军赋也。故蔡以苏说为长，而其实不然。按周以前无谓兵为赋者。《左传》云：少康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此即司马法一成之赋也。而称众不称赋，则唐、虞更可知矣。王耕野云：九州田赋，止是米谷，非必兵车。此言得之。然苏说亦非独创，仍出于郑。郑注《诗韩奕》云：禹甸之者，决除其灾，使成平田，定贡赋于天子。与《禹贡》注所言治田出谷者合。及注《信南山》则又曰：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车一乘以为赋法。夫禹甸之义，一也。何以梁山为治田，而南山为兵赋。是郑自言之而自破之也。纷纷诸说，又何怪焉。观甸服之赋，惟纳总、銍、秸、栗、米，则《经》文自有明徵，不烦后人之聚讼矣。郑以周之丘乘释禹甸，犹以汉之口钱当九赋，并非经旨，不可援以入《禹贡》也。
冀州天子所自治，无贡名。其土之所生而供于上者，亦谓之赋。故赋特系于土之下、田之上。林氏况之以载师园、廛、漆、林之征，亦但仿像其事，不可一一求合。新安陈氏云：场、圃等征，载师掌之；林木、蒲苇等，林衡、泽虞掌之；金、锡、禽、鱼，丱人、牧人、罟人掌之。他以类推，则其法又加密矣。尧、舜之世，恐未必然。孟子言：王政之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又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又云：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盖山泽之利，但为之厉禁，使民不妄取而已，未尝有所征也。晏子告景公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此言齐之徵敛无度也。曾谓洪水初平，艰食方奏，正孟子所谓王道之始，而取民纤悉不遗，有如陈氏之所言邪。然则冀之土赋，其谓之何？曰：准以八州之贡物，则冀赋可知也。吕伯恭云：八州之贡，皆衣服器用之物，所谓惟正之供。冀之土赋，亦当如是。盖惟吉凶礼乐之事，用之必不可阙者，则视其所有而量取之，初非藉以为富国之资也。此不特与叔世无艺之征，相去悬绝，即《周官》九职之地贡，亦有不可同年而语者矣。
《疏》云：赋以收获为差，田以肥瘠为等。若田在赋上，则赋宜从田。田美则赋重，无以见人功修否。故令赋先于田，以见赋由人功。此州既见此理，馀州从而可知。皆令赋在田下，欲见赋从田出也。渭按：孔说非是。欲见人功之修否，不在田赋先后之间，《经》殊不为此。盖馀州先田后赋，正例也。此州兼有土赋，故特变例书之，以见赋不皆出于田耳。林说确不可拔。
○厥田惟中中。
［《传》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为第五。《正义》曰：郑玄云：田著高下之等者，当为水害备也。则郑谓地形高下为九等也。王肃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则肃谓定肥瘠以为九等也。如郑之义，高处地瘠，出物既少，不得为上。如肃之义，肥处地下，水害所伤，不得为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共相参对，以为九等。上言厥土，此言厥田。田、土异者。郑玄云：地当阴阳之中，能吐生万物者曰土。据人功作力，竞得而田之，则谓之田。田、土异名，义当然也。又曰：郑玄云：此州入谷不贡，下五百里甸服。《传》云：为天子服治田，是田入谷，故不献贡篚，差异于馀州也。林氏曰：冀独不言贡篚者，冀、天子畿内之地，无所事于贡篚也。夏氏曰：田之高下，既分九等，则赋亦当称是。今乃有异同者，盖地有广狭，民有多少，则其赋税之总数，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准之。况洪水初平，荡析离居者，犹未复业，必有偏聚之处。故地力有辟不辟，人功有修不修，是以赋之所入，与田之等级，如此辽绝也。吴氏曰：田赋之等不同，何也？赋之九等，以各州岁入总数，较其多寡而为高下也。数之最多者，为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较其肥瘠而为高下也。地之最肥者，为上上。］
刘敞《七经小传》曰：九州之境，有大小之不齐，其定田也，以田之美恶为等。州虽小而田美，则居上。州虽大而田恶，则居下。不复问其大小也。其定赋也，以赋之多寡为差。州大者其赋多，州小者其赋少，不尽系其美恶也。渭按：冀大，赋第一；兖小，赋第九。与刘说合。然雍、梁大于豫，豫赋第二，而雍乃第六，梁乃第八。青、徐小于扬，扬赋第七，而青乃第四，除乃第五。是赋之多寡，不尽由于地之大小，故必兼人功言之，而后其义始备。
田赋之等，非九州攸同，无从相校而第其高下，然亦唯据告成时言之。其告成以后，岂竟无迁改。《孔疏》于雍州说九等云：治水之后，即为此差，在后随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斯言实获我心。正者犹难永定，则杂出之等，愈可知矣。
周王畿千里之内，亦有贡。一是九职所税。太府谓之万民之贡，其目则具于《闾师》：农贡九谷，圃贡草木，工贡器物，商贡货贿，牧贡鸟兽，嫔贡布帛，衡虞各贡其物是也。一是采地所入。《左传》：昭十三年，子产曰：卑而贡重者，甸服也。《注》云：谓天子畿内供职贡者。盖畿内有三等采地，公卿大夫及王子弟，各以其所食之馀，输之于王，名曰贡。此周制也。《禹贡》则不然。采地在侯服，而甸服无之。千里之内，皆天子所自治，民以其土之所生，上供天子，亦谓之赋。而九职所税，以人不以土，尧时未有，故冀无贡也。《疏》云：甸服止方千里，冀之北土境界甚遥，远都之国，必有贡篚。此言良是。然禹治冀州之水，及太原、恒山而止。太原、恒山以北，未暇施功。冀之北土，尚无定赋，安得有贡篚？惟是衡漳、恒、卫、大陆之区，当为侯服时，已就疆理，不知何以无贡。岂以帝都距西河裁三百馀里，而绝长补短，以充千里之数，故东方此等肥饶之地，皆入甸服，虽有所供于上，而不名为贡与？义实难晓，姑识此以待来哲。
○恒、卫既从，大陆既作。
［《传》曰：二水已治，从其故道。大陆之地，已可耕作。《正义》曰：《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阳县，东入滱水。卫水出常山灵寿县，东入滹沱。大陆在钜鹿县北。《释地》十薮云「晋有大陆」。孙炎等皆云今钜鹿县广河泽也。广平曰陆，泽虽卑下，旁带广平之地，故统名焉。曾氏曰：恒、卫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远，大陆地最卑，而河所经，故其成功在田赋之后。林氏曰：恒、卫、大陆成功在田赋既定之后，故不与覃怀、衡漳文势相属。黄氏曰：河未入海，则恒、卫合而为弥漫之势，大陆沦焉。自河北流不壅，恒、卫皆顺从，大陆于是可耕作矣。东阳陈氏曰：谓大陆为地者，盖以陆名地也；谓大陆为泽者，盖大陆之旁有泽，而因地以名泽也。今《经》言「大陆既作」，则是其地已可耕作，而泽则非可以言作矣。故孔说为当。渭按：上曲阳今为曲阳县，属直隶真定府之定州，其故城在县西。灵寿县今属真定府，其故城在县西北。恒即滱水，卫即滹沱也，古今异名耳。据黄氏说，此二役当在兖「九河既道」之后，故不与覃怀、衡漳文势相属也。］
或问：恒、卫、滱、滹沱，《汉志》明列为四水，子谓恒即滱，卫即滹沱，亦有所据乎？曰：有之。《水经注》云：滱水东过上曲阳县北，恒水从西来注之。自下滱水兼纳恒川之通称，即《禹贡》所谓「恒、卫既从」也。此非恒即滱之明证邪？《水经》无滹沱之目，见浊漳、易、滱、巨马诸篇中，仅一二语，故卫水无考。然《郦注》凡二水合流言自下互受通称者，不可枚举，则滹沱受卫之后，亦得通称卫水可知也。不然，恒水出曲阳县西北，至县东北入滱；卫水出灵寿县东北，至县东南入滹沲。其所历不过数十里之地，曾谓是寻常之溪涧，而勤禹功之荒度乎哉！虽至愚者，亦知其无是理矣。
《周礼》《职方氏》并州山镇曰恒山，其川宓池、呕夷。呕夷即后世所谓滱水也。《山海经》曰：高是之山？滱水出焉，东流注于河。《汉志》代郡灵丘县下云：滱河东至文安入大河，过郡五，行九百四十里，并州川。《礼记》：晋人将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恶池。《注》云：「恶」当为「宓」字误也。《山海经》曰：大戏之山，滹沲之水出焉。《战国策》苏秦说燕曰：南有呼沱、易水。《汉志》代郡卤城县下去：宓池河东至参合入哮沱别，并州川。从河东至文安入海，过郡六，行千三百七十里。此即《禹贡》之恒、卫也。然禹主名山川，曲阳以下之滱，本名恒；灵寿以下之滹沱，本名卫。其出高是、泰戏者，则恒、卫之别源也。自周以宓池、呕夷为并州之川，其名著，而恒、卫之名遂隐。于是冀州二大川，以恒阳溪、雷沟河数十里之原委当之，蔡氏因目恒、卫为小水，而《经》义几不可通矣。
《水经注》：滱水出代郡灵丘县西北高氏山，即沤夷之水也。东南流合温泉水，又东迳灵丘县故城南，入峡谓之隘门。又东迳广昌县南，又东迳倒马关，又东南迳中山上曲阳县北，恒水从西来注之。又东迳中人亭南，又东迳乐羊城北，又东迳唐县故城，又东迳安喜县南，〔丁晏曰：安熹县误作「安喜」。〕又东迳安国县北，又东北迳解渎亭北，又东北迳蠡吾县故城南，又东迳博野县故城南，又东北迳侯世县故城南，又东北迳陵阳亭东，又北左会博水，又东北迳依城北，世谓之依城河。又东北迳阿陵县故城东，又东北至长城，注于易水。以今舆地言之，浑源、灵丘、广昌、曲阳、唐县、定州、庆都、祁州、博野、蠡县、高阳、安州、新安、任丘、文安诸州县界中，皆古滱水之所行也。宋初犹未改。自咸平中，何承矩兴塘泺，以限契丹戎马之足。于是始引水归北，而文安之渎遂空。其后滱水仍自蠡县改流，经肃宁、河间、雄县、任丘以至文安，而不复北行。明时则又自雄县改流入霸州保定界，为玉带河，不复入文安矣。此恒水下流变徙之大略也。晁以道云：今之恒水，西南流至行唐县，东流入于滋水。又东南流入于衡水。然则恒水之源所谓恒阳溪者，亦改流南向，合于漳水，而曲阳以下，渎同而源则非矣。
滹沱，大川也。《水经》当自为一篇。顷阅《寰宇记》镇州真定县蒲泽下引《水经注》云：滹沱河水东迳常山城北，又东南为蒲泽，济水有梁焉，俗谓之蒲泽口。又滋水下引《水经》云：滋水又东至新市县，入滹沱河。又深州饶阳县枯白马渠下引《水经》云：滹沱河，又东有白马渠出焉。又瀛州河间县大浦淀下引《水经注》云：大浦下导，陂沟竞奔，咸注滹沱，是故人因决入之处，谓之百道口。此四条检今本无之，则似《水经》元有滹沱水篇，宋初尚存，而其后散逸。滹沱原委，不可得详，惜哉！《汉志》代郡之卤城，常山郡之蒲吾、灵寿、南行唐、新市，信都国之信都，河间国之弓高、乐成，勃海郡之成平、东光、参户、东平舒、文安皆有滹沱，弓高、乐成、参户又有滹沱别水，而发源经过之地未悉。今据《元和志》所载以补《水经》之阙：滹沱水出代州繁畤县泰戏山，西南流迳唐林县东，又西南迳崞县东，又西南迳秀容县东，东转迳定襄县北，又东迳五台县西南，又东迳盂县北，又东南迳灵寿县西南，卫水注之。又东南迳真定县北，又东南迳九门县西，又东南迳槁城县东，又东迳鼓城县北，又东迳深泽县南，又东迳无极县北，又东北迳鹿城县西北，又东迳安平县南，又东北迳饶阳县北。自此以下当入瀛、莫二州境，而《元和志》亦阙。案《寰宇记》瀛州河间县西二十里，高阳县东北十四里，莫州鄚县南二里，霸州大城县北一百三十里，文安县西北三十里，皆有滹沱水。此即《汉志》所云「从（泒）河东至文安入海」者。以今舆地言之，繁畤、代州、崞县、忻州、定襄、五台、盂县、灵寿、真定、槁城、深泽、无极束鹿、博野、安平、饶阳、高阳、任丘、大城、文安诸州县界中，皆古滹沱水之所行也。宋初犹未改，自塘泺既兴，引水归北，而文安之渎堙废，遂以乐成之滹沱别水为滹沱之正流，而故道不可复问。明天启后，渐徙而南。至本朝顺治二年，自束鹿南决入冀州，与漳水浑涛，而安平、饶阳之地，不复有滹沱矣。滹沱在河北群川中，溢决尤甚，未有数年不变者，而从冀州合于漳水，亦犹黄河之与淮合，均为古今水道之极变也。
东汉以后浮阳、参户、东平舒、章武、泉州诸县界中，漳、清合流之渎，即古徒骇河，西汉时大河犹行之者也。故《汉志》云：滱水东至文安入大河；滹沱东至参户，合滹沱别，从（泒）河东至文安入海。是恒、卫皆于文安入河也。据《水经注》：易水迳容城县南，又东合滱水，自下互受通称，又东至文安县与滹沱合，又东至泉州县南东入于海。此即合漳、御，由潮河至独流口入海之道也。自塘泺兴，而文安、大城诸水，多入白河，其行潮河者，唯漳、御耳。古时滱、易、滹沱，混而为一，自文安会大河入海。西汉时犹然。而程泰之谓滹、易中高，不与河通，何邪？惟二水皆入河，故禹必先道九河，而后治恒、卫，从河以入海。不然，海口壅塞，虽欲治二水，不可得也。
冀州有三大陆。一在钜鹿郡北，班固系诸《禹贡》，又名钜鹿泽。《吕氏春秋》云：赵有钜鹿，又名广河泽。《尔雅》：晋有大陆。孙炎云：今钜鹿县广河泽是也。此真《禹贡》之大陆也。一在河内修武县。《左传》：定公元年，魏献子田于大陆，还，卒于甯。杜预云：大陆疑即吴泽陂，近甯是也。一在太原邬县。班固云：九泽在县北，是为昭徐祁，并州薮。郦道元云：《吕氏春秋》谓之大陆是也。斯二者，皆非《禹贡》之大陆也。今按：《吕览》九薮既云「晋之大陆」，又云「赵之钜鹿。」如谓大陆即钜鹿，则一泽不应两见，故道元以邬泽当之。盖晋为唐叔始封，大陆宜在其境内，而钜鹿当战国时实为赵地，故分为二泽也。要之，广平曰陆，是处有之，其大者，则谓之大陆。犹之高平曰原，亦是处有之，其大者，则谓之太原耳。然晋之大陆在汉大陵县界，「陆」恐是「陵」字之误。
《蔡传》引程氏曰：大陆云者，四无山阜，旷然平地。杜佑、李吉甫以为邢、赵、深三州之地者，得之。今按：《汉志》「钜鹿县《禹贡》大陆泽在北」，一而已。而唐人所言不一。《通典》有二：赵州昭庆县，隋为大陆县有大陆泽；深州陆泽县有《禹贡》大陆泽，是也。《元和志》有四。邢州钜鹿县，大陆泽，一名钜鹿泽，在县西北，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葭芦、菱连、鱼蟹之类，充刃其中，泽畔又有咸泉，煮而成盐，百姓资之。赵州昭庆县，广阿泽在县东二十五里，即大陆别名。深州鹿城县，大陆泽在县南十里。又陆泽县南三里，即大陆之泽是也。故程泰之谓以邢、赵、深三州之地为大陆，自杜、李始。愚窃谓：唐钜鹿县东境，亦汉钜鹿县地，泽在西北，接昭庆界。盖一泽跨二县之境，即班固所云「在钜鹿县北」，孙炎所云「今钜鹿县广河泽」者也。而志家唯以平乡为古钜鹿，求此泽而不得，遂言今尽为丘陇。岂知《元和志》独详于钜鹿，原不在平乡界邪！《宋河渠志》云：大观元年河决，陷钜鹿县，迁县于高地。又以隆平下湿，亦迁之。则二县地势最卑，泽在其间明矣。唐人亦似知漳水即禹河，故以南宫所出之洚渎，为「北过降水」，以深州之大陆泽，为「至于大陆」。意谓如此，则大陆在过降之后，与《经》适合。故不主钜鹿而取陆泽，然枯洚乃汉时漳水之徙流，实非禹迹。即以为禹迹，此亦是河别为降，不可谓之过也。大陆在邢、赵二州界，而深不与焉。傅同叔云：凡广河泽以东，其地平广，绵延千里，皆谓之大陆。是瀛、沧亦大陆矣。河自大陆又北，始播为九河。诚如傅言则许商所谓「九河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馀里」者，将何所容其地邪？
大陆禹更有浚畎浍之功，非因「恒、卫既从」，而遂得耕作也。观复言既可见。盖大陆地形洿下，东有大河，北有恒、卫。先是九河未通，恒、卫未从，合而为弥漫之势，平田皆成巨浸，至是二水从河以入海。禹乃浚其畎浍，达于支川，其泽亦为之陂障，以资蓄泄，而耕作之事以兴。故复言既，明其非一役也。
○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
［《传》曰：海曲谓之岛。碣石，海畔山。《正义》曰：岛是海中之山，夷居其上为岛夷。王肃云：东北夷国也。《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骊城县西南」，是碣石为海畔山也。苏氏曰：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夹，挟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顾碣石，如在挟掖也。林氏曰：岛夷皮服者，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献其皮服也。《禹贡》于九州之末，皆载其达于帝都之道。周希圣谓天子之都，必求其舟楫之所可至，使夫诸侯之朝贡，商贾之贸易，虽其地甚远，而其输甚易。此说得之。冀州三面距河，是其设都之意，实有取于转输之利，朝贡之便也。《禹贡》所载，上言田赋贡篚之事，而于下言所由以达帝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具备，而皆以河为主，盖达于河则达于帝都故也。朱子曰：碣石山负海，当河入海之冲，自海道夹出碣石之右，然后入河，而达帝都也。蔡氏曰：岛夷以皮服来贡，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转，而碣石在其右，转屈之间，故曰夹右也。金氏曰：皮服即《尔雅》所谓东北方之文皮者。都昌陈氏大曰：此夷狄献方物以自效，与冀州不言贡，不相妨碍。郑氏曰：碣石与岛夷连书，此即岛夷入贡之道也。渭按：《通典》：三韩在海岛之上，朝鲜之东南。盖即此所谓岛夷。骊成，后汉省。《说文》：碣，特立之石。东海有碣石山。据文颖、郦道元所说，当在直隶永平府昌黎县东南，今其地无山以应之。辩见《导山》。河谓逆河，凡九州之末，皆言贡道，然亦所以纪治水之成功。曰夹右碣石入于河，则破碣石纳河流之事，隐然可见矣。］
九州之末，各载其通于帝都之道。《传》以为禹治一州之水既毕，遂还帝都，白所治，非也。禹欲白所治，不必身入帝都，即使身入帝都，亦何难于陆行，而必循各州纡回之水道，以废时失事哉。郑康成谓治水既毕，更复行之，观地肥瘠，定贡赋上下。如此则不当叙于田赋贡篚之后。王肃谓功主于治水，故详记各州往还乘涉之水名。今按：所载皆达河之道，非有往还乘涉之事，诸说皆不可通。至周氏之言出，而其义始定。此实后人胜前人处，谓今必不古若者，曲士之见也。
郑康成云：鸟夷，东方之民，搏食鸟兽者。《史记》《正义》以靺鞨为鸟夷，引《括地志》云：靺鞨国，古肃慎也。在京东北万里已下，东及北各抵大海，其人多勇力，善射，弓长四尺如弩，矢用楛，长一尺八寸，青石为镞。渭按：此即周初所贡之楛矢、石弩也。然《史记》言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北有肃慎，东有鸟夷。则自是二种，鸟夷非即肃慎。且洪水初平，肃慎亦未遽通也。今本作「岛夷」，薛士龙云：海上诸夷，濊貊、肃慎之属。按海中之山，水绕其四面，斯谓之岛。岛夷唯倭、韩可以当之，濊貊，肃慎等国，止东面临大海，馀皆通陆，不得为岛夷。
《汉书》《朝鲜传》：真番、辰国欲上书见天子，又雍阏弗通。辰国即三韩地也。《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二年，东夷韩国人率众诣乐浪内附。《东》《夷传》：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辰。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其北与濊貊接；弁辰在辰韩之南，亦有十二国，其南亦与倭接。凡七十八国，百济是其一国焉。大者万馀户，小者数千家，各在山海间，地合方四千馀里，东西以海为限，皆古之辰国也。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尽王三韩之地。《北史》：新罗者，本辰韩种也，地在高丽东南。辰韩亦曰秦韩，相传言秦世亡人避役来适马韩，割其东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韩。其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辰韩王常用马韩人作之，不得自立王。辰韩之始有六国，稍分为十二，新罗则其一也。《唐书》《东夷传》：高丽地东跨海、距新罗，南亦跨海、距百济。百济，扶馀别种也，南倭、北高丽皆逾海乃至。其东则新罗。新罗，弁韩苗裔也。地横千里，纵三千里。东距长人、东南日本、西百济、北高丽。今按：新罗、百济，本三韩七十八国中之二。至唐时，则有新罗、百济而无三韩之目。《辽史》《地理志》有高州三韩县。辰韩为扶馀，弁韩为新罗，马韩为高丽。开泰中，圣宗伐高丽，俘三国之遗人于辽东界中，侨置三韩县。今以辽东为三韩，非也。古韩国在朝鲜东南大海中，依山岛而居，水环其四面，故曰岛夷。此正值逆河之尾，亦不可谓不与河通也。至若滹、易二水各流，至文安入河。它日幽、并贡道，正须由此，而以为不与河通，北来者必由海入，大谬。且告成之时，冀北尚未制贡，此《经》专为岛夷而设，与五郡之地，全无交涉也。